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小鵬

　　作者：黃小鵬

　　本專欄上一篇文章簡要考察了歐美各國在此次危機前後的經濟表現，以及這種表現與市場機制完善度之間的關係。我們發現，凡是曾進行過有效的供給改革、市場機制得到優化的國家，抗危機能力較強，走出危機也較快；反之，缺乏改革，以財政貨幣政策騰挪來應對危機的國家則困難重重。

　　其實，體制、機制對經濟績效的直接影響在國內也可以找到很多正反兩方面的例證。為説明這點，我們先要從辨析人口紅利開始。由於資本市場的炒作以及媒體放大，這幾年人口紅利概念越來越流行，也越來越被濫用，許多人以人口紅利來解釋中國經濟過往快速增長的原因，並以人口紅利消失來解釋眼下的困境。

　　人口紅利的經濟學含義有二：一是指大量富餘勞動力的存在，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而低廉的勞動供給，保證了經濟的競爭力；二是指勞動人口占比高、負擔系數低，從而全社會儲蓄率高，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本。

　　然而，如果把觀察的視界放寬拉長的話，我們可以發現，過度強調人口紅利因素是不恰當的，甚至具有很大的誤導性。首先，所有農業國向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都出現過羅斯托所説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也就是説所有國家都有過人口紅利。以這個標準往回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存在沒有100年，也至少有60年了，為何這中間不同階段的發展差異如此大呢？第二，低負擔系數和高儲蓄率這個條件也不是最近十年才出現的。人口統計學數據顯示，中國的勞動人口占比高、負擔系數低這一“人口紅利”的特徵至少在1960年代後半期就已形成。但事實上，中國一直都沒有享受到紅利，相反，就業壓力沉重一直是困擾我們的一個最大難題。也許有人説，工業化過程是一個人均資本大幅提高的過程，中國資本短缺是因為人口結構優勢沒有轉化成高儲蓄率，但這同樣不符合事實，其實只要制度得當，資本問題就不會成為大問題。早在20世紀初就有外國觀察者發現中國人的勤勞節儉，並斷言中國一旦走上正軌，資本不是大問題。事實上，改革開放之前30年，通過中央計劃方式擠壓消費，儲蓄率比任何時候都要高，但那卻是一個經濟發展最受制于資本短缺的階段。相反，改革開放只搞了20年(到1990年代後半期)中國就很快成了凈資本輸出國。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無法解釋改革開放前後的巨大反差。制度、體制、機制優劣才是造成繁榮和貧窮的根本原因，相信沒有人懷疑這一點，但一到具體問題上，很多人還是很容易迷惑，比如，潛意識地將某階段較為出色的經濟表現和某些週期性問題，與人口紅利挂上鉤。

　　最近30年，中國經歷了至少4輪比較明顯的經濟週期，但每次差異很大：上升持續時間有長有短，通脹來臨有早有晚，回落時間和回落幅度也相差很大。拋開人口紅利這種大而不當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差別並非因為政府需求管理水平不同，相反，主要是與有沒有供給改革的紅利可分享相關。

　　我們不妨以最近兩個週期作個對比。以南巡講話為開端，1992年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雖然1992年是改革啟動的一個重要年份，但當年經濟增長的爆發更多來自貨幣和財政的放鬆，來自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保守政治在此前3年佔了上風，絲毫沒有為改革創造一點兒“紅利”。這輪以需求泡沫式擴張為特徵的增長迅速引發了高通脹，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在經濟啟動第一年就達到6.4%，隨後3年一直保持在兩位數，最高的1994年甚至高達24.1%。

　　由於這是一輪跑馬圈地式的擴張，政府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的健康都受到了嚴重破壞，隨後幾年政府被迫以改革來解決這些難題，於是分稅制、匯率並軌、國企改革、銀行改革次第展開。在改革過程中，銀行壞賬問題暴露，企業資産負債表遭到破壞，原有固定就業制度也被取消，泡沫式需求破裂之後出現的信貸緊縮、消費不足等問題因改革而放大，其結果是通貨緊縮。

　　然而這一輪改革，特別是國企和銀行改革，順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微觀再造和建立勞動力市場的結果是資源配置效率得到巨大提升，同時，通過加入世貿組織在更廣的範圍內配置資源，也極大地提高了效率。改革持續數年，難度很大，力度也很大，並在短期內加劇了經濟回落的壓力，但是改革的長期效果在隨後數年得以體現。2003年經濟走出通縮之後，開始進入新一輪提速，與1992那一次不同的是，這一次通脹直到4-5年後才來臨，其最高值(2008年)也只有5.9%。宏觀經濟的這一較好表現，並非政府需求管理(宏觀調控)水平比1992-1994年高，而恰恰是因為1990年代後半期諸多艱難的改革進入了紅利釋放期。國企和銀行在改組和股份制改造後，激勵約束機制發生質變，在一定的壟斷下，利潤持續增長，進入世貿後，以民企、外資為代表的企業在出口推動下，把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在這一輪週期中，一家大型國企的利潤就超過了1998年全國工業企業利潤總和。沒有改革紅利，這一切都是癡人説夢。

　　觀察可以發現，每一次改革都會在若干年後對增長形成助推，有無改革、改革質量如何直接決定隨後數年的經濟表現，改革紅利越豐厚，經濟繁榮時間越長，無改革式的純政策放鬆，只能起到短期興奮劑一樣的效果。

　　然而，在2003年開始的上升週期中，改革腳步明顯放慢，政府主要精力也放在需求管理上，一輪又一輪的“宏觀調控”充斥媒體。缺乏改革的結果就是：原有體制性弊端進一步凸顯，新問題開始出現。政府權力不但未受到約束，反而進一步擴張，法治環境也沒有實質性的改善，新出現的國企壟斷問題也一直未能破題，金融市場化改革明顯遲緩，腐敗也未受到有效遏制。這一切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成為紙上談兵。

　　2008年底，為了防止硬著陸，政府推出四萬億財政刺激計劃以及配套的十萬億信貸。這一史無前例的需求管理政策雖然暫時阻止了經濟崩潰，但功效釋放後迅速引來通脹，並且治理的難度越來越大，一次次超出市場預期的緊縮(需求管理)才將通脹高昂的頭按下來。四萬億的效果又一次證明需求管理已走到山窮水盡。

　　眼下，面對失速了的經濟，人們注意力仍然高度集中于政策何時放鬆上，有人甚至寄望于政策放鬆能帶來一輪“新週期”，也有人出於各種動機鼓吹儘快刺激房地産。從一般意義上看，在上一輪週期製造的資産泡沫清除前，在積累的過剩産能消化前，或者在新技術廣泛運用、新産業大面積勃興前，新增長週期不會來。而在眼下的特殊情況下還要加一條：沒有實質性的供給改革，單憑需求管理政策，新週期不會來。如不信，2009年就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