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劉海波 通訊員／黃志茂 張雷 歐平 發自 清遠

　　她自言很“小資”，喜歡喝咖啡，喝茶要喝花茶。辦公室裏永遠擺滿綠色植物，即使是現在還有20多盆花草。一個非常有趣的想法是在自己的陽臺種青菜，陽光打在綠油油的菜葉上，一切都讓人感到溫馨和放鬆。

　　但這只是她生活的一面，像硬幣的兩面永遠沒有接觸的機會一樣，她的工作卻充滿蛋白質腐爛的惡臭，最常見的就是一具具腐爛到沒有人形的屍體。人們也很難想象這兩種極端的生活怎麼在她身上和平相處。她告訴記者：“我的生活和工作，就像地球的南北兩極，反差得有點殘酷。”

　　這就是49歲的吳小潔28年來的生活，很難想象一個舉手投足如此優雅的人卻以與屍體打交道為職業，活在看似不太和諧的兩端，她的活法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一個為逝者“立言”的人

　　1986年冬天，零下20攝氏度，大風。人們即使穿上厚厚的衣服也被寒風輕易穿透，掃過皮膚，刀割一樣疼。烏魯木齊荒郊的墳崗，工人們在費勁地用鐵鍬打開一座墳墓的凍土。帶著30多斤重的勘驗箱，吳小潔在現場已經等了許久，手腳已經凍得有點麻木。

　　圍觀的人很多，裏三層外三層，有些人在悄悄地説著話，眼睛不住地打量開墳的進度。圍觀者都是男人，雖然好奇，但也是站得遠遠的。

　　棺材頂蓋露了出來，這時掘土的工人們嚷道：“下面的不做了！”他們不願意接觸棺材，覺得晦氣。負責案件的偵查員耐著性子説了好久，工人們才做出部分讓步，但也僅限于打開棺蓋，別的不做。打開棺蓋後，工人們一哄而散，跑出了墳坑。

　　這是吳小潔第一次開棺驗屍，直到現在，她還記得棺材裏一層灰色的煤灰，薄薄地覆蓋在屍體上。

　　“不知道是因為寒冷的天氣，還是緊張，或者是害怕，我的牙齒在上下打戰，碰得咯咯響。但是當時我不能表現出任何不專業的行為，這樣會成為同事、老師的笑柄。”吳小潔説，即使是現在，那些場景依然印象深刻。

　　伴隨工人的本能回縮，剩下的就是吳小潔一個人的工作，她要一個人下到棺材跟前，將一個成年人的屍體拖出來檢驗。但是，對於當時僅有80斤體重的她來説，這是一個不太可能的任務。試了試，果然不行，力氣不夠。

　　“後來，還是偵查員想了個辦法，懇請那些工人把棺材重新蓋上，然後用繩子綁住，將棺材整體抬出，我再檢驗。”吳小潔回憶道。

　　事情遠沒想象的那麼容易，檢驗的問題解決了，圍觀的人卻表示不能接受。當地的風俗是女人不能碰觸屍身，而吳小潔是個“女法醫”，當地人不同意她繼續這麼做下去。幾十個男性村民一起表示反對，作為現場唯一的女性，吳小潔感到有些尷尬。

　　案件的主辦警察又開始了新一輪勸説，也找來了村裏的長者，與村民協商。最後，村民做出了讓步，不過要按照當地的風俗儀式，擺上冰塊，以及一種“能夠讓人安息”的草本植物。

　　最終，在眾人懷疑的目光中，吳小潔完成了檢測，找出了死因，這個人是被謀殺的。

　　1984年從西安交通大學醫學系畢業的吳小潔，和那個時代大多數人一樣，服從工作分配。20世紀80年代，職業的規劃並不屬於個人，國家分配是每個畢業生職業道路的唯一途徑。吳小潔接到的通知是，到地處烏魯木齊的建設兵團公安局報到。

　　“拿到通知的時候很興奮，筆挺的警服，非常帥氣。我想，那是一種職業榮譽感。”隨後，吳小潔補上一句，“我的父親也是一個警察！”

　　沒有多想，吳小潔收拾好包裹，從西安趕到了烏魯木齊，跟著一群老法醫再修一年法醫學。“我的夢想並不是成為法醫，我想做婦産科醫生，一個新生命的誕生會讓人非常興奮。”吳小潔説，沒想到剛好相反，她更多的是與死亡打交道。

　　第一次趕往案發現場的窘迫僅僅是個開始，第一次面對碎屍案、第一次交通意外、第一次開棺驗屍……“每一次這種心理和生理上的刺激都會讓你的神經遭遇一次撞擊，一次淬煉。可以説是被逼出來的，每一次讓普通人覺得醜陋的、骯髒的、噁心的、難以接受的經歷，都會將人的神經撐大，讓人最終不再有強烈的排斥反應。”吳小潔説，這是任何一名法醫都要經歷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並不好受。

　　放棄常人的幸福

　　1990年，中國改革開放再加速，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孔雀東南飛”是那個時代對於人才流動的描述。在烏魯木齊工作了6年的吳小潔也躍躍欲試。她有兩個選擇：茂名和清遠。幾個月以後，她乘坐的大巴車到了清遠。

　　悶熱的清遠給了吳小潔更大的挑戰，這裡的天氣遠不如新疆寒冷，惡臭與腐爛是要面對的第一關；同時，工作環境也比在烏魯木齊時更加艱苦。那時，清遠檢驗設備奇缺，法醫部甚至沒有物證室，所有的檢驗都要現場進行。在清遠僅有的4名法醫中，吳小潔是唯一的女性。

　　鋻於條件不足，每次出警，法醫都要完成所有的事情：提取物證、檢驗屍身、做出報告……甚至包括檢驗之後，將屍身的衣服重新穿上，都要法醫自己動手。

　　“每次檢驗完之後，我都會給自己一段時間進行心理隔離。自己努力地去隔斷那些惡性感觀帶來的刺激。”吳小潔説，“回去以後，我都不與同事議論這些事，除非是案情報告。”

　　不僅僅是現場的麻煩，法醫面對的另一個大難題卻是自己的衣服。因為警服非常貼身，但並不適用現場複雜的環境。多數法醫在出警的時候都會穿上自己的衣服，而現場揮之不去的屍臭以及噴濺的液體會給他們造成很大的麻煩。

　　對此，吳小潔的解釋是，法醫要有異於常人的心理承受力：“很多人會問我，是否穿一套扔一套。這個不太可能，要不我那點工資光買衣服就買不過來。”

　　清遠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副支隊長黃琳繡説，同行都知道，很多幹警能夠在旁觀看案發現場，不過如果有液體濺到他們的衣服上，以後就再也不會看到他們穿那件衣服。但是，弄臟衣服對於吳小潔來説，再正常不過。所以在28年的法醫生涯中，灰色和黑色就是她所有衣服的格調，以掩蓋那些“臟東西”。

　　因此，這也就意味著吳小潔捨棄了那些賞心悅目的衣服，顯得老土。以至於後來的新進80後法醫們，最常問她的一個問題就是：“吳姐，你幹嗎不穿裙子？你要個頭有個頭，要相貌有相貌，不要每天打扮得像個中性人嘛。”

　　1996年，吳小潔有了個女兒，小名妞妞。在爺爺奶奶照顧3年以後，作為母親的吳小潔，只能將她帶在身邊。但是，吳小潔加班是常事，而她的丈夫在交警隊工作，同樣忙碌。妞妞單獨在家，無人照料，吳小潔就帶著她去加班。她將物證室的一個解剖臺清理乾淨，消毒以後，讓妞妞睡覺，自己則在旁邊的另外一個工作臺上檢測證物，直到深夜。

　　“很多同事都覺得不可思議，她竟然敢讓孩子睡在物證室。”黃琳繡這樣跟《南方》雜誌記者説，“而她跟同事説，沒事的，我消毒了。實際上，我們也明白，她太忙了。所有的案件都要她經手，要是碰上大案，幾天幾夜都別想休息好。”

　　妞妞的童年就是在吳小潔的物證室度過的，因為吳小潔實在太忙，不能陪她去其他地方。“妞妞小時候，一直説我是個化學家，將來她也要做化學家，因為她的課本上有化學家看著顯微鏡的圖片。後來長大了，才知道我的職業是怎麼回事，她説會從醫，但不會做法醫。”聊起女兒的夢想，吳小潔説那是一段很意思的轉變。

　　法醫的“認真”

　　1990年到1997年，清遠發生連環性侵案，同樣的手法，同樣的罪行，犯案者甚至囂張地留下了同樣的字條。而且肆無忌憚，連犯46起。一時間整個清遠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女子都不敢獨自上街，而受侵者則噩夢連連。

　　1996年，案件再發，這次案情更重，被侵犯女子遇害。時任清遠市公安局局長的蔡永陽非常憤怒，發誓破案。刑警隊在多日排查中，所有證據直指與被害女子幽會的情夫。在案件的討論會上，刑警隊員一支接著一支地猛抽煙，連日的疲憊就要有了結果，大家都很興奮，連環案告破將是大功一件。

　　坐在角落裏的吳小潔，向專案組報告檢驗結果。她説，事情沒有那麼樂觀，在體液檢測中，還發現了第三人的體液，所以難以斷定是否情夫就是犯案人。

　　這句話在刑警隊員中炸開了鍋，原本的興奮轉化成失落與憤怒。他們大聲追問：“你是不是檢測錯了？這可是大事！”

　　不善言談的吳小潔沒多説話，只是平靜地説，我相信自己的檢測結果。這下蔡永陽犯了難，本來以為證據確鑿，已經準備申請逮捕，這下又走到了岔路口。討論會一直持續到深夜，蔡永陽做了個決定，相信吳小潔的檢測結果，連環案待定，繼續偵查。

　　過了不到一年，清遠市局在調查其他案件的時候，偶遇一個同樣手法的案件。在嫌疑人的供述材料中，手法和細節具有很強的反社會性，嫌疑人的眼神兇惡，神情冷漠，冰冷的感覺甚至讓當天打掃警局衛生的保潔員感到害怕。

　　蔡永陽得知後，預感此人不簡單。很快，他給吳小潔去了個電話，讓她對這個人進行體液檢測。檢測結果出來以後，這個人與連環案嫌疑人的結果匹配，犯案幾率極大。

　　偵查員根據結果，隨後走訪了連環案受害人，尋求人證支持。經過16名受害人指認，此人正是連環案犯罪嫌疑人蔡文聰。物證人證俱在，蔡文聰其後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清遠人民松了一口氣。

　　在其後的表彰申報上，蔡永陽拿著表格想了很久，最終他只寫上了吳小潔一個人的名字，記三等功。他對刑警隊員解釋：“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但是能夠破案，還是由於吳小潔的專業精神，認真負責，才能辦成鐵案！”

　　對於這一案件，吳小潔説這和她檢測的2600多宗案件沒什麼區別，法醫就是找出證據，提供判斷，“提供準確的證據是第一位的！”

　　爭當專業技術的“排頭兵”

　　2003年以前，能夠進行DNA檢測的單位只有公安部或者是省公安廳，清遠有DNA檢測的需求，但苦於沒有相關的技術和人才。

　　2003年，清遠市公安局決定建立自己的DNA實驗室，由吳小潔負責建立，這也是廣東省最早一批DNA實驗室之一。而在這之前，吳小潔也建立了清遠市的物證室，將法醫驗證程序化。

　　DNA實驗室非常“燒錢”，而經濟並不發達的清遠難以與珠三角地區城市相比，投入不了那麼多錢。為了節省成本，吳小潔能省則省，基本上能夠自己動手解決的，絕不求人。2002年末，吳小潔申請到省廳求教。白天跟著省廳的DNA實驗室學習，晚上回到招待所，就一張一張地將省廳的儀器縮小比例，畫出草圖，以待建立實驗室時用。

　　“專業實驗室和普通物證室完全不一樣，要求很高。當時建立實驗室主要是兩個困難，一個是設計，另外一個就是語言。清遠的資金投入沒那麼多，聘請設計公司的費用太高。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所有的操作全部是專業英文，我雖然學過英文，但並不專業。”吳小英説，“我只能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看，沒日沒夜地看。現在想想，如果再重新讓我搞一套，可能我還真不願意搞了，太苦！”

　　在省廳的實驗室泡了4個月之後，吳小潔回到了清遠，不僅帶回了操作技術，同時也有自己的一張設計草圖。實驗臺的位置、儀器佈局、水電線路，甚至每一個接線板擺放的位置，吳小潔都要親自跟裝修工協調。她開玩笑説：“那一段時間，我就像個包工婆，每天泡在六樓，衝著裝修工嚷，要求他們拆線、拆指示牌，不能那麼安裝，重新返工。”

　　2003年10月27日，實驗室正式揭牌，作為正式法醫實驗室承接案件。這一天也是實驗室的成立紀念日。

　　“DNA實驗室可以説是一件破案利器，對於很多案件的偵破可以説是事半功倍。但是，當時我覺得還可以做得更多。”吳小潔説。

　　吳小潔所指的更多，是基於DNA實驗室所衍生的DNA數據庫。清遠是廣東省主要的少數民族聚居地之一，也是省內少數民族最多的地級市，其中主要以瑤族、壯族為主。對於漢族DNA的測定，自DNA技術開始以來，就一直有數據庫建設，而對於瑤族來説，DNA數據空白。

　　“當時，我就想，漢族的DNA數據很多大城市都在做，而瑤族是清遠的典型少數民族，這一數據還是欠缺，既然我們手上有這些設備，那就可以展開測定。”吳小潔這樣告訴《南方》雜誌記者。

　　但是，沒有這方面的專項經費，畢竟科研是需要人力和財力投入的。於是，吳小潔想了個辦法，清遠市公安局每年都會進山為瑤族義診。吳小潔就跟村民們説，免費給他們檢測血型，而採取的血樣一半用於血型檢測，一半用於DNA檢測。

　　在幾年的測定之後，吳小潔將這些結果先後寫成了《熒光STR分析技術串並案件一例》《一例根據血跡分佈狀態分析案發現場的體會》等10多篇論文，其中4篇發表在法醫界權威雜誌——《中國法醫學雜誌》上。而她的《廣東省瑤族人群15個STR基因座的多態性調查》也被列為公安部科技攻關資助項目。

　　另外，還有一個令吳小潔同事驚奇的事情是，DNA實驗室建立以後，吳小潔可以少跑案發現場，目光更多地聚焦在DNA的研究上，這給了她一個機會去穿裙子。“沒想到她穿起裙子那麼優雅。”包括民警何靚在內的許多同事這樣告訴《南方》雜誌記者。

　　(本文責編／劉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