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説，批評政府是知識分子的天職。

　　但是，批評的分量和效果卻因批評者的身份與時機的選擇大相徑庭：有的如輕風拂面不痛不癢，有的如遍地撒網泥沙俱下，有的激烈但是為了批評而批評，有的批評則為了給出建議，最終能在社會上産生重大反響，甚至能影響政府決策。

　　厲以寧顯然屬於後者。他最近的批評矛頭直接對準了央行及其貨幣政策委員會，他直言不諱甚至有些尖銳地認為，2011年的宏觀調控政策錯過了最佳時機。

　　作為當代中國泰斗級的經濟學家，厲以寧還有一個身份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尤其是他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執教多年，可謂桃李滿天下，有些學生已經進入中國決策層，因此他的言論備受市場關注，更讓人充滿期待。

　　書生誤國？

　　3月21日，厲以寧在北大為學員作報告，解讀全國兩會經濟政策熱點時説：“聯想到去年兩會，當時有代表提出儘管通脹很厲害，但貨幣政策要適度。結果貨幣政策直到去年第四季度才開始轉，這就表明錯過了時機，如果第二季度就開始松了，中國經濟不會搞成這樣子。”

　　他甚至還透露，與會代表直接指責貨幣政策委員會“書生誤國”，到貨幣很緊的時候，這些書生竟還在説存款準備金率仍有上調空間。

　　如果持續跟蹤厲以寧的言論的話，就會發現他對此輪央行抑制通貨膨脹的舉措，早就有批評，並有自己的政策主張。

　　2011年年末，也是在北京大學的一個論壇上，厲以寧説：“全世界沒見過的，一個月提高一次存款準備金率，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他認為，這樣過度緊縮的貨幣政策已經給企業造成了傷害。

　　厲以寧分析認為，此輪通貨膨脹的來臨，不同於以往。上世紀90年代的通貨膨脹是投資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一緊縮就管用了。而這次通貨膨脹，有投資需求拉動的因素，也有國際輸入性通脹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這次是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

　　他説，我國在貨幣總量的控制上，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的理論。根據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情況，貨幣流通正常水平可以算出來，但中國不是這個情況。因為中國是雙重轉型國家，一是從農業社會轉到工業社會；二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入市場經濟體制。

　　“農民進入城市並被捲入市場，因為他們在農村不要貨幣，是自給自足的，現在貨幣需求量會增大。還有作為一個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流通渠道不是通暢的，在這個過程中貨幣流通速度沒那麼快。”

　　厲以寧此番批評，除了具備紮實的理論功底外，更為重要的是他作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曾經的理論設計者之一，對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內在路徑的洞察，這顯然與目前的貨幣決策者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就難怪他批評目前的貨幣決策是“書生誤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