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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個留學夢。1983年我到深圳時已32歲,原來想在那裏過渡一下,掙點錢再去留學,結果沒想到就給耽擱下來了。到50歲時,已覺得留學和自己沒關係了,是下輩子的事了。
2010年初,哈佛的一個中國基金會在北京辦一個答謝會,當時執行主任問我有沒有興趣到哈佛遊學,半年、一年、三年都可以。當時我就回答“有興趣,一年”。但到了當年秋天,我卻猶豫了,害怕語言不行。過了國慶,沒去;過了聖誕,還沒去。這時,哈佛來函問詢,我聽出了話中有話:“我們這兒可是哈佛啊!”而且對於邀請一個中國企業家去學習,哈佛內部也存在不同意見。於是在2011年春天,我一咬牙就去了。
但對於60歲的我來講,第一學期的主要任務還是語言關。上午8點到12點在語言學校,下午1點半到6點在哈佛。主要是聽講座,沒有什麼壓力也沒有什麼作業。這個階段基本上是請一個學生先做筆記,回來我們討論。不過講座很精彩而且一天有四五十個講座,主要挑戰還是在那個英文學校。因為那裏年紀最大的學生比我女兒還要小十五六歲,西方教學又是以案例分析和遊戲互動形式展開的,而單詞是需要死記硬背的,我哪是那些小孩子的對手啊!
這讓我很快體會到什麼叫後進生的滋味。那所語言學校,每星期一都要考試。60分鐘考試時間,30分鐘就有一半人交卷了,再過10分鐘又走了一大批,到59分鐘時,整個房間就剩我1個人了。老師就差説“時間到了,要收卷子了”。我真想考試期間曠課,考完試再去上課。以前我可以不到1分鐘就可以睡著,但到了哈佛,上這個語言學校,就開始到半夜都睡不著覺。人處於一種很疲勞的興奮,也經常胡思亂想:你會不會是神經病?這值不值得?真能再堅持下去?
突然發現原來在國內的我已是半殘廢。因為畢竟我是在國內創業的,做企業快30年了。有秘書安排、有司機接送,一切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突然到了那兒,自己要去解決吃、住、行等基礎性的問題,感到不適應。連去坐地鐵去超級市場,都會坐反了方向。
當然,我也有優勢。雖然我在學習上很吃力,但可以跟著學。在作文方面我的優勢比較突出。因為這需要有思辨的,需要有觀點的、有邏輯的,這恰好是我的優勢。那些年輕人英文單詞比我記得多,講得也流利,但是寫作文我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我只要一交作文,老師就説:好,10+。
還有一個是成就感。語言學校分成五個級別,一個級別是十個星期的課程。先考試測試你的聽力、口語能力、理解力和寫作能力,之後,自然就分級別了。第五個級別是最高的。十個星期一大考,每個星期一小考。一年時間能上到最高那個級別的並不多。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過了前四個級別之後考雅思、託福就沒什麼問題了,所以沒必要再上第五個級別,而且真正能上到第五個級別的人也很少。我用一年時間上到第五個級別。雖然我是後進生但不是留級生,一直能跟著學,非常開心,有成就感。
事實上,聽課的效果與狀態很有關係。比如關於講宗教如何影響資本主義的思想史時,我一下子能聽20分鐘的課程,自己感覺都很好。雖然最多聽懂一多半,但因為我天天讀那些資料,知道老師在講什麼。比如哈佛旁邊的一所房子曾經住著誰,有哪本書是這位名人寫的,讓學生很有身臨其境的那種感覺。就連美國是英國殖民、美國之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也感覺仿佛就在昨天似的。老師講的流暢,我聽的愉快,所以我寧可放棄選修美國資本商業史來聽這門課。
到了第三個學期我就輕鬆多了。這個階段感覺是把腦子開動起來了,思維方式也輕鬆多了,接受的東西比以前要多了很多。之前我是憑經驗、憑直覺,到了這個階段感覺很特別,自己好像年輕了很多。這種感覺讓人心情愉悅。
事實上,在哈佛我感受很多。最新的一個是在哈佛看到一個漢白玉的碑。這個碑是哈佛成立300週年時中國留學生給送的,如今再過20年哈佛就400週年了。從中可以想象留學生對於中國意味著什麼。中國留學生在哈佛可以分為三代:第一代像著名科學家竺可楨等,他們都是學術的奠基人;第二代與第一代相隔的時間較長,因為1949年以後就中斷了,直到1980年代才真正開始有中國人去美國留學;最有意思的是第三代,一年還要參加兩次哈佛的裸奔節。
如今中國去哈佛的留學生已從神壇降到了普羅大眾,但這恰恰是中國的希望。如果僅僅只是少數的精英尖子去留學,想推動中國發展還是非常難的。事實上,現在中國的留學生在美國有很多。像在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就有400人,在麻省理工的中國留學生也不少。人數比較多的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留學生加上拜訪學者的總人數有2000人。我覺得中國未來的希望還是在教育,在美國看到這麼多的中國年輕人在那裏留學,就會深刻地感覺到中國希望所在。
至於像我這樣的中國本土企業家去美國留學,也可以成為聯絡東西方的一座橋梁。因為企業家畢竟能掌握一些資源,也可以為中國的未來做一些事情。這或許是我的另外一個作用。(本文由王石在歐美同學會活動上的發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