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財智》2月封面

　　采寫|《小康財智》記者 晁珊珊

　　大時代成就大企業家。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把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分成三種，八十年代的農村能人，九十年代的下海官員，2000年後的海歸專家。黃怒波屬於第二批。

　　他和同時代的孟曉蘇、馮侖等同樣成為“文革”後的第一批名校高材生，在九十年代走出中宣部，下海投身地産。

　　如今，孟曉蘇的中房地産建起了中國五分之一的商品房，他的碩士論文《堅持經濟改革的市場取向》成為不久後中國的國家實踐；“思想家”馮侖領銜的萬通地産首倡“香港模式”到“美國模式”，極力打造“中國房地産行業高端市場第一品牌”；而黃怒波一手創辦的中坤集團，正在全世界聚焦的鎂光燈下展示它的世界休閒地産王國……

　　九十年代的企業家同樣經歷了困苦甚至屈辱的少年時代，回味無盡的學生時代和仕途光明的青年時代；受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影響，他們同樣棄官從商；帶著不甘平凡的心智和欲罷不能的理想，他們結束了大多數人眼中的安逸生活和光明前途，試圖在未卜吉兇的未來建壯美的繁華都市，攪活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房地産市場。

　　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把這種“毀滅性創新”稱之為“企業家精神”。

　　在接受《小康財智》雜誌採訪時，黃怒波把時至今日的“冰島風波”，稱之為中坤唯一的“里程碑”，他被迫提前兩年向世界公佈了中坤的休閒地産版圖，然而更有意義的是，在當代中國民營企業“正在走出去”的先遣分隊中，黃怒波對惶恐的西方世界高聲解釋“中國民營企業”的含義。

　　為什麼是黃怒波？他的異數難道只在一擲千金冰島購地？

　　黃怒波這樣定義自己，“一流的登山家，二流的企業家，三流的詩人。”

　　他用6年時間登完7+2(世界七大高峰加兩極)之後，于去年第三次攀登珠穆朗瑪峰，在疑惑聲中，他宣佈這是對第一次北坡登頂失敗的“報仇”；

　　在這個恥于談詩的年代，他依舊在各種場合驕傲于自己的“詩人”身份，他的博士論文正在研究世界難逃的“現代性困境”，為他的詩歌拓寬思考；

　　2004年，在住宅市場最火爆的風口浪尖上，他突然轉變中坤戰略，進軍休閒地産；

　　他聲稱自己的每一個項目都源於酒後衝動，但將這些“衝動”拼接到一起，卻發現他在宿醉中構建的是一個遍佈亞洲、美洲和歐洲的“紅山楂國際度假戰略版圖” ……

　　黃怒波把熊彼特的企業家精神——“毀滅性創新”歸結為“冒險”。

　　但即便喝再多的酒，他也不會冒金融的險，“一個人拿錢賺錢，對我沒有意義。”他不希望做“巴菲特”，而要做“比爾蓋茨”，做“黃怒波”。他希望做出更多像世界文化遺産“宏村”式的項目，靠文化底蘊、想象力和夢想的空間為全人類留下財富。有一天他死去了，它們依然存在。

　　這種“詩人的冒險”叫做黃怒波。

　　詩人的冒險

　　“從山上下來，回歸世俗，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去過天堂也去過地獄了，你真的懂什麼是生活了，現在的生活不過如此，沒有什麼值得留戀，更沒有什麼不可以放棄的。”

　　2011年5月20日淩晨四點，黃怒波從珠穆朗瑪峰北坡登到距離頂峰48米的位置，他開始頻繁摔倒，一種既非傷感也非悲痛的“無意識”讓他走不動。後來他知道，這種感覺就是“死亡感”。嚮導巴桑發現黃怒波的氧氣面罩在半小時前就已經損壞，黃怒波大口地吸著山風從珠峰的8700米登到了8800米。

　　一小時後，黃怒波成功登頂，這是他在完成“7+2”之後，第三次登上珠穆朗瑪峰。他拿出了記事本，開始朗讀自己的詩。相比一年前第一次登頂珠峰時的泣不成聲，黃怒波已經平靜許多。但他依然冒著生命危險摘下了氧氣面罩，在他心目中，這種時刻，生命的價值抵不上對珠峰的讚頌。

　　此時，四千公里以外的北京剛剛宣佈年內第五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緊縮的銀根把房地産企業開發貸款和發行股票兩大融資渠道幾乎堵死，黃怒波的同行——很多地産商正愁苦於越加緊張的資金鏈，開始迫不得已選擇高成本民間借貸。

　　從珠峰下來，黃怒波給聖山磕了三個頭，感謝珠峰給他放生。這一天成為他生命中極其重要的一天，又一次死裏逃生之後，他將告別登山。

　　如果不是八年前的一個決定，或許，此時的黃怒波不會在拉薩滌蕩靈魂，他可能正奔波于四處籌款的途中，一場應酬的酒席，或者某次融資的談判……

　　走在政策的前面

　　2004年，黃怒波在北京CBD的一次土地拍賣上，發現了一群“不速之客”。他們並非資深的房地産商人，而是來自各種暴力行業，“甚至賣藥的、買飼料的都來做房地産了。”他終於明白為什麼最近自己莫名其妙地惶恐，“這個暴利行業正把人變成‘企業動物’。”

　　黃怒波決定淡出住宅地産，“市場上總有比你更魯莽、更有錢、更不要命的，為什麼要跟他們搶奪那些有限的資源？”他決定將中坤的重心轉向當時少人問津的休閒度假地産。

　　“九十年代的官員下海企業家很多都是大學生甚至研究生，又有政府背景，統攬全局的能力比較強。”這是張維迎對中國第二批民營企業家的評價。在如今住宅市場“一倒一大片”的瓦礫邊，能夠坐看風雲的黃怒波也正是得益於這種“統攬全局”的能力。

　　“現在很多企業都説不幹住宅地産，要轉向旅遊地産，談何容易？從買地到規劃要兩三年，到蓋起來要三四年，算算有六七年的時間，但是中坤已經完成這個過渡了。”

　　走在政策的前面，做別人沒做過的事，這是黃怒波的“冒險”。

　　“九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企業家，面臨了最大的市場風險。因為這種風險，當時很多成功的企業，現在已經死掉，很多當時叱吒風雲的企業家，現在已經默默無聞，甚至連生活都成問題。”張維迎説。

　　黃怒波的幸運源於他對政策正確的判斷。幾年前，他判斷經濟轉型要轉向內需，轉向第三産業，而這正寫在不久後出臺的“十二五”規劃中。他將旗下畫廊系統植入中坤旅遊地産的所有景區；在大興中坤廣場的項目中蓋了二十個24小時影院和劇場，引進各種演出；中坤度假地産現已遍佈中國之外的日本、美國，和已經不再遙遠的北歐。

　　“商業地産走向了城市生活休閒中心，旅遊地産解決生活空間，這跟國家的方向一致，而且走在國家的前面，“十二五”剛出來的時候，我們産品已經要出來了。”黃怒波説。

　　我不是天生的企業家

　　1985年，作為中央講師團的一名教員，黃怒波在黃山教了一年的古漢語。這一年他親眼看到了剛剛進駐中國的外資企業，讀了破萬卷的書，“很多新的理念，都是那個時候讀來的，像‘信息’、‘戰略’這樣現在聽起來很平常的詞，那時候都是新詞彙。”這一年，在中宣部工作不到4年的黃怒波被提拔為中宣部幹部局處長，年僅29歲。

　　3歲時被打成反革命的父親自殺，13歲母親病逝，屈辱和饑餓伴隨了黃怒波的整個童年。他記得有一次自己跑到飯館去乞討，好不容易等來了一個客人，最後連一口湯都沒給他剩下。他跑到水渠邊喝了一肚子的水，可他的胃已經不能容納任何東西，喝下的水馬上被吐出來。

　　17歲時，他還叫黃玉平，在寧夏農村插隊。有一次，他騎了兩個小時的自行車來到黃河邊，看到翻滾東去的黃河，他握緊拳頭，決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怒波”。他想，自己的一生可能會像憤怒奔騰的黃河一樣，不會平息。

　　兩年後，他入了黨；五年後，他考上了北大；九年後，他被分配到了中宣部。

　　中央講師團從黃山回來之後的幾年，一向文筆流暢的黃怒波開始寫不出年終總結，“一年的時間我沒有一天遲到，從早忙到晚，但是每天忙什麼呢？只是在忠實地執行各種任務。在大的政府體制裏，你只是一顆螺絲釘，不會有大的個人存在價值，再這麼下去，一個人除了做官什麼都不會做了。”黃怒波決定辭去已經堅持了十年的中宣部工作。

　　辭職之後，他發現中國社會從來沒這麼開放過，他突然覺得，不做官，不在體制內還能有另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但沒過多久，他就感到了自己的可笑，每天為印名片和賣影印機之類的事到處求人。“那時候我不知道我的命運會如何，但是我知道過去的苦日子一定不能再讓它回來。”

　　1992年，鄧小平南巡，堅定地説“要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講話對黃怒波産生了很大的衝擊。他開始堅定自己的經商之路。1995年，黃怒波創辦中坤投資集團，1997年，他和同學李明合作開發的都市網景樓盤，掙到了第一桶金5000萬元，之後，中坤又接下了長河灣等項目，地越拿越多，錢也越賺越多。

　　“所以應該説我們這代人很幸運，經歷了民族苦難史中的痛苦階段，又經歷了一個激動人心的改革階段，融入到民族崛起的過程當中，我們還是參與者、推動者，這個讓我很自豪，接下來我們又會趕上改革開放下一個30年，這時我們又會是引領者。”黃怒波慶倖自己趕上了改革開放帶來的六十年的幸運。

　　登山家的詩意冒險

　　2003年，黃怒波偶然踏上飛往新疆的慈善之旅。讓他沒想到的是，這次意外的旅程將會給中坤帶來重大的轉折。

　　在克孜勒蘇柯爾克孜州長買買提的宴請上，黃怒波喝多了，答應州長到克州投資。此時，喀什的領導聞風而動，設法將黃怒波請到40分鐘之外的喀什酒席上，這一次，黃怒波又喝多了，同樣許下了到喀什投資的諾言。在接下去的幾天裏，和田、阿克蘇、巴州等地的政府官員也躍躍欲試，相繼加入了爭取黃怒波的隊伍，南疆的旅遊大餅被酒精發酵得越來越大。

　　52度的新疆“伊力特曲”讓黃怒波投進了14億元，也讓他收穫了南疆五地州最好的旅遊景區。黃怒波坦言，中坤所有的項目都是酒醉的成果。

　　在醉酒的背後，黃怒波有自己的判斷，“像喀什格爾這樣的絲綢之路的稀有文化，將來一定是稀缺資源，因為在100%城市化之後，邊遠差異化很大的文化一定具有吸引力，而且在那個時候，幾乎沒有人看到南疆的旅遊投資，所以他們開價很低。”

　　但是在投資之後，由於國家一系列政策的變動和新疆局勢的因素，中坤的投入非但沒有收到成效，反而一直在虧損。中坤的名字在新疆遭到“非議”，但黃怒波並不著急，“投資的時候我就知道，南疆的項目，要十年之後才能見效，到時候大家就會理解。”

　　黃怒波喜歡新疆原生態的地貌景色，“沒辦法，這是詩人的性格”，他臉上無奈的微笑裏有一種陶醉的驕傲。所以，即便新疆的項目至今一直在虧損，黃怒波也從沒想過要放棄，“這是我登山的收穫，登山登到最後比的就是耐性，不是誰第一個登上去，而是誰能夠活著下山。”

　　城市推動者的批判

　　2011年11月，在黃怒波《7+2登山日記》出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的《第九夜》在台灣出版。

　　在《第九夜》中，筆名駱英的黃怒波以一種觸目驚心的方式批判現代化城市建設發展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在詩歌界引來了很大爭議。作為一個城市的開發者和參與者，甚至是積極的推動者，批判和揭露現代化城市的“罪惡”，黃怒波已經不是第一次，他的作品《小兔子》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日本和法國詩歌界引起了撼動。

　　黃怒波把自己比喻成曾經的“小兔子”，現在的“大兔子”。“現代社會，道德工具化、文化工具化，人們變得很功利，不尊重死亡、痛苦，對一切都不尊重。所以我在批判這種時代。”他把社會的廉價勞動力比喻成價格低廉的兔子，他們因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而被大量地快速繁殖。“有了這些才能有現代化、都市化，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是批判現代化的快速推進。”

　　詩歌被黃怒波稱為心靈的支柱，他把詩寫給自己。即便在攀登7+2的過程當中，他也沒有中止過寫詩。在企業家和詩人之間，他不僅在尋求一種平衡狀態，也在追求一種完美狀態，“作為企業家我還是要創造財富的，但是我們必須有一批人要保持一個批判的態度來看待這個世界，這才是完美的。”

　　黃怒波説，如果有一天自己不能登山也不能寫詩了，還不如死去，他登完了7+2，還好，他可以一輩子寫詩。

　　抽文：那時候我不知道我的命運會如何，但是我知道過去的苦日子一定不能再讓它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