中國葡萄酒文化有人説，葡萄酒是外來文化，因而它長期被列入“洋酒”之列。但實際上，最原始的“酒”是野生漿果經過附在其表皮上的野生酵母自然發酵而成的果酒，稱為“猿酒”，意思是這樣的酒是由我們的祖先發現並“造”出來的。而我國是世界人類和葡萄的起源中心之一，因此，葡萄酒應是“古而有之”了。

　　1.中國早期關於葡萄屬植物的文字記載

　　葡萄，我國古代曾叫“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葡萄酒則相應地叫做“蒲陶酒”等。此外，在古漢語中，“葡萄”也可以指“葡萄酒”。關於葡萄兩個字的來歷，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寫道：“葡萄，《漢書》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飲之，則醄然而醉，故有是名”。“酺”是聚飲的意思，“醄”是大醉的樣子。按李時珍的説法，葡萄之所以稱為葡萄，是因為這種水果釀成的酒能使人飲後醄然而醉，故借“酺”與“醄”兩字，叫做葡萄。

　　我國是葡萄屬植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原産于我國的葡萄屬植物約有30多種(包括變種)。例如分佈在我國東北、北部及中部的山葡萄，産于中部和南部的葛藟，産于中部至西南部的刺葡萄，分佈廣泛的蘡薁等等，都是野葡萄。

　　我國最早有關葡萄的文字記載見於《詩經》。

　　《詩周南蓼木》：“南有蓼木，葛藟累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詩王風葛藟》：“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詩豳風七月》：“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從以上三首詩，可以了解到在《詩經》所反映的殷商時代(公元前17世紀初——約公元前ll世紀)，人們就已經知道採集並食用各種野葡萄了。

　　《周禮》是儒家經典之一，蒐集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制度，並添附了儒家政治理想。文繁事富，體大思精，學術治術無所不包，歷來為學者所重。《周禮地官司徒》記載：“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鄭玄注：“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批把之屬。”這句話譯成今文就是：“場人，掌管廓門內的場圃，種植瓜果、葡萄、批把等物，按時收斂貯藏。”這樣，在約300O年前的周朝，我國已有了家葡萄和葡萄園，人們已知道怎樣貯藏葡萄。在當時，葡萄是皇室果園的珍異果品。

　　2.漢武帝時期——我國葡萄酒業的開始

　　我國的歐亞種葡萄（即在全世界廣為種植的葡萄種）是在漢武帝建元年間，歷史上著名的大探險家張騫出使西域時(公元前138—前l19年)從大宛帶來的。大宛，古西域國名，在今中亞的塔什幹地區，盛産葡萄、苜蓿，以汗血馬著名。《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桃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敗”。“漢使(指張騫)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桃。”在引進葡萄的同時，還招來了釀酒藝人。據《太平禦覽》，漢武帝時期，“離宮別觀傍盡種蒲萄”，可見漢武帝對此事的重視，並且葡萄的種植和葡萄酒的釀造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

　　我國的栽培葡萄從西域引入後，先至新疆，經甘肅河西走廊至陜西西安，其後傳至華北、東北及其它地區。

　　到了東漢末年，由於戰亂和國力衰微，葡萄種植業和葡萄酒業也極度困難，葡萄酒異常珍貴。《三國志魏志明帝紀》中，裴松子注引漢趙岐《三輔決錄》：“(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孟佗是三國時期新城太守孟達的父親，張讓是漢靈帝時權重一時、善刮民財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傾其家財結交張讓的家奴和身邊的人，並直接送給張讓一斛葡萄酒，以酒賄官，得涼州刺史之職。漢朝的一斛為十斗，一斗為十升，一升約合現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現在的20升。也就是説，孟佗拿26瓶葡萄酒換得涼州刺史之職! 可見當時葡萄酒身價之高。

　　3.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葡萄酒業的恢復及葡萄酒文化的興起

　　到了魏晉及稍後的南北朝時期，葡萄酒的消費和生産又有了恢復和發展。從當時的文獻以及文人名士的詩詞文賦中可以看出當時葡萄酒消費的情況。

　　魏文帝曹丕喜歡喝酒，尤其喜歡喝葡萄酒。他不僅自己喜歡葡萄酒，還把自己對葡萄和葡萄酒的喜愛和見解寫進詔書，告之於群臣。魏文帝在《詔群醫》中寫道：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非長者不別也。……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説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甘於鞠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邪。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

　　作為帝王，在給群醫的詔書中，不僅談吃飯穿衣，更大談自己對葡萄和葡萄酒的喜愛，並説只要提起葡萄酒這個名，就足以讓人唾涎了，更不用説親自喝上一口，這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三國志魏書魏文帝記》是這樣評價魏文帝的：“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疆識，才藝兼該。”有了魏文帝的提倡和身體力行，葡萄酒業得到恢復和發展，使得在後來的晉朝及南北朝時期，葡萄酒成為王公大臣、社會名流筵席上常飲的美酒，葡萄酒文化日漸興起。這在當時的不少詩文裏都有反映。

　　陸機在《飲酒樂》中寫道：

　　蒲萄四時芳醇，琉璃千鐘舊賓。

　　夜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催人。

　　春風秋月恒好，歡醉日月言新。

　　陸機(261—303)是三國時東吳名臣陸遜的孫子。吳亡後，他于晉太康末應詔入洛陽，曾為太子洗馬、中書郎等職。《飲酒樂》中的“蒲萄”是指葡萄酒。詩中描繪的是當時上流社會奢侈的生活：一年四季喝著葡萄美酒，每天都是醉生夢死。這時的葡萄酒是王公貴族們享用的美酒，但已比較容易得到，決非漢靈帝時孟佗用來賄官時的價格，否則誰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喝它。

　　在一百多年的南北朝時期，常有文人名士歌咏葡萄酒的詩作。庾信(513—581)在他的七言詩《燕歌行》中則寫道：

　　蒲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

　　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表得千年。

　　庾信在詩中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不如去飲一杯葡萄酒換來千日醉，或者為了長生去學煉丹的神仙。若能取得金丹作幾次服食，定能像千年矗立的華表，永享天年。詩中將飲用葡萄酒與服用長生不老的金丹相提並論，可見當時己認識到葡萄酒是一種健康飲料。

　　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種植張騫引進的歐亞種葡萄的同時，也人工種植我國原産的葡萄，這可從當時的詩文中反映出來。曹操的小兒子曹植在《種葛篇》中有“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發恩義深。”的詩句。

　　4.唐代——燦爛的葡萄酒文化

　　隋文帝重新統一中國後，經過短暫的過渡，即是唐朝的“貞觀之治”及一百多年的盛唐時期。這期間，由於疆土擴大，國力強盛，文化繁榮，喝酒已不再是王公貴族、文人名士的特權，老百姓也普遍飲酒。盛唐時期，社會風氣開放，不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飲酒。女人豐滿是當時公認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種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別欣賞楊玉環醉韻殘粧之美，常常戲稱貴妃醉態為“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當時，女性化粧時，還喜歡在臉上涂上兩塊紅紅的姻脂，是那時非常流行的化粧法，叫做“酒暈粧”。近年港臺和沿海城市流行的“曬傷粧”，即一千多年前唐朝婦女的“酒暈粧”。

　　盛唐時期，人們不僅喜歡喝酒，而且喜歡喝葡萄酒。因為到唐朝為止，人們主要是喝低度的米酒，但當時普遍飲用的低度糧食酒，無論從色、香、味的任何方面，都無法與葡萄酒媲美，這就給葡萄酒的發展提供了市場空間。

　　當時葡萄酒面臨著的真正的發展機遇是：在國力強盛，國家不設酒禁的情況下，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鍾愛葡萄酒，唐太宗還喜歡自己動手釀製葡萄酒。據《太平禦覽》：“(唐)高祖(李淵)賜群醫食于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乃止，固賜物百段。”由此可見，在唐初，經過戰亂，葡萄種植與釀酒基本已萎縮，連朝中大臣的母親病了想吃葡萄而不可得，只有在皇帝宴請大臣的國宴上方有鮮葡萄。

　　《太平禦覽》記載，唐太宗貞觀13年(640年)，唐軍在李靖的率領下破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唐太宗從高昌國獲得馬乳葡萄種和葡萄酒法後，不僅在皇宮禦苑裏大種葡萄，還親自參與葡萄酒的釀製。釀成的葡萄酒不僅色澤很好，味道也很好，並兼有清酒與紅酒的風味。

　　盛唐時期社會穩定，人民富庶。由於帝王、大臣喜好葡萄酒，民間釀造和飲用葡萄酒也十分普遍。這些在當時的詩歌裏都反映。

　　詩人李欣，《唐才子傳》稱其“性疏簡，厭薄世務”。他在《古從軍行》中寫道：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

　　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雲萬里無城廓，雨雪紛紛連大漠。

　　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

　　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

　　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李欣這首《古從軍行》寫了邊塞軍旅生活和從軍徵戎者的複雜感情，借用漢武帝引進葡萄的典故，反映出君主與百姓、軍事擴張與經濟貿易、文化交流與人民犧牲之間尖銳而錯綜複雜的矛盾。全詩風格蒼勁悲壯。詩的結尾借用葡萄引進的典故，揭示戰爭後果，雖不加評判但愛憎分明，為這首詩的藝術特色之一。

　　自稱“五斗先生”的王績不僅喜歡喝酒，還精於品酒，寫過《酒經》、《酒譜》。他在《題酒家五首》(一作《題酒店壁》)中寫道：

　　竹葉連糟翠，蒲萄帶曲紅。

　　相逢不令盡，別後為誰空。

　　這是一首十分得體的勸酒詩。朋友聚宴，杯中的美酒是竹葉青和葡萄酒。王績勸酒道：今天朋友相聚，要喝盡樽中美酒，一醉方休! 它日分別後，就是再喝同樣的酒，也沒有興致了。

　　李白，又稱“詩仙”、“酒仙”，素有“鬥酒詩百篇”的名聲，十分鍾愛葡萄酒，甚至在酒醉奉詔作詩時，還忘不了心愛的葡萄酒。他在《對酒》中寫道：

　　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

　　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

　　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

　　實際上，李白不僅是喜歡葡萄酒，更是迷戀葡萄酒，恨不得人生百年，天天都沉醉在葡萄酒裏。《襄陽歌》就是他的葡萄酒醉歌。他在《襄陽歌》中寫道：“……，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江鴨頭綠，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築糟丘臺。……”詩人李白幻想著將一江漢水都化為葡萄美酒，每天都喝它三百杯，一連喝它一百年，也確實要喝掉一江的葡萄酒。從詩中也可看出，當時葡萄酒的釀造已相當普遍。

　　曾官至吏部侍朗、京兆尹的大詩人、大學者翰愈，在《蒲萄》詩中寫出了他種植葡萄的細心：

　　新莖未遍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

　　若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須。

　　另外，還有很多有關葡萄與葡萄酒的詩句。在白居易的《和夢遊春詩一百韻》中有“帶襭紫蒲萄，袴花紅石竹”的詩句；在《房家夜宴喜雪戲贈主人》中有“酒鉤送盞推蓮子，燭淚黏盤壘蒲萄”的句子；在《寄獻北郡留守裴令公》中有“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的詩句。劉禹錫在《蒲桃歌》中寫了他從種植葡萄到收穫葡萄的全過程，包括了修剪、搭葡萄架、施肥、灌溉等栽培管理，並且獲得葡萄豐收。劉禹錫作為政府的高官，能準確地掌握葡萄栽培技術，可見盛唐時期葡萄種植業的發達。

　　在唐代的葡萄酒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王翰的《涼州詞》了。詩中寫道：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邊塞荒涼艱苦的環境，緊張動蕩的軍旅生活，使得將士們很難得到歡聚的酒宴。這是一次難得的聚宴，酒，是葡萄美酒；杯，則是“夜光杯”。據《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杯，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鮮艷如血的葡萄酒，滿注于白玉夜光杯中，色澤艷麗，形象華貴。如此美酒，如此盛宴，將士們莫不興致高揚，準備痛飲一番。正值大家“欲飲”未得之際，馬上琵琶奏樂，催人出征。此時此地，琵琶作聲，不為助興，而為催行，誰能不感心頭沉重? 這酒還喝不喝呢? 這時，座中有人高喊，男兒從軍，以身許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有酒且當開懷痛飲! 醉就醉吧，就是醉臥沙場也沒有什麼丟臉的，自古以來有幾人能從浴血奮戰的疆場上生還呢! 於是，出征將士豪興逸發，舉杯痛飲。明知前途險厄，卻仍然無所畏懼，勇往直前，表現出高昂的愛國熱情。

　　在眾多的盛唐邊塞詩中，這首《涼州詞》最能表達當時那種涵蓋一切、睥睨一切的氣勢，以及充滿著必勝信念的盛唐精神氣度。明朝王世貞稱此詩為無瑕之璧，與王昌齡的《出塞》同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此詩也作為千古絕唱載入中國乃至世界葡萄酒文化史。

　　5.宋代——我國葡萄酒業發展的低潮期

　　宋代葡萄酒發展的情況可以從蘇東坡、陸游、元好問等的作品中看出來。

　　蘇東坡的《謝張太原送蒲桃》寫出了當時的世態：

　　冷官門戶日蕭條，親舊音書半寂寥。

　　惟有太原張縣令，年年專遣送蒲桃。

　　蘇東坡一生仕途坎坷，多次遭貶。在不得意時，很多故舊親朋都不上門了，甚至連音訊都沒有。只有太原的張縣令，不改初哀，每年都派專人送葡萄來。從詩中，我們還知道，到了宋朝，太原仍然是葡萄的重要産地。

　　到了南宋，小朝庭偏安一隅。當時的臨安雖然繁華，但葡萄酒卻因為太原等葡萄産區已經淪陷，顯得稀缺且名貴，這可從陸游(l125—1210)的詩詞中反映出來。陸游的《夜寒與客燒幹柴取暖戲作》：

　　稿竹幹薪隔歲求，正虞雪夜客相投。

　　如傾瀲瀲蒲萄酒，似擁重重貂鼠裘。

　　一睡策勳殊可喜，千金論價恐難酬。

　　他時鐵馬榆關外，憶此猶當笑不休。

　　詩中把喝葡萄酒與穿貂鼠裘相提並論，説明葡萄酒可以給人體提供熱量，同時也表明了當時葡萄酒的名貴。

　　比陸游稍後的金國著名文學家元好問( l190—1257)曾作《蒲桃酒賦（並序）》：

　　劉鄧州光甫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並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幹，而汁流盎中，熏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密，一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屬子，子寧有意乎？”予曰：“世無此酒久矣。予亦嘗見還自西域者雲：′大石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未幾成酒，愈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説正與此合。物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是可賦也”。……

　　經過戰亂，真正的葡萄酒釀酒法在中土差不多已失傳。除了從西域運來的葡萄酒外，中土自釀的葡萄酒，大體上都是按《北山酒經》上的葡萄與米混合後加曲的“蒲萄酒法”釀製的，且味道也不好。

　　6.元代——我國葡萄酒業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時期

　　元朝立國雖然只有九十餘年，卻是我國古代社會葡萄酒業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時期。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元朝政府供職十七年，他所著的《馬可?波羅遊記》記錄了他本人在元朝政府供職十七年間所見所聞的大量史實，其中有不少關於葡萄園和葡萄酒的記載。在“物産富庶的和田城”這一節中記載：“（當地）産品有棉花、亞麻、大麻、各種穀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經營農場、葡萄園以及各種花園”。在“哥薩城”（今河北涿州）一節中説：“過了這座橋（指北京的盧溝橋），西行四十八公里，經過一個地方，那裏遍地的葡萄園，肥沃富饒的土地，壯麗的建築物鱗次節比。”在描述“太原府王國”時則這樣記載，“……太原府國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 那裏有好多葡萄園，製造很多的酒，這裡是契丹省唯一産酒的地方，酒是從這地方販運到全省各地。”

　　元朝的統治者十分喜愛馬奶酒和葡萄酒。據《元史?卷七十四》記載，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間，祭宗廟時，所用的牲齊庶品中，酒採用“潼乳、葡萄酒，以國禮割奠，皆列室用之”。“潼乳”即馬奶酒。這無疑提高了馬奶酒和葡萄酒的地位。至元二十八年五月(1291年)，元世祖在“宮城中建葡萄酒室”(《故宮遺跡》)，更加促進了葡萄酒業的發展。

　　葡萄栽培與葡萄酒生産的大發展

　　考慮到糧食短缺等原因，元世祖十分重視農桑，要求朝庭專管農桑、水利的部門“司農司”編纂農桑方面的書籍，用於指導地方官員和百姓發展農業生産。至元十年(1273年)，《農桑輯要》刻頒，全書共有六萬五千多字，分作七卷。該書是現存最早的官修農書，被頒發到各級勸農官，以指導農業生産。書中對“蒲萄”是這樣寫的：

　　“蒲萄：蔓延，性緣不能自舉，作架以承之。葉密陰厚，可以避熱(十月中，去根一步許，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莖薄實黍穰彌佳，無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濕，濕則冰凍。二月中還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則死。其歲久根莖粗大者，宜遠根作坑，勿令莖折。其坑外處，亦掘土並穰培覆之)。”可見，在元朝葡萄栽培不僅政府重視，確也達到了相當的栽培水平。

　　在政府重視、各級官員身體力行、農業技術指導具備、官方示範種植的情況下，元朝的葡萄栽培與葡萄酒釀造有了很大的發展。葡萄種植面積之大，地域之廣，釀酒數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當時，除了河西與隴右地區（即今寧夏、甘肅的河西走廊地區，並包括青海以東地區和新疆以東地區和新疆東部）大面積種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産地。

　　此外，為了保證官用葡萄酒的供應和質量，據明朝人葉子奇撰《草木子》記載，元朝政府還在太原與南京等地開闢官方葡萄園，並就地釀造葡萄酒。其質量檢驗的方法也很奇特，每年農曆八月，將各地官釀的葡萄酒取樣“至太行山辯其真偽。真者下水即流，偽者得水即冰凍矣。”

　　元代葡萄酒的消費

　　在元代，葡萄酒常被元朝統治者用於宴請、賞賜王公大臣，還用於賞賜外國和外族使節。同時，由於葡萄種植業和葡萄酒釀造業的大發展，飲用葡萄酒不再是王公貴族的專利，平民百姓也飲用葡萄酒。這從一些平民百姓、山中隱士以及女詩人的葡萄與葡萄酒詩中可以讀到。

　　以騎驢賣紗為生計的何失在《招暢純甫飲》中有“我甕酒初熟，葡萄漲玻璃”的詩句，儘管家貧靠賣紗度日，還是有自釀的葡萄酒招待老朋友。劉詵，多次被推薦都未能入仕，一輩子為窮教師，在他的《葡萄》詩中有“露寒壓成酒，無夢到涼州”的詩句 ，説明他也自釀葡萄酒。終生未仕、雲遊四方的天臺人丁復在《題百馬圖為南郭誠之作》中有“葡萄逐月入中華，苜蓿如雲覆平地”的詩句。終生在山中務農，自號“煮石山農”的王冕在《大醉歌》中有“古恨新愁迷草樹，不如且買葡萄醅”的詩句。隱居山中的“環谷先生”汪克寬在《秀上人飲綠軒》中寫道：“紺雲滿漲葡萄甕，青雨長懸瑪瑙瓶”。終生未仕的周權則在《葡萄酒》詩中詳細、貼切地描述了葡萄酒的釀製過程，並有“縱教典卻鹔鸘裘，不將一斗博涼州”的詩句。年僅三十而卒的女詩人鄭允端則在《葡萄》詩中寫道：“滿筐圓實驪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若使文園知此味，露華不應乞金盤”。文園，即漢文帝的陵園孝文園。

　　元代葡萄酒的稅收政策

　　元朝政府對葡萄酒的稅收扶持以及葡萄酒不在酒禁之列的政策使得葡萄酒的普及成為可能。同時，朝廷允許民間釀葡萄酒，而且家釀葡萄酒不必納稅。當時，在政府禁止民間私釀糧食酒的情況下，民間自種葡萄，自釀葡萄酒十分普遍。

　　元朝葡萄酒有較大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主要表現為稅收政策上。據《新元史》“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御史臺言：‘酒戶納課程，每石賣鈔四兩內納官課鈔一兩，葡萄酒每一千斤賣鈔一百兩內納官課鈔六兩。此係榷貨。難同商稅。葡萄酒合依酒戶一體納課’。戶部議：‘葡萄酒不用米曲，與釀造不同，仍依舊例三十分之一。’”這是對葡萄酒給予強有力的稅收政策的扶持。至元十年時，糧食酒的稅率是25%（四兩內納官課鈔一兩），而葡萄酒的稅率6%，御史們有意見，給元世祖上奏章，要求把葡萄酒的稅率提高到與糧食酒相同。元世祖讓戶部就此事拿出意見。戶部研究後上奉章：因為葡萄酒的釀造不用糧食與酒曲，所以，就是要與糧食酒區別對待，要按舊例，葡萄酒的稅率應該為3.3%（“依舊例三十分之一”），御史臺一提意見，葡萄酒的稅率不但沒有上去，反而從至元十年的6%下降為 3.3%。可見當時，對葡萄酒的扶持也是有不同意見的，但最高統治者很清楚，葡萄酒不消耗糧食，就是要堅決有力地予以扶持。據《元典章》，元大都葡萄酒係官賣（係榷貨），曾設“大都酒使司”，向大都酒戶徵收葡萄酒稅。大都坊間的釀酒戶，有起家鉅萬、釀葡萄酒多達百甕者。可見當時葡萄酒釀造已達相當規模。

　　元代葡萄酒文化與文化藝術

　　元代葡萄酒文化逐漸融入文化藝術各個領域。除了大量的葡萄酒詩外，在繪畫、詞曲中都有表現。祖上為西域人的丁鶴年有《題畫葡萄》：

　　西域葡萄事已非，故人揮灑出天機。

　　碧雲涼冷驪龍睡，拾得遺珠月下歸。

　　此外，鮮于樞的《觀寂照蒲萄》，傅若金的《題墨蒲桃》、《題松庵上人墨蒲桃二首》、《墨蒲萄》，張天英的《題蒲萄竹筍圖》，吳澄的《跋牧樵子蒲萄》等，舉不勝舉，可見在元代畫葡萄和在葡萄畫上題詩確實很流行。而在元朝眾多的葡葡畫中，最有名的則要數溫日觀的葡萄了。

　　僅從元人的詩歌來看，有關溫日觀畫葡葡的就有宋子虛的《僧日觀畫蒲萄》，鄭元佑的《溫日觀畫蒲萄》、《重題溫日觀畫蒲萄》，鄧文原的《溫日觀蒲萄》等，可見溫日觀在元朝的影響。溫日觀，號智歸子，宋末元初畫家，上海松江人，在杭州出家為僧，擅長草書，但他所畫的葡萄和畫葡萄的方法，使得他在元代很有名，世稱“溫葡萄。”柯九思則在《題溫日觀畫葡萄》中寫道：

　　學士同趨青瑣闥，中人捧出赤瑛盤。

　　丹墀拜賜天顏喜，翠袖攜歸月色寒。

　　柯九思，號丹丘山，淅江仙居人，曾任奎章閣鑒書博士，凡元文宗所藏書法名畫，均由他鑒定。由以上這首詩可以得知，溫日觀所畫的葡萄也被皇家收藏，而且溫日觀本人也曾被元朝皇帝接見過。關於溫日觀作葡萄畫的方法，曾任浙江儒學提舉的鄭元佑在《重題溫日觀葡萄》中有生動的描寫：

　　故宋狂僧溫日觀，醉憑竹輿稱是漢。

　　以頭濡墨寫葡萄，葉葉支支自零亂。

　　可見，溫日觀作畫的方法之奇特：先用酒把自己喝醉，然後大呼小叫地將頭浸到盛墨汁的盆子裏，再以自己的頭當畫筆畫葡萄。這與人稱“張顛”的唐代書法家張旭的風格相近。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記載：“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撮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題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

　　元散曲中的葡萄酒

　　有關葡萄和葡萄酒的內容，在元散曲中也多有反應。散曲是金、元兩代的一種歌曲，是當時人民群眾和文化學士雅俗共賞、喜聞樂見的一種通俗文學。散曲和雜劇——即“元曲”——是元代的絕藝，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杜仁傑在《集賢賓北?七夕》中寫道：“團圈笑令心盡喜，食品愈稀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剝的雞頭美，珍珠般嫩實。歡坐間夜涼人靜已，笑聲接青霄內。”

　　元代著名劇作家關漢卿在《朝天子?從嫁媵婢》中寫道：“鬢鴉，臉霞，屈殺了將陪嫁。規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回話，真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葡萄架。”

　　元散曲家張可久，字小山，慶元路（今浙江寧波）人，存留元散曲八百多篇，為元人中最多者。他的作品中也有涉及葡萄酒的，且多為清麗秀美之作。他在《山坡羊?春日》中寫道：

　　“芙蓉春帳，葡萄新釀，一聲金縷樽前唱。錦生香，翠成行，醒來猶問春無恙，花邊醉來能幾場。粧，黃四娘。狂，白侍郎。”

　　他在歌唱杭州西湖風光的《湖上即席》中寫道：

　　“六橋，柳梢，青眼對春風笑，一川晴綠漲葡萄，梅影花顛倒。藥灶雲巢，千載寂寥，林逋仙去了。九皋，野鶴，伴我閒舒嘯。”

　　他在《山中小隱》中寫道：

　　“裹白雲紙襖，挂翠竹麻條，一壺村酒話漁樵，望蓬萊縹緲。漲葡萄青溪春水流仙棹，靠團標穿空岩夜雪迷丹灶，碎芭蕉小庭秋樹響風濤。先生醉了。”

　　另外，在《酒邊索賦》、《水晶鬥杯》、《次韻還京樂》等散曲中也提及葡萄與葡萄酒。

　　從以上所列，我們不難得出元代飲用葡萄酒的普及和葡萄酒文化濃郁的結論。

　　7.明朝——我國葡萄酒業的低速發展時期

　　明朝是釀酒業大發展的新時期，酒的品種、産量都大大超過前世。明朝雖也有過酒禁，但大致上是放任私釀私賣的，政府直接向釀酒戶、酒鋪徵稅。由於釀酒的普遍，不再設專門管酒務的機構，酒稅併入商稅。據《明史?食貨志》，酒就按“凡商稅，三十而取一”的標準徵收。這樣，極大地促進了蒸餾酒和紹興酒的發展。

　　而相比之下，葡萄酒則失去了優惠政策的扶持，不再有往日的風光。明朝人謝肇淛撰寫的《五雜俎》對明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有較多的論述證辯。書中記載：“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密酒、樹汁酒、椰漿酒”。而明朝人顧起元所撰寫的《客座贅語》中則對明代的數種名酒進行了品評：“計生平所嘗，若大內之滿殿香，大官之內法酒，京師之黃米酒，……紹興之豆酒、苦蒿酒，高郵之五加皮酒，多色味冠絕者。”並説：“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關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棗酒，博羅之桂酒，余皆未見。”《客座贅語》多載明故都南京故實，而于嘉靖、萬曆年間社會經濟、民情風俗的變化尤為注意。顧起元所評價的數十種名酒都是經自己親自嘗過的，包括皇宮大內的酒都喝過了，可葡萄酒卻沒有嘗過，可見當時葡萄酒並不怎麼普及。

　　儘管在明朝葡萄酒不及白酒與紹興酒流行，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畢竟已有相當的基礎，在明期的一些文學作品，甚至民間文學中也都有反映。如馮夢龍收集整理的《童癡一弄?挂枝兒?情談》：

　　“圓糾糾紫葡萄閘得恁俏，紅暈暈香疤兒因甚燒？撲簌簌珠淚兒（不住在）腮邊吊。（曾將香噴噴）青絲發，（剪來）係你（的）臂，（曾將嬌滴滴）汗巾兒，（織來）束你（的）腰。（這）密匝匝（的）相思也，（虧你）淡淡的丟開了。”

　　“挂枝兒”是明代後期所流行的一種曲調，《童癡一弄?挂枝兒》是用“挂枝兒”由調演唱的小曲。這些小曲大部分歌咏男女情愛，也有一些是對社會現實的嘲諷，在明代後期非常流行。民間小曲都把紫葡萄編了進去可見葡萄在當時還是較易獲得。

　　據《中國文明史 第八卷》，農曆八月中秋節時，明皇宮在進行賞月、拜月活動，聚吃月餅、瓜果時，就有專供帝後們享用的“大瑪瑙葡萄”，而且明代宮中保存和儲藏葡萄的方法也很獨特：將這種瑪瑙葡萄在磁缸內先著少許水，然後再將葡萄枝懸封之。這樣，一直可保留到正月。

　　明朝李時珍所撰《本草綱目》，總結了我國十六世紀以前中藥學方面的光輝成就，內容極為豐富，對葡萄酒的釀製以及功效也作了研究和總結，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1）葡萄酒有三種不同的釀造工藝。第一種方法是不加酒曲的純葡萄汁發酵。《本草綱目》認為：“酒有黍、秫、粳、糯、粟、曲、蜜、蒲萄等色，凡作酒醴須曲，而蒲萄、蜜等酒獨不用曲。”“葡萄久貯，亦自成酒，芳甘酷烈，此真蒲萄酒也。”第二種方法，是要加酒曲的，“取汁同曲，如常釀糯米飯法。無汁，用葡萄幹末亦可”。第三種方法是葡萄燒酒法：“取葡萄數十斤，同大曲釀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紅色可愛”。這是類似於今天稱為“白蘭地”的葡萄酒。

　　（2）葡萄酒的質量與葡萄品種有密切關係：“葡萄皮薄者味美，皮厚者味苦。”

　　（3）認識到葡萄酒的産地屬性，即由於葡萄酒産地不同，質量也有區別。“（葡萄）酒有數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陽、太原者又次之”。

　　（4）葡萄酒經冷凍處理，可提高質量。“八風谷凍成之酒，終年不壞”。久藏的葡萄酒，“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冰，獨此不冰，乃酒之精液也”。這已類似于現代葡萄酒釀造工藝中以冷凍酒液來增加酒的穩定性的方法。

　　（5）對葡萄酒的保健與醫療作用的認識。《本草綱目》認為，釀製的葡萄酒，能“暖腰腎，駐顏色，耐寒”。而葡萄燒酒則可“調氣益中，耐饑強志，消炎破癖”。李時珍提出的這些見解，已被現代醫學的理論和實踐所證實。

　　8.清末民國初期——我國葡萄酒業發展的轉折期

　　清朝，尤其是清末民國初，是我國葡萄酒發展的轉捩點。首先，由於西部的穩定，葡萄種植的品種增加。據《清稗類鈔》：“葡萄種類不一，自康熙時哈密等地鹹錄版章，因悉得其種，植渚苑禦。其實之色，或白或紫，有長如馬乳者。又有一種，大中間有小者，名公領孫。又有一種小者，名瑣瑣葡萄，味極甘美。又有一種曰奇石密食者，回語滋葡萄也，本布哈爾種，西域平後，遂移植于禁中”。

　　清朝後期，由於海禁的開放，葡萄酒的品種明顯增多。除國産葡萄酒外，還有多種進口酒。據《清稗類鈔》：“葡萄酒為葡萄汁所制，外國輸入甚多，有數種。不去皮者色赤，為赤葡萄酒，能除腸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黃，為白葡萄酒，能助腸之運動。別有一種葡萄，産西班牙，糖分極多，其酒無色透明，謂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復”。《清稗類鈔》還記載了當時北京城有三種酒肆，一種為南酒店，一種為京酒店，還“有一種藥酒店”，則為燒酒以花蒸成，其名極繁，如玫瑰露、茵陳露、蘋果露、山楂露、葡萄露、五茄皮、蓮花白之屬。凡以花果所釀者，皆可名露。由此可知，當時的藥酒店還出售白蘭地酒。據清《西域聞見錄》載：“ 深秋葡萄熟，釀酒極佳，饒有風味。”“其釀法納果于翁，覆蓋數日，待果爛發後，取以燒酒，一切無需面蘗。”這可是地道的葡萄蒸餾酒。

　　清末民國初，葡萄酒不僅是王公、貴族的飲品，在一般社交場合以及酒館裏也都飲用。這些都可以從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作的《赴淮舟行雜詩之六?相忘》寫道：

　　短日千帆急，湖河簸浪高。

　　綠煙飛蛺蝶，金鬥泛葡萄。

　　失藪衰鴻叫，搏空黃鵠勞。

　　蓬窗漫抒筆，何處寫逋逃。

　　曹寅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寧織造、巡視兩準鹽漕監察御史，都是些實實在在的令人眼紅的肥缺，生前享盡榮華富貴。這首詩告訴我們，葡萄酒在清朝仍然是上層社會常飲的樽中美酒。費錫璜的《吳姬勸酒》中也寫出了當時社交場合飲用葡萄酒的情景。

　　1892年，愛國華僑實業家張弼士在煙臺芝罘創辦了張裕葡萄酒公司，並在煙臺栽培葡萄。這是我國葡萄酒業經過二千多年的漫長髮展後，出現的第一個近代新型葡萄酒廠，貯酒容器也從甕改用橡木桶。1912年，孫中山先生曾親臨張裕公司，題寫了“品重醴泉”四字，給予很高的褒獎。康有為曾下榻張裕公司，並賦詩：

　　淺傾張裕葡萄酒，移植豐臺芍藥花。

　　更復法華寫新句，欣于所遇即為家。

　　1914年，公司正式出酒，即在當年舉辦的南洋勸業會上獲得最高優質獎章。1915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張裕所産的紅葡萄酒、白蘭地、味美思，以及用歐洲著名優良葡萄品種命名的“雷司令”、“解百納”葡萄酒等榮獲金質獎章，自此，煙臺葡萄酒名聲大振。此後，太原、青島、北京、通化相繼建成葡萄酒廠。這些廠的規模雖不大，但我國葡萄酒工業已初步形成，葡萄酒的消費面擴大。從田漢先生於1922年發表的獨幕話劇《咖啡店之一夜》，可知當時社交場合和民間飲用葡萄酒已較為普遍：

　　“飲客甲：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兒吧。

　　白秋英：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怪辣的，我只能喝一點葡萄酒。

　　飲客丙：我也愛喝葡萄酒。”

　　由於軍閥連年混戰，帝國主義的摧殘，官僚資本的掠奪，我國的葡萄酒業難以生存，連赫赫有名的張裕葡萄酒公司也難以維持，于1948年公司宣告破産。

　　從1949年建國初期剩下的葡萄酒廠和年産量來看，吉林通化為39噸，長白山為23噸，北京為20噸，山東煙臺26.4噸，山東青島4.5噸，山西清徐2.9噸，六個廠總計年産葡萄酒115.8噸（折全汁酒産量84.3噸）。

　　縱觀漢武帝時期至清末民國初的2000多年，中國的葡萄酒産業經歷了從創建、發展到繁榮的不同階段，其中，有過繁榮和鼎盛，也有過低潮和沒落，與之相隨而行的是綿延不斷、流傳至今的燦爛的中國葡萄酒文化。她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華的民族文化，並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她真實地記載和再現了中國葡萄與葡萄酒産業的發展歷程，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我國葡萄酒業——傳統民族産業——的繁榮。

　　從漢武帝建元年間張賽從西域引進歐亞種葡萄，到清末民國初的二千多年，我國的葡萄酒業和葡萄酒文化的發展大致上經歷了以下五個主要的階段：

　　漢武帝時期：葡萄酒業的開始和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葡萄酒業的恢復、發展與葡萄酒文化的興起；

　　唐太宗和盛唐時期：燦爛的葡萄酒文化；

　　元世祖時期至元朝末期：葡萄酒業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時期；

　　清末民國初期：葡萄酒業的轉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