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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爭奪與財富聚散的山西故事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煤炭行業終於放開。一句今日已經含義不明的口號“油水快流”流行于當時,在當時國民經濟有著大發展需求的情況之下,原有設施已經無法支持快速發展,所以當時提出了這個口號。比較偏僻、窮困的地區首先放開煤炭的開採權,一方面解決老百姓的生活用煤問題,另一方面,鼓勵地方經濟的發展。
中國礦業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安景文解釋,這句口號直接導致了全國煤炭小企業蜂擁而起,按照中國當時的經濟怪圈,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抓,一抓就死,時隔多年,我們可以斷定為這是一個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時候必然發作的病症。90年代,由於整體經濟的不景氣,小煤窯的生存也很困難,四處都是求人買煤的情況。安景文覺得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小煤窯貢獻最大的就是這個時期,對經濟增長起了支持作用。而小煤窯帶來更多的,還是種種亂象:礦難頻頻,資源嚴重破壞,山西省的生態環境嚴重受損。
煤礦開採的徹底開放,導致了中國煤礦形成了三大板塊:國有、地方和鄉鎮所屬。國有和地方煤礦形成了産量對半的格局,隨著經濟的起落,煤炭行業不斷經歷著從冬到春,又從春到冬的煎熬,尤其是國有和地方的煤礦,船大不宜調頭。在煤炭價格走低的時候,各種成本壓力不斷上漲,許多大礦面臨破産局面,主要是由於生産成本高所致——國有煤礦必須保證安全生産,加之人員負荷,導致成本遠高於小煤礦。這時候,除了鄉鎮小礦頻繁轉手,地方所屬的煤礦也開始了轉手。
我們此次的調查正好從這裡起步,雖然以“7000萬元”舉辦婚禮而名動全國,可是聯盛集團的老總邢利斌並非簡單的煤老闆,他是一個行業的縮影,也是標準的利用政策而逐步成長的新的煤炭大亨,可以從他身上清晰地看見這10年中國煤炭企業變化的軌跡。2002年,先於整個山西省所進行的煤礦股權改革,就是從他所在的柳林縣開始,他以8000萬元的價格買下了縣屬的興無煤礦,隨後進行了技術改造,正逢2003年全國煤炭價格起飛,這個轉制的煤礦成為他起家的根基。
這種股權改革最初在山西沒得到政府認可,可是隨著小煤礦帶來的問題越來越多:包括資源浪費,還有更嚴重的頻繁礦難,使得省政府最終出臺了煤礦交納資源使用費,開始了普遍股權改革之路——這背後就是鼓勵大煤礦兼併小煤礦,因為只有大煤礦,才能保證生産資源的不浪費,而且大煤礦能保證機械化生産,大大減少礦工的死亡人數。
如果從歷史角度觀察,這次改革的後果,怎麼評估都不過分:因為交納了資源使用費之後,礦權有了清晰界定,當年如邢利斌還在爭議中的興無煤礦的股權,現在徹底清晰化了,而只要你能把煤礦做大,則政府鼓勵你不斷兼併,集中産生效益,大的越來越大,而小的幾乎被政策和市場競爭完全擠出了歷史舞臺。
為什麼説邢利斌等人是大亨?是因為他的行徑酷似上個世紀美國西部的石油大亨們,不斷擴大産能,賺取更多的利益,然後通過鉅額資本去兼併、並購和投資到煤炭行業中,從2002到2008年,整個柳林縣的煤炭資源他佔有了幾乎一半,沒有可以匹敵者。
而政府的政策,似乎是在助長這種行為。2004年開始,山西省大規模的煤炭資源整合步伐加快,開始沒有規模要求,只是在資源使用費上控制小煤礦開採;2008年開始,3萬噸以下的煤礦不能開採,合併成9萬噸的煤礦,可是由於省領導的要求,不到一年時間,關係煤炭生死的規模數字擴大到了120萬噸,只有這個數字以上的煤礦才有資格進行資源整合,像邢利斌這樣的大亨有了更多機會,而前一段不斷收買煤礦的浙江老闆,包括山西本地一些沒有進行技術改造、沒有擴張之心的小煤炭老闆,被政策明確地清洗出了煤炭行業,無論從資金投入上還是産業規模上,數年之間,煤炭行業成為巨頭行業。只有大亨級別的人物才能傲然生存。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僅僅用“國進民退”來形容這一行業變化,一方面國家所屬的大型煤炭集團兼併了許多小煤礦,但是像邢利斌這種“地方骨幹”也趁機而起,因為政策的出發點,是大進小退,優勝劣退,這是一個“大”的年代。
除了邢利斌之外,我們還把觀察視角放在了兩個小區域煤礦之上。資源爭奪必然伴隨財富的聚散——這是能源大省山西的故事。而這兩個小區域煤礦,雖然聚集了多數的爭奪者,但他們都屬於被這一輪輪的洗牌清理掉的對象,這些小煤礦在國家宏觀調控下不斷掙扎,有的擴大産量,可是始終趕不上整合的步伐,有的頻繁更換股權,可是也沒有適應當下的要求,在“大”的時代,他們的掙扎往往更驚心動魄,更有戲劇色彩。
將邢利斌稱為大亨,沒有任何褒義或者貶低,他確實是抓住了時代的種種機會。目前,他最新的動作是將家鄉的15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整合成農業産業園區,正在向新領域試水——我們的疑惑是,這種擴張是無止境的嗎?還是終有停止的一刻?他的對資源的控制的合理性在哪?我們無從回答,這裡面值得爭議的地方太多了。
再過多年,回望我們的時代,也許我們會驚奇為什麼中國在這個階段誕生了無數的大亨——我們在當下所做,就是儘量留下一些清晰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