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家》早在169年前就開始報道中國

　　1843年，當今英國乃至全球最知名的政經雜誌《經濟學家》創刊。在當年的一期雜誌上，就出現了第一條關於中國的報道。約170年來，儘管兩國政權都幾經更迭，但它也從未停止過對中國的關注——時間之長，範圍之廣，見解之深，使得《經濟學家》能自詡為“中國通(Old Hands)”。

　　對中國的一次虛假報道

　　英國《經濟學家》問世以來近170年的歷史中，對1900年中國“義和團運動”的報道，顯然不算光彩的一頁。那年7月21日，我們刊登了題為“中國形勢”的報道，毫不懷疑地指責中國政府“殺害了所有外國駐京使節及他們的妻子、秘書、翻譯和警衛”。我們認定“中國有意淩辱整個歐洲和日本，堪稱史無前例”，歐洲“必須採取適當的方式報復”。

　　不過，這段屠殺外交官的空前事件並未見之於史書，因為它壓根兒就沒發生。它是西方報紙編造的，始作俑者是倫敦的《每日郵報》，接著是《泰晤士報》，數天后《經濟學家》跟進，但報道的熱度絲毫不減(這些報紙後來收回了相關報道，但沒有道歉)。如今在中國人看來，聯軍對義和團威脅做出的邪惡和過度反應，是西方對中國的壓迫。

　　涉華報道的諸多個“第一次”

　　現在我們要謙卑地説，從那以後，我們的中國報道質量已有所改善。一個重大改進在於我們向中國派駐了記者，現在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4周前(編者注：即1月28日)，我們開始在雜誌上每週專門辟出一個版塊講述中國，這是70年前我們開闢美國專版以來，首次為某個國家增加一個專版(編者注：詳見本報2月8日A24版“《經濟學家》為什麼要給中國開專版”)。

　　《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第一次廣泛分析報道，刊登在1843年10月14日的第8期。主題可能有些常見：中國消費者購買外國進口貨的潛力。《經濟學家》創刊總編、蘇格蘭商人詹姆斯威爾遜當時不看好中國市場。他撰文稱：“事實上，這不是單靠政府間簽署貿易條約就能辦到的。”威爾遜先生敏銳地指出，中國消費者有自己的特殊需求，外國産品無法滿足，而且他們的收入也需要提升。而今日，中國已成為外國奢侈品的大市場。

　　1843年12月，《經濟學家》首次發佈了有關中國的趣聞，講的是外國人被假冒中國貨騙的故事。據當時的描述，中國假貨包括“假冒火腿”，用木材做成，涂上泥土，最外層裹上一層豬皮，“外表上看，著色和製作都非常逼真，只有用刀才知道真假”。

　　副總編輯1977年的“先見之明”

　　不過，19世紀時，《經濟學家》主要靠外交部和其他媒體報道來獲得信息，因而大大阻礙了對中國的報道。1911年清王朝倒臺後，這種狀況開始改變。1913年駐北京“特派員”的報道，準確傳遞了剛成立的共和國政府那段風雨飄搖時期的狀況。

　　1949年6月，當毛澤東及其革命隊伍即將成立新共和國時，《經濟學家》駐香港“特派員”發回了一篇題為“共産黨統治下的中國”的長篇報道，內容包括共産黨軍隊的紀律、媒體成為“宣傳喉舌”，以及一些民眾的不安。

　　此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裏，《經濟學家》對中國的報道大大受挫，因為記者不能在該國自由採訪，這種狀況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才結束。

　　此後，《經濟學家》能更深入地從中國國內報道，並充分利用這一機會于1977年12月推出了24頁中國報道和分析，該封面報道的標題是《華主席的中國》，文中認定“多數中國人感激他們的政府自1949年以來所做的”。當時，這樣的論斷是充滿風險的。

　　借助歷史的長鏡頭，我們現在知道了，中國人更感激他們的政府自從那些話寫下後所做的。

　　實際上，當時《經濟學家》副總編輯諾曼麥克雷就有先見之明。他參與了1977年那期報道的撰文，在《遲到的奇跡》一文中預測，中國很快會重新解釋毛澤東並開放經濟，並且持續數十年以10%的年增長率發展。

　　15年後的1992年，吉姆羅威爾在另一期中國特別報道中，解釋經歷改革的中國經濟比外界預想的更有活力，中國的繁榮可以再保持20年。

　　1997年，《經濟學家》在北京設立了常駐記者站。從那裏，我們記錄中國經濟及中國世界地位的歷史性轉變，正是這些變化吸引許許多多新聞媒體(包括《經濟學家》)踏足中國。

　　中國的變化在繼續：在最新一期的《經濟學家》中國專版，我們指出，中國內陸城市如成都和重慶的經濟取得巨大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國內民工遷移潮如今開始回流。我們的印刷版和網絡版，力圖在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上傳遞一個更全面的中國。自從1843年我們開始關注中國以來，這個國家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英國《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