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趙翰露 孔令君

　　泰興路上的一棟老房子，如今被房産仲介打上了“文化牌”，聲稱是“康有為故居”，要價1000萬元左右。

　　這究竟是不是康有為故居？仲介言之鑿鑿：“弄堂門口立著銘牌呢——‘康有為海上歸隱處’。”

　　康有為故居也能賣？在大多數市民看來，這事有點蹊蹺。

　　最近，也有媒體記者辟謠：僅是舊址，並非故居，也非文物保護單位，但門口那4棵廣玉蘭樹，可能是康有為親手所植。

　　於是，房産仲介便在介紹中加了噱頭：院內百年古樹，康有為所植。文化無價，1000萬元不貴。

　　不少人，想起了前不久北京的“梁林故居被拆”。名人故居，是不是都一味要保護？究竟應該怎樣理性認定？保護與開發又是否可以探索多樣化路徑？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董保華近日表示，各地文物部門要準確掌握名人故居的真實價值，做到依法求實保護。

　　具體而言，名人故居如何認定，如何保護？其中還有不少問題。

　　因為“康有為”，貴了一倍多

　　記者跟著房産仲介實地探訪。

　　據仲介介紹，房源是去年就掛牌的，業主不在國內。仲介們所稱的“故居”，指的是這一幢灰綠相間、掩映在幾棵廣玉蘭樹下的四層民居，位於泰興路中華新村內。小區由結構、風格相似的幾排四層樓房組成，格局整齊、外墻樸素。

　　仲介指了指小區門口的銘牌，示意“康有為故居”並非是他“捏造”，銘牌題為“康有為海上歸隱處”，簡要介紹了康有為生平，並特意説明——“庭院裏矗立的4棵約有百年樹齡的廣玉蘭，據説是晚年歸隱滬上的康有為先生所植”。

　　仲介這次掛牌出售的，僅僅是這小區中普通的一間，面積168平方米，要價1000萬元左右。

　　記者在靜安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網站上查到，中華新村的房屋性質是“公房”，也就是説，進行交易的應是使用權而不是産權，一般情況下，使用權房的交易價格比同地段商品房要低不少。

　　而如今待售的所謂 “康有為故居”，每平方米售價約為59524元，與附近的全新商品房價格相差無幾。記者了解到，中華新村內另有一套28平方米的使用權房屋待售，售價僅為每平方米兩萬多元。“據我所知，這1000萬元的價格明顯高了。”靜安區文史館館長楊繼光告訴記者，而仲介依舊堅稱：“文化價值高。”

　　究竟算不算康有為故居？

　　“政府掛牌前，很少有住戶知道，康有為曾在此住過。”老住戶周阿姨今年50歲，出生在中華新村。

　　楊繼光介紹，康有為1914年向盛宣懷租住上海新閘路16號辛家花園，1917年春在此舉辦六十壽宴，1921年元月遷出。而如今的中華新村，是大約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由盛宣懷家人主持改建的里弄住宅。

　　就是説，如今中華新村的房子，早已不是當時的房子。

　　“我們所説的‘故居’，一般是指名人出生和死亡的地方。”楊繼光説，按照他的説法，名人住過的地方，最高級別是“故居”，其次是“舊居”，但也要符合“居住期間發生過重大事件”的條件；其它的，只能算作有“故事”。

　　“康有為海上歸隱處”，只能算是“有故事”的地方。而這個“歸隱處”，也是靜安區文史館發掘的。2007年，靜安區開發了一條旅遊線路，用“文化名人”的概念，串起了新閘路上“阮玲玉香留沁園村”、“劉晦之情係藏書樓”、“康有為海上歸隱處”、“黃葆？墨潤慈孝？”四處景點，挂上了銘牌。

　　不是故居，就能買賣？

　　距離“康有為海上歸隱處”不遠，便是“沁園村”小區，當年阮玲玉在這其中一幢洋房內自殺。“沁園村”門口，有一塊“阮玲玉故居”銅牌，這幾排奶黃色的花園洋房，已經列入靜安區的文物保護單位。

　　據同濟大學副校長、城市規劃專家伍江介紹，若一棟建築列入各級的文物保護單位，便受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簡稱《文物法》)保護，對其買賣、改造以及處罰都有明確的規定。

　　而在《靜安區文物工作手冊》裏，記載了“靜安區不可移動文物名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處、市級19處、區級6處，另有登記不可移動文物28處。所謂“康有為故居”所在中華新村不屬於以上任何一種。

　　所以，以“康有為故居”為名義的買賣，只能算是商業炒作，“我們沒法監管，因為它是法律框架內的正常交易。”楊繼光説。

　　故居認定，究竟誰説了算？

　　日前，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董保華表示，各地文物部門要準確掌握名人故居的真實價值，做到依法求實保護。記者致電國家文物局，並未得到“名人故居認定標準”的進一步信息。

　　而正是因為名人故居的認定比較模糊，才一定程度地導致了這一齣出“被拆遷”和“被買賣”的風波。

　　究竟怎樣的建築和住宅，算得上是名人故居？記者查閱《文物法》及相關法規，對“名人故居”並無明確規定。

　　在伍江看來，一個人物，在文化歷史上的地位認定，很難有一個標準，“名人故居”的認定，倒和居住時間關係不大，關鍵在於該歷史人物在這裡的歷史故事，是否值得大多數人的共同追憶、緬懷、銘記。

　　這一認定標準，“不應該完全交給文學、歷史或是建築專家，更需要全社會的參與。”伍江説，“但無論如何，應該儘快出臺統一的認定標準。”

　　認定故居，就能保護？

　　在康有為的外孫陸康看來，政府部門應該管理好名人故居、遺跡，“因為故居不僅僅是房子，還有很多故事，其物品、房間、建築，都是歷史的傳承。”

　　但若將保護名人故居的工作完全交給政府部門，是不切實際的。

　　據伍江介紹，我國1961年制定《文物法》時，考慮主要是“可移動文物”的保護，而之後考慮到大量 “不可移動的文物”，主要是建築類的房屋、墳墓、遺址等，便開始分批設立“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允許省、市、縣各級設立文物保護單位。

　　但隨著文物普查工作的深入，發掘出越來越多的不可移動文物，其中的一些不能很快地列入各級文物單位，而且“國家和地方無法負擔如此眾多的文物保護單位，因為這不僅需要出錢，還要設立管委會，設立編制”，伍江説。

　　於是《文物法》修訂中，提出了“登記不可移動文物”的概念，即將有價值的不可移動文物登記在冊，前不久在北京引起軒然大波的“梁林故居”便在其中。

　　“但這個名單越長，文物保護卻越來越被動，因為雖然已經‘登記’，但卻不是文物保護單位，不受《文物法》保護。”伍江説。

　　所以，即使將某名人故居認定為“登記不可移動文物”，若真要保護起來，卻還急需法律法規的完善和整合。

　　《文物法》之外，能做什麼？

　　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司副司長陸瓊認為，在名人故居標準制定出爐前，不妨通過設立歷史文化名城、名街等方式，將尚未列入各級文保單位的名人故居納入保護範圍。而在伍江看來，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名街已經頒布了不少，但法律保護卻沒有真正跟進，沒有具體的保護措施，也沒有具體可行的懲罰措施。

　　在這方面，不僅僅需要法律的整合，還需要文物保護部門、文化部門、建設規劃部門的政府職能整合。“上海曾出臺《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築保護條例》，上海規劃局也曾設想‘規劃保留建築’，在規劃審批等方面設立門檻，至少讓有價值的建築和住宅不被輕易拆掉。”伍江説。

　　據楊繼光介紹，靜安區已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保護網絡系統，相關社區都有文保委，有專人或培訓過的志願者負責。如發生房屋結構變動，會在第一時間通知文史館。“如果文物建築的使用者是單位，那我們也會與之簽保護協議，要求進行原汁原味的保護、修繕，包括消防等。錦江集團的馬勒別墅就是這樣。”楊繼光説，“還有些文物保護單位仍屬家族所有，如果後人想用‘故居’的名義進行商業開發，我們可能會勸阻；如果目的是保護、利用、宣傳，我們會提供幫助。”

　　市場機制，是否可用？

　　“康有為在上海的經歷和故事，是無價的，不應該單純從商品的角度解讀，這是對先驅、對文化積澱的褻瀆，並不合適。”陸康告訴本報記者，對於回購“康有為故居”，他表示無能為力。

　　而在專家看來，這次房産仲介和媒體對“康有為故居買賣”的“炒作”，對文物保護未必是一件壞事。“一是沒想到名人文化故事會有這樣的商業價值，二是從中看出人們對文物保護的意識正在提升。”楊繼光説。伍江也暗自慶倖——公眾對歷史文化的保護意識增強了，但他也擔心：“炒作多了，怕公眾反而看輕了名人故居的價值。”

　　市場對保護名人故居究竟作用幾何？“上海的新天地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開發商既保護了建築，也保留了歷史文化特色。”伍江説，“但若要將文物保護完全交給市場，是不可靠的，政府應當明確自己的責任，適當地引入商業機制。”

　　他強調，引入市場機制的基礎，是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

　　相關鏈結

　　歐美如何保護歷史建築

　　名人故居和其他歷史建築，不可能都由政府辟為紀念館和展覽館，而不少建築需要修繕和維護，怎麼辦？

　　歐洲的做法是會給予房屋的居住者50%的補貼，美國則是會在個人所得稅上給予優惠。

　　伍江向記者介紹了另一種方法，也許值得借鑒。在美國，政府會將一些歷史建築買下，進行簡單維修。不少歷史建築由於年代久遠，比如光照、排水、衛生設施並不符合居住標準，但卻可供居住。政府便將其作為“廉租房”，以低價租給低收入者或者學生，但要簽訂嚴格的租賃合約。其中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租客不能改動建築物內外的任何部分，違者將被取消“廉租資格”，趕出房屋；二是租客要在規定時間內向公眾開放，做義務講解員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