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心波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將於29日起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會晤美國總統奧巴馬。這是日本民主黨執政後首次在華盛頓舉行正式首腦會談，雙方將發表共同聲明，深化日美同盟關係並強調由日美兩國主導亞太新秩序。共同聲明將日美同盟定位為“確保亞太地區安定與繁榮的基石”，並表明應由日美兩國主導該地區安全保障及經濟領域的秩序建設。

　　發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中曾根康弘為代表的日本新國家主義的政治進程，在經過了小泉式的激進國家主義後逐漸變得模糊不清。尤其是金融危機後，日本的新國家主義發展進程出現了新變化，國家力量開始向“區域”和“地方”轉移。區域主義與地方主義由此成為日本新國家主義發生轉變的兩個重大指向：前者顯示了日本新國家主義力量向國際社會的擴散，後者表明了新國家主義力量在不斷地向地方一級政府的加速轉移。

　　日本中央政局的混亂和軟弱，加速了國家資源向地方政府流失，當前日本的央地關係由此呈現出類似明治維新前“幕藩對立”的局面。如人氣超過首相的大阪市長橋下徹發起的“大阪維新會”聚集了一大批政治精英，人們爭先恐後地參加，傳播維新思想，制定維新方策，試圖在大選中問鼎中央政權。地方一極政治勢力加速崛起，出現了地方強勢領袖聯手的局面，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與橋下徹頻繁聚會，聯手挑戰中央政權；地方政府作為次國家行為體不僅“干政”而且還頻頻“涉外”，頻繁而大膽地參與國家外交，介入一系列重大的對外關係議程和議題，觸及敏感問題，甚為罕見，説明國家主義力量加速向強勢地方政府集結。

　　而日本新國家主義的區域主義轉向存在著多層次的政治博弈。在亞洲地區層面，日本為防止被其他新興政治力量所代替甚或被美國所拋棄，加緊佈局和出擊，以確保自己的戰略優勢；在失去GDP世界第二的經濟支撐後，不願失去繼續攀附美國成為事實上“世界第二”的政治權力，試圖通過強化對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進一步強化自己在亞洲地區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與作用；同時，企圖借助美國力量在全球和區域兩個層面阻遏位居世界經濟第二的中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重創了美國的全球治理能力，美國的戰略家開始將目光投向崛起的中國，曾一度嘗試聯手中國，以G2的方式來治理世界。這一主張當時雖然還只是停留在兩國的戰略家和學者層面，但日本聞之已驚恐萬分。隨著日美同盟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中不斷得到加強，日本自認為好歹穩住了局勢。之後日本又馬不停蹄地開始回防區域，加速在亞洲區域層面的戰略佈局。日本試圖借助美國的力量，以日美共治的方式來主導亞洲新秩序。2011年1月6日，時任日本外相的前原誠司訪美，在美國華盛頓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CSIS）發表演講時提議，要在亞太地區創建以日美為主導力量的“亞洲新秩序”。日本新國家主義力量向區域主義的變身，亦成為東亞地區政治格局不穩定的重要原因。

　　現在，野田訪美又準備提出美日主導亞太新秩序構想，其意在牽制日益強大的中國，以及也要“重返亞洲”的俄羅斯。但從白宮發佈的有關消息看，美國並沒有提到什麼美日主導亞洲新秩序，因此只能將之看成是日本的一廂情願。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外交事務研究院常務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