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國內茶商現在重點銷售渠道已經不是出口了，出口太嚴格，而內銷比較寬鬆，基本都已轉向內銷為主。”廈門當地一名茶企人士稱

　　幾萬中國茶企不抵一家英國立頓已讓中國茶葉蒙羞，而最近一家環保組織公佈的調查報告再次將中國茶葉推至風口浪尖。

　　報告顯示，被調查的九個品牌的所有茶葉樣品上均含有至少三種農藥殘留，檢出的農藥種類總數高達29種。其中六個樣本含有十種以上農藥殘留，而日春803鐵觀音竟含有多達17種農藥殘留。

　　“自古以來，中國茶的品質和工藝均蜚聲世界，本應是標準制定的世界榜樣，現在卻因農藥殘毒、鉛等重金屬污染問題，質量每況愈下，而有關部門不是想法解決問題，卻放寬標準，更使茶葉發展滯後。”原美國夏威夷大學環境專家董良傑稱。

　　標準放寬惡果

　　報告發佈後，立刻遭到眾多茶企的反駁和業內專家的質疑，因為其對照的標準並非國標，而是選取了更為嚴苛的歐盟標準。

　　吳裕泰北京辦公室一名人士稱，公司所産産品符合國標，並質疑該報告的真實性、權威性和科學性。

　　另一家被指有農藥殘留的香港上市公司天福名茶昨日在港交所發佈聲明稱，尚未收到內地監管機構的通知，報告所指的檢測結果處於內地使用的食品安全規定及標準範圍內。“我們不認可這份報告，就其檢測的産品我們會再送到權威機構復檢。”天福名茶一名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微博)》。

　　中國茶葉流通協會秘書長吳錫端也稱，該報告不負責任，專家將對其評估，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陳宗懋院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不認可該報告的內容。

　　雖然業內專家和企業都不認可該報告，但另一個事實卻是，與歐盟標準相比，寬鬆幾十倍的國標已導致中國茶葉出口和品質受到極大損傷。

　　在上述組織檢測出的農藥殘留中，僅有4個具有國標。如按照國準，噻嗪酮的最大殘留限量為10mg/kg，以此標準來衡量，上述組織茶企茶葉農藥殘留遠未超標。其中，噻嗪酮殘留含量最高的是八馬茉莉花茶，為0.3mg/kg。但是，若根據歐盟標準，八馬茉莉花茶的噻嗪酮含量已經遠遠超標，歐盟對這一農藥殘留的最大限量定為0.05mg/kg。

　　“轉捩點是在2005年，此前的國標是嚴於歐盟標準的，以茶葉中鉛指標為例，當時國標是2mg/kg作為限量標準，而歐盟則為5mg/kg，澳大利亞為10mb/kg，日本甚至為20mg/kg，但是2005年以後，為了擴大出口規模，國標進行了修訂，改成了5mg/kg。”董良傑表示。

　　“而正是國標的後退，導致從2005年之後茶葉重金屬超標、農藥殘留問題大幅增加。與此同時，我國的茶葉貿易出口不但沒有增長，反而出現下降，尤其是隨著歐盟等國家和地區不斷強化出口檢測標準，嚴格限制農藥最低限量標準後，使得國內茶葉出口受限，只好大批轉向非洲，其中摩洛哥竟然成為中國茶葉出口的主要國家之一。”董良傑稱。

　　據相關數據，2005年我國茶葉出口28.7萬噸，佔茶葉生産量的三分之一，成世界第二大茶葉出口國，茶葉出口占世界的20%。

　　“其實，國內茶商現在重點銷售渠道已經不是出口了，出口太嚴格，而內銷比較寬鬆，基本都已轉向內銷為主。”廈門當地一名茶企人士稱。

　　産業鏈難題

　　而在上海正見品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崔洪波看來，事實上茶葉農藥殘留背後的問題與此前的生豬瘦肉精事件、牛奶三聚氰胺事件反映的問題基本一致，都是農産品(11.24，0.47，4.36%)營銷中的癥結所在，上遊原料來源的分散，種植或養殖過程中的管理缺失都是問題。

　　正是茶企上遊自建茶園的缺失，茶農加基地的採購銷售模式使得原料來源控制在眾多分散的茶農手中，導致其質量無法自控，出現違禁農藥濫用的問題。

　　“目前茶企自建茶園的很少，除了天福茗茶、八馬等這種全國性連鎖企業開始有意識控制上遊，自建茶園外，其他都在分散的茶農手中，茶葉種植又沒有太多的技術門檻，茶農只負責産茶，對是否使用違禁農藥等農殘問題自然不關注，品質當然難控，”崔洪波表示，“而對茶企而言，沒有形成足夠的規模和穩定的銷量，沒有足夠的資金實力也很難去整合上遊。”

　　上述廈門人士稱：“比如此前，很多大型茶企的茶葉基地都早已禁用了三唑磷等農藥，但是由於資金技術等問題，中小茶園並不能很快改善用藥。如果無法保證鄰近其他茶園都停用的話，三唑磷還是會通過水、空氣等途徑污染自己的基地，這樣導致即便停用的茶企也難保證檢測不到農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