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2013年是人口紅利消失轉捩點

　　見習記者 周瀟梟 北京報道

　　一邊是民工荒，一邊是就業難。這看似矛盾的現象卻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就業現實。

　　今年2月初，國務院轉批的《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中，又明確指出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總量壓力持續加大，就業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未來仍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且要在制定國民經濟、對産業結構和産業佈局進行重大調整時，要把就業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優先目標予以考慮。

　　在人口紅利幾近消失的中國當下，就業格局究竟是怎麼樣的？政府在促進就業中，又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中國經濟如何保持持續發展，是否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目前又需要為此做什麼調整？

　　針對這些問題，本報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

　　結構性就業難

　　《21世紀》：中國現在很多地方都出現用工荒的問題，但最新出臺的《促進就業“十二五”規劃》中，仍然強調“十二五”期間的就業總量壓力在持續加大，未來中國就業會是一個大問題嗎？

　　蔡昉：這裡存在一個極大的誤解。在西方國家，勞動力短缺是勞動力市場的常態。歐美、日本、韓國長期都是這樣，但他們的政策從來不説“就業不是問題”，相反他們把就業問題放在最優先的地位。也就是説，勞動力短缺和就業難，從來都是並存的。

　　《21世紀》：在你看來，目前中國就業難的問題集中在什麼方面？

　　蔡昉：中國目前主要是結構性的就業困難、結構性的失業。

　　結構性的就業難，即求職者的能力，跟經濟發展、産業結構升級等創造出的崗位，不相匹配。大學生就業難，並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就業難，是因為大學生的人力資本達不到要求。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在數量上可能是匹配的，但結構上並不匹配，這就是結構性的失業問題。

　　城鎮就業困難的人員，過去我們把他們稱為“40-50”人員，也是一樣。他們年齡偏大，受教育程度也低，沒有技能，身體也不好，不適應很多崗位，他們也是結構性失業人群。

　　除了結構性失業，還有摩擦性失業問題。有人在招工人，也有人在找崗位，但勞動力市場還沒有強大到，把所有要找工作，要招工人的人匹配在一起，它有摩擦。

　　《21世紀》：如何解決這種結構性、摩擦性的失業問題？

　　蔡昉：結構性、摩擦性的就業困難和失業，是一種非常頑固的現象。過去缺崗位，可以通過大力發展第三産業、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政府公益性崗位來解決。但要創造一個特別好的市場環境，解決人力資本匹配的問題，解決勞動力市場的無摩擦問題，這需要制度建設，需要體制改革，需要的東西就多了。

　　在某種程度上，它並不能馬上使上勁，但仍能做一些改善。首先，政府要發展就業的公共服務，搭建各種信息平臺，讓崗位需求和崗位供給的信息充分地流動。

　　再一個，技能與崗位不相匹配會永遠存在，當技能和崗位不匹配時，需要轉崗；要改變勞動者的人力資本，需要再培訓。這種培訓，雖然不一定要政府經辦，但政府需要介入，需要扶持。這些都是政府的職能。

　　更長遠來看，需要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需要培養通用型人才。

　　再者，我們的教育需要更多地與市場需求挂鉤。

　　今年是人口紅利最後一年

　　《21世紀》：去年，中國的人均GDP收入已經達到5500美元。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蔡昉：中國目前處在一個中等偏上的水平。其實，對於目前世界上後起的發展中經濟體，經過中等收入，最終又進入高收入的，其實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台灣和香港。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我更願意解釋為，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經濟沒能保持原來的發展速度，未能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為什麼經濟增長不再持續？核心在於，過去能讓我們高速發展的因素沒了。對我們來説，最顯而易見的一個因素，就是人口紅利。

　　邏輯是這樣的，當中國的人口紅利快到盡頭，出現勞動力短缺、工資成本上升，中國在勞動力密集産業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要想保持經濟的增長，就必須提高勞動生産率。提高效率，有資源重新配置産生的效率，這涉及到産業的轉移；也有企業內部的效率。企業的效率，自己能實現，但作為政府，需要給予企業以激勵，需要有“創造性破壞”的環境。如果沒有這個環境，企業會喪失動力，中國經濟也將不再增長。當中國經濟不再增長，在中等收入的行列中，呆得時間久了之後，那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不再增長，經濟也不再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這時更加不可能改善收入分配：因為當你不能做大餡餅，而試圖實現公平地分配餡餅，這不大現實；餡餅只會越分越不公平。最後，很可能出現“拉美現象”：收入分配不公，人們的期望和現實不一致，大家對公共政策不滿，最終進入經濟停滯、社會衝突、政治不穩定的狀態。

　　《21世紀》：中國的人口紅利還能延續到什麼時候？

　　蔡昉：根據我們的測算，今年是最後一年，2013年人口紅利就將結束。到2013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不再增長，是零增長，之後就是負增長。2013年將是一個極具標誌性的轉捩點。與此同時，人口撫養比，即勞動力所需要支持的撫養人口，也不再下降，明年降到最低點，之後就會上漲。人口紅利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需要用一個統計指標來監測，人口撫養比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預測結果是這樣，但我們也不希望人口紅利消失在明年。做出這樣的結論，是希望能引起足夠的重視，去努力挖掘，或者延長這次人口紅利。因為中國如此之大，地區間發展階段不同，資源稟賦、人口結構差異都很大。因此，當沿海出現招工難的現象，中西部地區還有勞動力轉移的餘地。

　　目前農村中，仍有不少勞動力是富餘的，這個比重還很高，而且年齡偏大。他們並不是不好的勞動力，只是他們不再是那個20多歲，希望離家越遠越好的孩子，他們需要顧家。但這時産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這樣又能産生一批新的勞動力的供給。這樣就能延長人口紅利，第一梯隊緊張了，就去挖掘第二梯隊——那些年齡偏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

　　如果我們有緊迫感，能早點認識到問題所在，幫助培訓農民工，提高他們的技能，就能促進産業的跨地區轉移，延長人口紅利。

　　《21世紀》：目前中西部的工資跟東部沿海的工資有趨同的走勢，這是否會阻礙産業的跨地區轉移？

　　蔡昉：目前還沒有平衡，地區間的工資還是有一定差距。現在出現中西部地區工資上漲得很快，是暫時的。由於過去中西部沒什麼企業，現在越來越多，這些企業落地之後，發現很多人都去到外地打工。即出現了短期的供求關係的矛盾，這些企業需要用實在的工資去吸引工人回來，因此中西部地區的工資漲得也比較快。

　　我判斷，各地的工資仍會持續上漲，但沿海地區上漲的壓力會更大，中西部地區的漲幅會相對緩和。目前有一個指標，叫勞動爭議案件。每年會有大量的勞動爭議案件立案，有些在進入法律程序之前就調解了，有些還進入到法律程序當中。沿海地區是這些年勞動爭議案件的主導，70%以上的案件都發生在沿海地區。因為我們知道，勞動爭議主要還是爭工資，也就是説沿海地區對工資的爭議要求會更高，因此，沿海地區漲工資的壓力也會最大。

　　政府應做好兩件事

　　《21世紀》：在提高勞動生産率的過程中，政府需要做什麼呢？

　　蔡昉：對政府而言，需要做好兩件事情。

　　第一，要辦好教育和培訓，提高人力資本。之前提到地區間的工資趨同，現在還有一個趨同。在農民工中，受過高中教育的人和初中教育的人，他們工資也在趨同。因為現在到處缺人，低技能的工作也缺人，因此他們的工資漲得很快，導致了這個趨同。用學術的語言來概括，意味著教育回報率下降了，收益率下降，教育激勵降低。

　　現實的後果是，家庭特別是貧困家庭，不想讓孩子上學。這些家庭不讓孩子們上高中了，因為高中要花很多錢，而且還有機會成本——耽誤打工掙的錢。一個農民工一年掙三四萬塊錢，完全沒有問題的；那麼高中三年下來，就是十幾萬塊錢，這都是機會成本。

　　這時候，市場失靈了，需要政府做些事情。首先，要鞏固義務教育。再者，要儘量做到上高中不花錢。我們現在已經在努力做，涉農的中職不收費，我想高中也盡可能地不收費，因為這是影響我們未來前途的事，這是頭等的外部性和社會效應。這是政府要做的一件事，保持人力資本提高。

　　第二，政府應該營造一個“創造性破壞”的環境，就是讓有效率的企業生存發展，擴大規模；讓那些沒有效率的企業，逼著他們提高效率，如果還做不到，就讓它死掉。這就是創造性毀滅，沒有毀滅，沒有死亡，就沒有新陳代謝，就不能保證企業的活力。

　　因此，要防止壟斷，要允許進入，要允許競爭，要舍得讓該死的企業死掉。歷史經驗表明，政府天生害怕大量企業消亡。日本政府當初就是擔心企業死掉，進行過度的保護，形成了大量的“僵屍企業”。政府不用替企業操心，政府要做的是要營造一個環境，讓有生産率的企業能生存發展壯大，讓沒有生産率的企業被淘汰掉。

　　《21世紀》：促進就業的“十二五”規劃中，提到“十二五”期間，要實現最低工資標準年均13%的增長率，這是否能實現？

　　蔡昉：最低工資標準是政府定的，要實現年均13%的增長，困難不大。

　　目前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和社會平均工資差距還比較大。我們前一兩年，最低工資標準只是社會平均工資的20%-30%。因此，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讓它和社會平均工資更接近些，才能起到保護工人的作用。按照國際慣例，最低工資和社會平均工資水平是有一個特定的比例，目前我們國內的水平還偏低，所以以一個較快的速度來提高，是有意義的。而且近幾年實際工資的增長率也很快，這些年農民工的工資都是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所以我認為13%的標準是合理的。

　　需要提醒地方政府的是，要明白設計最低工資制度的目的。這個制度功能是，任何一個市場總有一批信息不充分的弱勢勞動者，他們在工作，但不知道應該拿多少錢，他們不上網，沒有親戚朋友、沒有同學告訴他們，存在信息不對稱，可能會被僱主欺騙，僱主可能隨便給他們一個低於市場的工資。因此，這個時候最低工資制度，就從法律上保障了最起碼的工資收入。最低工資不會告訴我們什麼是市場均衡工資，但它會告訴我們什麼是法定工資，它能起到保護弱勢群體的作用。

　　有些地方政府認為，最低工資是他們調工資的一個手段，他們想讓工資漲得快一些，所以就把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得快一些。政府沒法讓企業漲工資，但他定最低工資，逼著企業漲工資。

　　政府把最低工資當做一個手段，這個出發點是不對的。工資是勞動力供求關係決定的，是勞動者和企業家們談判形成的結果。如果把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權力，當作調工資的杠桿，也不排除未來在一些地區，最低工資標準超過了市場均衡工資，它的結果是，企業家就不願意雇傭工人，會造成失業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