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 張茉楠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面臨“人口紅利”衰減約束。一直以來，“人口紅利”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源泉。據世界銀行估計，“人口紅利”的結構性優勢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貢獻度達到了30%以上。然而，隨著我國“人口紅利”漸漸消失，傳統國家盈利模式受到嚴重衝擊，低端勞動力人口減少正成為常態，對未來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會産生重要影響。如果我們還停留在以出口為導向的低端製造業端，那麼就無法走出以勞動力、資源消耗為代價的初級工業品製造業階段。因此，中國必須選擇“人口紅利”轉型作為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突破口，進而實現戰略性轉變。

　　這幾年，中國“用工荒”問題開始凸顯出來：東部沿海勞動力輸入大省用工率先出現大量缺口，企業招工困難，這一態勢迅速蔓延至內陸傳統的勞動力輸出省(市)。中國由區域性“用工荒”向“全局性”用工荒轉變，“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漸行漸遠。

　　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保持傲人的高速增長，“人口紅利”的貢獻功不可沒。長期以來，由於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勞動力，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作用，以低廉勞動密集型産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實現較長時間的經濟持續增長。這也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的價值洼地。

　　“人口紅利”是指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撫養比例下降，總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個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時期，這一時期整個社會的經濟呈現出“高勞動參與率、高儲蓄率以及高勞動力配置效率”的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總撫養比從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2005年後，人口總撫養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將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2007年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4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25%左右。

　　國際經驗也表明，所有的先行國家和地區，都曾經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或多或少得益於“人口紅利”。美國蘭德公司對“東亞奇跡”和“新大陸國家奇跡”的研究顯示，1970年-1995年間，在東亞諸國超出常規的高增長率中，由勞動年齡人口高比重所導致的GDP貢獻比例高達1/2-1/3。北美新大陸開發之初，人均GDP增長率比舊大陸高出部分中，90%可以歸於富有生産性的人口結構優勢。

　　但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因素。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無法回避老齡化這一客觀歷史必然。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增長因素最終要消失殆盡，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帶來高生産率與高儲蓄率，並導致較高資本積累的現狀將不復存在。

　　數據顯示，大多數發達國家在進入“劉易斯拐點”後，整體經濟進入了生産要素成本週期性上升的階段。這一階段發達國家也積極提高人口素質，因此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都會發生重大調整。特別是勞動分工、産業結構、就業結構，以及儲蓄、消費、投資、社會保障等領域會發生深刻變革。

　　當前，我國正處於“人口紅利”下降通道中。首先，我國現代老齡化程度值得關注。我國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齡率為8.9%，2050年左右大概為30%，中國老齡化程度開始加強。其次，“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農村還能再轉移出來的剩餘勞動力數量已經不多。數據顯示，外出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數量，2002年-2006年平均每年還可以增長6%，但是2006年-2010年，每年增長1.7%，儘管速度還在增長，但增速越來越慢。社科院研究表明，2000年-2013年間，中國人口撫養比仍呈上升趨勢，但速度趨緩。2013年將是轉捩點(但現在時間可能已經提前)，有效撫養比在此後呈不斷下降趨勢，直接“人口紅利”溢出效應將遞減。

　　長期以來，我國實現較長時間的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也形成了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産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可見，“人口紅利”在中國還只是停留在數量型發展階段。真正的質量型“人口紅利”的實質是由於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源開發以及勞動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使經濟發展的成果通過促進人力資本形成轉化經濟可持續的增長。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並不可怕，反而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發展轉型的倒逼機制。

　　為此，在總體佈局上，必須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力資源建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惡性循環”，注重發展有利於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産業和生産服務領域。

　　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目標導向上，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過程變成促進就業持續擴大的過程，把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變成對就業拉動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

　　在具體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為人力資本可持續發展掃除制度障礙，為即將到來的人口老齡化時期擴大人力資本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