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導演第四代代表人物、南國電影傑出的旗手之一胡炳榴先生應該不在乎這樣的恭維。斯人已去，惠風沁人。我們懷念他，是在懷念一個難忘的時代。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胡炳榴先生等中國電影第四代發飆最終功成名就的時代。三十年河東，第四代今天花果飄零。但是就藝術人品之評價，我們以為其足以令後輩英雄們高山仰止。

　　那個時代很特別，也很讓人自豪，中國畢竟有過那樣的時代。那幾乎是最少私利，最少假話，也最少壓抑的比較自由而又有理想的時代，或者，因為時間很短，我們只能稱她為年代。短到只有幾年時間。那個年代説的再短點就是那幾年吧，中國社會剛剛從精神壓抑靈魂扭曲的文革中出來。又恰恰還沒有到市場經濟全民爭利的歷史關頭。振興中華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人們開始相信生活，相信明天，因為相信真誠還在。胡炳榴和他同時代崛起的導演們找到了一種新的電影語言，很清新，直透內心，主觀鏡頭組成的一幅幅電影語境代替了傳統的蒙太奇，電影和觀眾交心而非電影給觀眾講故事，成為這批電影最與眾不同的風格。《春雨瀟瀟》和《生活的顫音》一南一北，接著《甦醒(微博)》和《鄉情》再次一北一南，直讓我們大呼過癮。電影不僅僅是用來歌頌生活的，電影是用來叩響心靈的。如果説後來的第五代掀起了更大的精神解放運動，那麼第四代這時就是打開了一扇窗，一扇心靈之窗，讓風吹開了第五代還懵懵懂懂的意識。

　　胡炳榴的電影不浮躁，鏡頭總是娓娓道來，聲畫效果的嫁接常常出人意表。如人們談論的最多的《鄉音》結尾處理，畫面很乾淨，女主人公在生命的最後，被家人用小車推著向大山外走去，山外（畫外）傳來了火車的汽笛聲。一個畢生沒有看見過火車的女人，對山外世界的期待，在臨終竟是以這樣的方式，導演安排的方式，圓滿地實現的。遺憾和滿足，現實和嚮往，痛惜和關愛，全部在這聲畫蒙太奇中得到了最好的昇華。

　　電影是感情宣泄的載體，在八十年代是這樣的。後來電影變成煽情的、調情的、濫情的，那已經是後話。胡炳榴和第四代導演們似乎沒有人這樣，一代人過去也沒有這樣。相反，那時的觀眾要的是純情和真情。如果今天拍《小花》，一定很煽情，但我們當時看不到煽情。今天的人們拍《櫻》，拍《都市裏的村莊》、《人生》，一定很煽情很濫情，但那個時候導演們似乎都不會。這些電影都感人至深，給一代人留下了不滅的印記。從把攝影機對準英雄人物到對準普通人，第四代劃時代地完成了一次文化觀念的革命，這也是這個時代的電影追上了社會發展的重要標誌。

　　文革中，人們是趴著的，八十年代第四代電影讓人們坐起來了。第五代橫空出世，人們才站了起來。站起來之後，人們尋找著方向，後來方向也迷糊了。但第四代坐起來的時候，“人”是出現了。之前，人是趴著的，看不見人。那個時代有兩本書《人啊人》和《人到中年》。人成為了文藝作品第一關注的對象。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服從的動物，人更不是沒有人性良知慾望與靈魂的。人在為生存而戰，人在為價值的存在而戰。因此我們看到了《人到中年》、《小巷名流》、《紅衣少女》、《小街》、《苦惱人的笑》、《老井》、《鄉民》、《安居》、《都市裏的村莊》、《潛網》、《青春祭》、《沙鷗》等等。所有純潔的為中國明天的命運思索的人們，無不為這些電影而感動的。

　　那個時代電影經濟很好，一年人次居然200億，這是今天僅能望其項背的。這為第四代提供了很好的土壤。他們真正在為心靈創作，不是在為稻粱謀也不是為金錢的聚斂瘋狂。這是命運給予胡炳榴們的歷史機遇。它的後果之一是今天的人們視他們為上個世紀的神仙而幾乎不再懂得他們，讓我們聊發時過境遷之慨。

　　胡炳榴的畫面很沉穩，鏡頭沒有漂移不定的，而且中景尤多。這是一種時刻在考慮電影的世界一定包羅一些什麼的思索。導演在用鏡頭觀察著世界，這個世界和主人公的內心情感又究竟有怎樣的聯絡？這與過去的導演迅速地用鏡頭推進故事不一樣。你看看《鄉民》裏那條舞動的巨龍，胡炳榴完全沒有讓它單獨地出現在鏡頭中，而自始至終讓它困在包圍著它的老屋群落裏，翻捲騰挪，既似霧鎖，又似囚籠，但卻有洶湧的活力，好像要掙脫要釋放要一飛沖天。這就是一位站在時代的岸邊時刻思索著一個民族前途的電影藝術家深沉而炙熱的探求，是他內心深深的期盼。

　　那個時代人的思想比現在純潔。而由於有那個時代，我們至今相信中國人民的善良，相信真誠不曾遺落。第四代電影始終給人一種思索：國家向何處去，個人向何處去？這種思索今天是很少看到的。孔夫子稱讚《詩經》説“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第四代的中國電影就是“思無邪”的當代見證。

　　誠然，胡炳榴和他的同代導演不算很深刻，他們遠沒有觸到生活的最隱秘處，甚至沒有向黑暗的歷史發起衝擊。人性的複雜在他們的作品中也被表面的壓力處理得比較淺顯，而究其原因，是題材局限，第四代沒能深入到靈魂裂變的種種罪惡故事當中。舉一部講述東德時期間諜故事的電影《竊聽風暴》為例，影片直面政治目的、國與國的利益、政治的手段，但留給我們最深刻的是直指人性和道德，影片將這個政治事件放上了道德的風口浪尖。而在一般議論中，竊聽的事件應該都是發生在國家與國家的行為中。正如所描述的：1984年的東德，整個社會籠罩在國家安全局的高壓統治之下，特工魏斯曼奉命監聽劇作家德萊曼和他妻子演員克裏斯蒂娜的生活….影片最後是以特工魏斯曼的道德思索結束的。故事和人性主題因此而無比深刻。

　　至今中國電影在道德揭示上仍無過人的作品，這既是第四代留下的遺憾，也是我們不屑于第五代的。當然，這一切都無法苛求胡炳榴和他的同代人了。誰都不能超越時代，沒有誰比誰更加聰明。為什麼中國導演沒有更深刻地看到這些呢？是中國文化的中庸作祟，還是時代痛得不夠切膚！很多時候我們的思想往往都失之於不敢思想，也許這才是真正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