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長安街的黃金地段，12幢風格前衛的高樓，構成了一座被稱為“京城最時尚的生活櫥窗”的建築體。這就是一直被讚揚和質疑包圍著的建外SOHO。

　　就在一個多月前，演員宋丹丹多次通過微博——這一被中國精英和大眾廣泛接受的信息分享平臺，批評建外SOHO毀了北京城的景色。這位有著強大號召力的電視明星甚至帶著懇求的語氣揶揄道：“我每次路過那兒，都有一種要犯更年期的感覺。求求您了，別再蓋了，愛愛北京吧！”

　　宋丹丹的矛頭直指建外SOHO和更多“SOHO”的主人：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和CEO張欣。曾幾何時，這對明星夫妻一度成為中國建築時尚和高尚生活趣味的引領者。在好友查建英的文字裏，他們還被稱作“中國最有名的‘土鱉-海龜’組合”。

　　面對這一可能是近年來最嚴重的輿論危機，身為商人的潘石屹以一種示弱的姿態輕鬆回避；而他的太太則針尖對麥芒，在自己的微博中貼出了另一幢“SOHO”——“望京SOHO”的效果圖，請130多萬粉絲點評。

　　這樣做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張欣對此似乎毫不在乎，她在建築以及建築對於城市氣質的改變方面，有著超乎尋常的自信。

　　她最近在接受《DOMUS》雜誌採訪時就頗為自豪地説，“我們開始SOHO現代城的項目時，北京幾乎是清一色的灰……現在來北京，你會發現處處是色彩，卻沒什麼好稀奇的了。這種現象不再是一種突破。但在那個時候，這對於城市是一次有意思的嘗試，也可以説這樣的嘗試鼓勵了更多的人敢於作出不同的思考。”

　　在身邊朋友看來，張欣是一個活在真空裏的人，或者説得苛刻一些，她生活在一個自己為自己編織的、有些理想主義的舞臺上。

　　如今，這位曾喜歡把髮絲染成淡褐色、熱衷於談論“城市靈魂”的女士，已經遠離了樓盤、財富和銷售數字；她現在的興趣，是慈善、孩子和微博。

　　她的一些朋友將這些變化歸結為信仰的力量——張欣6年前皈依了源自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巴哈伊教；還有的朋友認為這是她在經歷了物質的富足之後，其內在的理想主義的回歸。但不管怎樣，現在的張欣是幸福的，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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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説張欣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倒不如説她很真實，很自我。

　　在SOHO中國位於“朝外SOHO”極具現代主義風格的辦公室裏，整個空間以白色為基調，落地窗從天花板直伸到地面，光線將房間照得通亮。寬敞的走廊一側，擺滿了供來訪者休憩的咖啡色沙發和白色的桌子，穿著時髦的職員和年輕的外國人不時穿行其間；而在另一側的落地窗前，有幾張即將亮相的新項目設計圖，以及幾隻搖頭擺腦的小豬雕塑。

　　整個空間寧靜，舒適，洋溢著強烈的現代感；而在窗外的朝外大街上，卻是一片車水馬龍，穿梭來往的行人步履匆匆。

　　張欣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裏。今天，她所展現出來的國際化的一面，與她的人生經歷息息相關。

　　她的出身並非豪門望族，雖然祖上在緬甸定居經商多年。上世紀50年代初的反華熱潮，迫使她的父母回到中國，他們在北京結婚，成了外文局的兩名翻譯，之後在1965年生下了女兒。後來，他們因為文化大革命所顯露的兩種不同信仰而分居。張欣説，她母親曾給周恩來和鄧小平做“緬語和漢語的雙向翻譯”，父母最終離婚後，她跟著母親去了一所位於河南的幹校。轉了七八次學後才讀完小學。

　　在查建英所寫的《龜的故事》一文中，描述了張欣小時候的艱辛生活——

　　“她的母親，一位脾氣急躁、工作勤奮的婦女，只要覺得帶著女兒不方便，就把張欣寄放在某個親戚或朋友家，換了很多不同家。張欣説，她小學就轉過七八次學。甚至1972年她們母女回到北京後，生活仍然艱難。她回憶那時的日子：‘開始的時候，我們就睡在辦公桌上。每天晚上，我們把字典鋪在桌上，就躺在字典上面。’”

　　後來，她自己也回憶説，“那時候儘管在城市，但是生活很窮，每個月分得一些米、面和油，另外每年可獲分發一斤雞蛋和一些水果。但那時沒有冰箱，水果不易保存，我們見地面較涼，於是就把水果分開放在地上，每天翻一翻。”

　　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人們普遍懷有崇高的理想，要解放全人類，至少在精神層面上是富足的。

　　1980年，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打開國門，14歲的張欣，於是跟著母親到了香港，那時候她們蝸居在一間極小的房子裏，身無分文。母女倆開始在紡織廠流水線上打工。

　　張欣在香港的生活是再簡單不過了，白天在位於新蒲崗的工廠打工，晚上念夜校學英文。她後來在採訪中坦言，到了香港，一下子從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中掉下來，變為一天到晚盤算著做了多少件貨賺了多少錢的流水線女工。“但我不覺得苦，人要能屈能伸。大到能看全世界，小到能看清每個點，我這個人的伸縮能力很強。”

　　當然，在香港打工經歷，也讓她見識了社會下層及新移民掙扎求存的狀況，培養了她的生存能力。她説，“很普通的人我也能看到他特別的地方，很國際的人也能看到他普通的地方。所以，後來選擇與潘石屹結婚，很多人也問為什麼，但我就是看到他的特別之處。”

　　她和潘石屹的婚姻還是後話。當時，這個在電子廠擔任倉庫文員的小姑娘，正在暗戀著夜校裏的數學老師。如果不是一個兒時夥伴的偶然到訪，張欣的生命軌跡可能就會長期定格在了香港。

　　這位兒時夥伴會説英語，上過大學，他告訴張欣：“你在這裡的生活太糟糕了，你應該去美國。”

　　深受震撼的張欣去了英國。當時，她在劍橋的一家秘書學校讀了幾年英文後，獲得一份獎學金並進入了蘇塞克斯大學。這所大學雲集了眾多英國左派知識分子，張欣的左派教授們大都參加過1960年代的運動，他們腦子裏充滿了美好的理想，對共産主義懷著一腔浪漫的闡釋。張欣就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完成了她的經濟學本科學業。

　　她説，“歐洲的教育很重視啟發，一開始我不習慣。上課時老師總是不斷提問題，問了後我回去改了答案，回來後他又問更多，過程中不斷啟發我的思想。”

　　1991年，張欣從蘇塞克斯畢業，接著在劍橋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劍橋是一所充滿了浪漫人文主義思想的學府。張欣親眼目睹教授們如何在沒有寫論文的壓力下，安靜地探求人類未來的發展。

　　她在劍橋遇到了一批後來對中國改革進程産生影響的中國學生，就在他們中的很多人逐漸失去對共産主義的信仰時，她卻願意保留對共産主義的情結，並如饑似渴地吸收歐洲浪漫主義的養分。

　　碩士學業還沒結束，張欣就被巴林銀行相中，原本是去巴林香港分公司工作，沒想到她所在的部門被高盛收購，她陰差陽錯地成為高盛一名年輕的分析員。

　　離開高盛後，她加盟旅行者集團，成為一名年薪將近20萬美元的投資銀行家。1994年5月，她在劍橋的同學張維迎建議她去中國考察一個名叫“萬通”的公司。在回國的飛機上，她翻閱萬通的資料時，為這家公司“披荊斬棘，共赴未來”的口號所展現出的奮進精神而感染——在華爾街，她每天和言語粗魯、嫌貧愛富和不擇手段的競爭打交道。而在中國，她發現了一群和她一樣有理想的人！她很急切地想要跟這些人見面，當然，她那時還不知道，自己未來的丈夫就在這些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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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潘石屹早已從石油部管道局經濟改革研究室的崗位上離開，跟馮侖和一幫朋友在海南炒房地産。

　　1994年的春天，剛剛在海南淘得第一桶金的馮倫、潘石屹們回到京城，準備大幹一場。因為之前潘石屹已在海南得到確切的數據：海南人均住宅面積已到50平米，而北京不足7平米。“這説明什麼？這説明海南的泡快破了，北京的地産快火了！”

　　當時，萬通正進軍銀行、證券、保險、通信、服裝等多個行業，而用於投資的資金都是以將近20%的年利率短期拆借來的，如果沒有60%以上的毛利，投資肯定是虧的；在這種飲鴆止渴式的投資衝動下，公司已經不堪重負。潘石屹看出了其中的風險，他希望不要繼續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擴張性投資，而是就在北京做房地産，身為北京萬通總經理的他和馮侖發生了戰略上的矛盾，而後者，覺得有必要對其進行一番理性調教。

　　於是，張欣被請到了北京。然後，土鱉老潘和海歸小張就認識了。幾個月之後，兩人居然結婚了。

　　“我們兩個人的結合，是最不可想象的。”張欣後來雖然這麼説，但她的確從潘石屹身上看到了一種特別之處。

　　老潘眼光獨到，擁有靈敏的商業嗅覺，骨子裏還有一種農民的狡猾。張欣説，她和潘石屹剛認識4天，他就向她求婚。“他對機會非常敏感。”她笑著總結。

　　他們一開始就是生活伴侶和商業夥伴的關係。“土鱉”潘石屹對吸引國外投資有一些模糊的想法，而張欣想在中國找到自己的位置。她覺得萬通的一切，甚至包括其處在崩潰邊緣的商業模式，都很可愛。在她的最初印象中，即使萬通那幫人在長江的遊船上開董事會，都讓她找到了一種久違的理想主義的情懷。她發覺，這裡的一切，跟爾虞我詐的華爾街的感覺太不一樣了。

　　很快，在香港擁有“面對維多利亞海灣的大房子”的張欣，住進了潘石屹在北京的恩濟花園。不過，他們這種“公主和青蛙的愛情故事”才剛剛開始。

　　倆人很快就因為價值觀的不同而爆發了衝突。在《龜的故事》一文中，查建英如此描述：“蜜月旅行期間，他們在去澳洲大堡礁的路上，就發生了激烈爭吵。潘石屹對老婆的新馬克思主義想法非常生氣，因為她對中國人所經歷的苦難太無知、太冷漠了！而從張欣的角度，對潘石屹如此缺乏理想主義也感到震驚。張欣説，1996年和1997年是她生命中最艱難的兩年：她和她的丈夫每天吵架。”

　　具體到管理文化上，她希望公司能夠定期舉行員工會議，用民主來管理和解決問題，但潘石屹卻認為，跟著自己的感覺走，才是管理一個公司的方法。“一個國家需要民主，但一個公司卻需要專制，要不然就得亂了套。”

　　經過一段家庭和文化上的磨合之後，張欣從高盛辭職，全身心地投入到潘石屹的事業——更嚴格地説，是她和他的事業。

　　1995年，潘石屹用之前在萬通賺到的錢，與張欣共同創立“紅石”（3年後改名為SOHO中國）。受日本房地産業發展的啟示，他們看到了SOHO式住宅的巨大市場空間，專門滿足日益膨脹的中國中産階級的需要。

　　潘石屹瞅準了地處快速發展的朝陽區主幹道上的一個地塊，打算建造一個集公寓和寫字樓為一體的大型房地産項目。當時，張欣對到手倒賣的賺錢模式不屑一顧，她決意要走國際路線，而且要施展她的優勢吸引大的外國投資者，建造宏大的建築。然而，就在她努力了2年而即將成功引入外資的時候，卻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而告吹。潘石屹大發雷霆，説如果引入國內的小資金，項目説不定早建起來了。這場爭吵引發了嚴重的信任危機，張欣飛去了英國療傷，而潘石屹則賭氣去了日本。

　　張欣最終打破了僵局。倆人在電話裏進行了長時間溝通，她主動提出自己下崗生孩子，公司的一切都交給潘石屹打理。

　　當然，對“有頭腦有想法”的張欣來説，完全撒手不管也不現實。在SOHO現代城開工之前，她負責建築設計、項目管理和國外關繫上的決定。1996年，她遇到了一位提出為建築上色主張的建築師，雙方很快展開了合作。

　　兩年之後SOHO現代城落成。那是一批風格簡約、時尚的公寓，裏面是白墻和原色木地板；在用色上，每一座樓的外立面摒棄傳統的灰色，代之以活潑的色調：紅、黃、綠、紫。這種清新現代的風格，與競爭對手昏暗、空蕩蕩的毛坯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時，香港的《南華早報》採訪張欣時，送給她一個美稱：“為北京帶來色彩的人”。

　　這樣的嘗試讓張欣感到驚喜，也讓潘石屹嘗到了甜頭。憑心而論，重商的潘石屹其實看不起藝術，對時尚更是一竅不通，但張欣的藝術趣味跟他的商業包裝需求卻是不謀而合的。

　　後來，張欣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總結説：“公司要是按我華爾街的那一套走的話，SOH0中國今天很可能早已經倒閉了。”按她的想法，一定是偏重於資本運作和金融操作，先把戰略投資者引進來，上市，而後是國外的基金，等等。而潘石屹常説，張欣的很多關於企業發展路徑和重大商業決定的思路最終是“偉大夢想，一腳踏空”，所以才形成了兩人目前在公司內部的業務分工格局。

　　張欣負責房地産産品的製作以及與産品製作有關的社會形象，而潘石屹則負責除此之外的重要的商業決定，各有側重，分工協作。

　　正是有了兩人的默契配合，才有了紅石公司的從無到有，有了SOHO現代城的空前成功，有了更多SOHO的市場佳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