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個留學夢。1983年我到深圳時已32歲，原來想在那裏過渡一下，掙點錢再去留學，結果沒想到就給耽擱下來了。到50歲時，已覺得留學和自己沒關係了，是下輩子的事了。

　　2010年初，哈佛的一個中國基金會在北京辦一個答謝會，當時執行主任問我有沒有興趣到哈佛遊學，半年、一年、三年都可以。當時我就回答“有興趣，一年”。但到了當年秋天，我卻猶豫了，害怕語言不行。過了國慶，沒去；過了聖誕，還沒去。這時，哈佛來函問詢，我聽出了話中有話：“我們這兒可是哈佛啊！”而且對於邀請一個中國企業家去學習，哈佛內部也存在不同意見。於是在2011年春天，我一咬牙就去了。

　　但對於60歲的我來講，第一學期的主要任務還是語言關。上午8點到12點在語言學校，下午1點半到6點在哈佛。主要是聽講座，沒有什麼壓力也沒有什麼作業。這個階段基本上是請一個學生先做筆記，回來我們討論。不過講座很精彩而且一天有四五十個講座，主要挑戰還是在那個英文學校。因為那裏年紀最大的學生比我女兒還要小十五六歲，西方教學又是以案例分析和遊戲互動形式展開的，而單詞是需要死記硬背的，我哪是那些小孩子的對手啊！

　　這讓我很快體會到什麼叫後進生的滋味。那所語言學校，每星期一都要考試。60分鐘考試時間，30分鐘就有一半人交卷了，再過10分鐘又走了一大批，到59分鐘時，整個房間就剩我1個人了。老師就差説“時間到了，要收卷子了”。我真想考試期間曠課，考完試再去上課。以前我可以不到1分鐘就可以睡著，但到了哈佛，上這個語言學校，就開始到半夜都睡不著覺。人處於一種很疲勞的興奮，也經常胡思亂想：你會不會是神經病？這值不值得？真能再堅持下去？

　　突然發現原來在國內的我已是半殘廢。因為畢竟我是在國內創業的，做企業快30年了。有秘書安排、有司機接送，一切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突然到了那兒，自己要去解決吃、住、行等基礎性的問題，感到不適應。連去坐地鐵去超級市場，都會坐反了方向。

　　當然，我也有優勢。雖然我在學習上很吃力，但可以跟著學。在作文方面我的優勢比較突出。因為這需要有思辨的，需要有觀點的、有邏輯的，這恰好是我的優勢。那些年輕人英文單詞比我記得多，講得也流利，但是寫作文我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我只要一交作文，老師就説：好，10+。

　　還有一個是成就感。語言學校分成五個級別，一個級別是十個星期的課程。先考試測試你的聽力、口語能力、理解力和寫作能力，之後，自然就分級別了。第五個級別是最高的。十個星期一大考，每個星期一小考。一年時間能上到最高那個級別的並不多。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過了前四個級別之後考雅思、託福就沒什麼問題了，所以沒必要再上第五個級別，而且真正能上到第五個級別的人也很少。我用一年時間上到第五個級別。雖然我是後進生但不是留級生，一直能跟著學，非常開心，有成就感。

　　事實上，聽課的效果與狀態很有關係。比如關於講宗教如何影響資本主義的思想史時，我一下子能聽20分鐘的課程，自己感覺都很好。雖然最多聽懂一多半，但因為我天天讀那些資料，知道老師在講什麼。比如哈佛旁邊的一所房子曾經住著誰，有哪本書是這位名人寫的，讓學生很有身臨其境的那種感覺。就連美國是英國殖民、美國之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也感覺仿佛就在昨天似的。老師講的流暢，我聽的愉快，所以我寧可放棄選修美國資本商業史來聽這門課。

　　到了第三個學期我就輕鬆多了。這個階段感覺是把腦子開動起來了，思維方式也輕鬆多了，接受的東西比以前要多了很多。之前我是憑經驗、憑直覺，到了這個階段感覺很特別，自己好像年輕了很多。這種感覺讓人心情愉悅。

　　事實上，在哈佛我感受很多。最新的一個是在哈佛看到一個漢白玉的碑。這個碑是哈佛成立300週年時中國留學生給送的，如今再過20年哈佛就400週年了。從中可以想象留學生對於中國意味著什麼。中國留學生在哈佛可以分為三代：第一代像著名科學家竺可楨等，他們都是學術的奠基人；第二代與第一代相隔的時間較長，因為1949年以後就中斷了，直到1980年代才真正開始有中國人去美國留學；最有意思的是第三代，一年還要參加兩次哈佛的裸奔節。

　　如今中國去哈佛的留學生已從神壇降到了普羅大眾，但這恰恰是中國的希望。如果僅僅只是少數的精英尖子去留學，想推動中國發展還是非常難的。事實上，現在中國的留學生在美國有很多。像在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就有400人，在麻省理工的中國留學生也不少。人數比較多的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留學生加上拜訪學者的總人數有2000人。我覺得中國未來的希望還是在教育，在美國看到這麼多的中國年輕人在那裏留學，就會深刻地感覺到中國希望所在。

　　至於像我這樣的中國本土企業家去美國留學，也可以成為聯絡東西方的一座橋梁。因為企業家畢竟能掌握一些資源，也可以為中國的未來做一些事情。這或許是我的另外一個作用。(本文由王石在歐美同學會活動上的發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