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李留宇

　　後金融危機大背景下，中國政府宏觀調控水平如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他國作何反應？“新36條”出臺一年多來，其效如何？開放壟斷行業後，民間資本是否真有機會？如何看待風投難做，實業萎縮？“十二五”投資機遇何在？為此，《國際融資》雜誌記者獨家專訪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投資協會會長張漢亞先生

　　中國政府宏觀調控水平越來越高

　　記者：張會長，在後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目前中國的投資環境如何？

　　張漢亞：中國的投資環境整體還是不錯的，中國還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快速建設時期，國家要求“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並提出擴大內需為主，投資是內需的一個主要方面，同樣需要平穩較快發展。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始年，國家和地方政府按規劃開工了很多新項目，加上2008年以後開工的4萬億元，以及地方政府增加的項目有許多在2011年還在建設，雖然2011年的開工項目比前一年的有所下降，但全社會投資額還是比較高的，超過了30萬億元，不包括農戶投資在內的投資增長達到24%。

　　從目前的情況看，2012年的投資增長幅度可能會比2011年低，主要原因：一是國家在連續上調12次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之後，社會可用於投資的信貸資金明顯減少；二是由於國家對房地産的嚴格調控，房地産商新開工項目數量減少，導致佔全社會投資1/5左右的房地産投資在2011年第四季度的增速明顯下降，對投資增長産生較大的影響；三是依靠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會因為國家對房地産的調控而大量減少土地收入和房地産業稅收，影響地方政府的投資增長；四是製造業的生産能力過剩，製造業投資的主力軍民營企業有許多退出了對製造業的投資，而壟斷行業他們進不去，不賺錢的公益性項目他們不想投，加上融資難的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佔全社會投資50%左右的民營投資的增速也出現下降。這些問題將延續到2012年。201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增強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前瞻性”，如果2012年上半年經濟增長下滑得比較嚴重，我估計國家將對貨幣政策和房地産調控政策調整，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記者：總有人批評國家宏觀調控不及時，您是怎麼看的？

　　張漢亞：我們應該看到政策的見效具有滯後性，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不可能政策頒布之後立刻就能見到效果。這不像老百姓家裏買彩電，説買就能到商店裏買到。一個政策制定後，要有一個貫徹施行的過程，如要擴大投資，要找項目、要找投資方，項目要進行可研、設計、採購、撥資金、劃土地，到施工時才能見效，至少要半年到一年的過程；相反，在覺得投資過熱，調控要往下壓時，只能控制新開工項目的數量，而已開工建設的項目不能讓它停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除外)，否則會照成巨大的損失，繼續進行建設，投資還會增長，而控制新開工項目的效果的顯現同樣至少要半年到一年的過程。就好比洗澡時調水的溫度，覺得水熱時就開大涼水的開關，當你覺得溫度合適時，才減小涼水的供給，就有些晚了，因為水從開關出來之後要有經過水管的時間才到龍頭。因此，要看到宏觀調控的效果是不能急的。

　　雖然從2010年就開始不斷頒布調控政策，但由於經濟增長慣性比較大，2011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長還達到9.1%。2011年第四季度經濟才開始明顯下滑，10月份還湊合，11月份就比較緊張了，經理人採購指數下降到49%，投資增長下降到21.2%，這是多年來沒有的。中央也看到了這一點，在12月份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在公開市場業務上也放了一些貨幣。該放鬆的時候就放鬆，説明調控水平有所提高。2004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9%以上的較快增長速度，與國家能夠根據形勢的變化及時改變調控的方向和力度，調控水平不斷提高有很大的關係。

　　記者：下調存準率，對中小企業會有怎樣的影響？

　　張漢亞：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釋放了4000多億元可貸資金，這個錢不是很多，首先解決的是大中型企業的問題，還輪不到中小企業。大多數中小企業在銀行等金融機構是拿不到貸款的，只有可貸資金達到一定規模、有好項目或者有一定後臺的中小企業才能拿到貸款。

　　雖然這4000億資金不見得能給中小企業，但資本市場資金充裕後，民間借貸的利息就可能往下降，中小企業就能從中受益。過去存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民間借貸的利息就上升幾個百分點，現在下降了，民間借貸的利息也會相應降低。此外，國家對微小企業稅收上也有政策扶持，能給中小企業省點兒錢。

　　記者：那麼，存準率還會繼續下調嗎？

　　張漢亞：我認為下調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經濟的方方面面都是關聯的，我們過去太近視了。實際上，對政策也應該進行可行性分析，一個政策出臺後，要考慮到是否能達到目標，什麼時間可以見效，是否會産生其他副作用等等。現在，我們一方面想保持經濟較快平穩發展，另一方面又考慮壓物價。其實，政府應該考慮到，為了控制物價而收縮貨幣，會不會影響經濟發展對資金的需求？會不會導致資金鏈斷裂而造成其他大的不良後果？

　　既要讓經濟保持較快平穩增長，又想讓物價比較低，這是不太可能的。經濟快速增長伴隨物價較快增長是必然的，因為經濟快速增長一般是工業發展帶動的，工業快速增長必然帶動從事工業的人員收入增加，農業和服務業的從業人員的收入要和工業從業人員平衡，但由於這兩個産業的生産效率難以快速提高，只能通過漲價增加收入，保持社會收入的平衡。而這兩個産業的價格是居民消費價格的主要組成部分。大家總是説現在中國的物價太高，但對比一下當年的日本，實際上目前中國的CPI還是正常的。1955年到1972年，日本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跟現在的中國差不多，年均GDP增長是9.8%，年均CPI在6%左右。之所以中國人認為現在物價高，可能是因為1998～2002年物價增長比較慢，甚至是負增長，大家不適應了，2007年物價增長4%，大家就開始叫喚了，現在物價增長6%就受不了了，其實這是沒有必要的。物價上漲是生産者所追求的，同時會增加政府的稅收，政府只需及時對低收入者給以價格補貼，銀行提高居民存款利率，使之實際利率為正，就不會出什麼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越來越嚴峻

　　記者：近幾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國際環境出現一些新情況，對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張漢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許多國家資金鏈斷裂，而中國卻還有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並可以支持其他國家。別國經濟負增長，中國2008年的GDP增長還能達到9.6%，2009年是9.2%，2010年達到10.3%，GDP上升到全球第二，國際地位顯著提高。

　　但經濟快速增長，國際地位提高之後，中國也被一些國家的嫉妒敵視。目前，美國、日本、以及周邊的一些國家都力圖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壓制中國，這對中國的發展是不利的。

　　記者：具體有哪些不利的方面呢？

　　張漢亞：一方面是限制中國的産品出口。多年以來，中國為世界各國，特別是歐洲和美國提供了廉價産品，使它們這些年的物價一直在下降，但也使一些國家的工廠面臨倒閉，引起這些國家對中國的産品反傾銷、補貼調查等等。現在中國不光生活用品，連輪胎、光伏電池在內的工業品也都被反傾銷了。各國針對中國的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等越來越多，使得中國的出口增速下降。

　　另一方面是中國的資源相對短缺，經濟發展需要較多的境外資源。發達國家在快速發展階段，國際市場的農産品、能源等價格都非常低，如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快速發展時期，石油價格每桶僅1美元到3美元，1973年後上漲到十幾美元，現在上漲到100美元左右。資源成為其他國家抑制中國發展的一個手段，這些國家除了不斷提高國際資源的交易價格之外，還對中國企業到國外收購鐵礦、銅礦、油田等，百般進行阻撓。

　　記者：歐盟從2012年開始要增收航空碳稅，您如何看待低碳減排？

　　張漢亞：經濟高速增長的確帶來了一些環境問題，一方面中國自己確實有環保需要，另一方面國際上也在講低碳減排。注重節能減排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但我認為“低碳”是個偽命題，二氧化碳通過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放出氧氣，碳成為植物的組成部分。你只要多種樹就可以減少空氣中二氧化碳的比例，人類離不開氧氣也離不開二氧化碳，如果缺了二氧化碳，各種糧食也長不出來。沒有人類，地球照樣變冷或變暖，一會兒冰川一會兒大洪水。據説上個世紀地球平均溫度上升0.6℃，而一次太陽黑子就能讓地球降溫幾度或十幾度，人類的能力和大自然相比還是很渺小的。近期，歐盟提出從2012年開始要徵收航空碳稅，今後可能連進口歐盟的産品也要徵收碳稅，這對不斷擴大國際交往和出口貿易的中國企業來説也是不利的。所以，就總體而言，中國經濟發展所要面臨的來自國外的壓力還是很大的。

　　“新36條”：考驗改革誠意

　　記者：“新36條”出臺一年多來，民間經濟受到了哪些影響？

　　張漢亞：1998年經濟快速增長之後，中國就開始擴大內需，提出要發揮民營經濟的作用。當時出臺了一些扶持民營經濟的政策。2004年頒布的《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為民間投資增加融資渠道，並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壟斷和公益性事業。2005年，國家又出臺了“老36條”，但是由於一直無法真正落實，也才有了後來的“新36條”。

　　前後兩個“36條”都是國家發改委起草的，在制訂過程中要不斷徵求各部委意見，國務院還特別提出，各地區和各部門都要制定相應的政策來貫徹“新36條”。國家發改委本以為半年左右就能見效，但直到現在，各部委都沒有出臺相應政策。地方政府也想了一些辦法為民營企業擴大籌集資金的渠道，許多地方都搞了創投引導基金，實際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於體制的原因，資本市場掌握在銀監會和人民銀行手裏，地方政府很難撬動資本市場。

　　記者：那麼，小微企業融資難是否得到改善？

　　張漢亞：這次為了幫助微小企業融資國家新出臺了一些政策，但能否落實還有待實踐的檢驗。2005年，國家允許各地建立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但要由銀行主導，實際操作起來很難，到現在也成效甚微，遠不能滿足中小企業融資的需要。因為發展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要求必須由大銀行出面組織，大銀行從自身利益點出發，不願意增加競爭對手，所以根本就不積極。我多次提出讓地下錢莊公開化、合法化，2011年已在溫州做實驗，但目前看來，整體進程還是很慢的。總的説來，政策還是難以貫徹執行，而問題就出在一些中央政府部門和銀行等大的機構那裏。

　　記者：中國該如何發展循環經濟、綠色經濟？

　　張漢亞：從2004年起，中國政府就開始重視循環經濟。中國製造能力太強，一開始光伏電池都是引進國外技術進行製造，出口的産品比他國的還便宜。風電也是，風電一開始進口的是德國、丹麥等國750千瓦以上的風力發電機，現在中國自己都能製造出1000千瓦以上的風力發電機了。在2010年，幾個過剩行業裏就有光伏和風電。科學技術的發展，加上中國人比較聰明，倣造能力強，只要發現生産什麼産品能賺錢，不過兩年，市場就會氾濫，接著就是這個産品的價格下跌。

　　但是中國總拿不到最新技術，像中國的手機剛發展到3G，國外的4G技術就出來了，光伏、風電等新能源技術也是一樣。其他國家都是有了新技術後，才將差一些的技術給中國，中國總是晚人家一步。美國很多技術不給中國，而且還不允許歐盟國家給中國，這就是敵視中國，抑制你中國的發展，誰讓你現在號稱世界第二了？因此，中國的循環經濟、綠色産業想要持續發展，就必須不斷研發新技術，不斷自主創新。

　　撼動壟斷行業，難！

　　記者：國家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部分壟斷行業，您認為是否真的可行？

　　張漢亞：民間資本要進入壟斷性行業還是比較難的。比如石油，2005年國家就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石油勘探和開採，浙江就有民間資本成立了新聯石油公司準備投資。當時，中海油還比較小，這家浙江公司準備打造第三大石油公司，跟中石油、中石化並列。國家發改委就出面找中石油、中石化，看看能不能給它一個地位，給它一些油田，但中石油、中石化堅決不給。陜西曾對民營企業開放了一些油田，但在國資委提出七大壟斷行業之後，這些油田被要求限期收購，而收購價格遠遠低於企業的預期，於是就打起了官司，這個官司到現在還沒打完。前一段，中石油將2000億石油項目拿到浙江，但中石油自己要全部控股，雷聲大雨點小，實際上還是不肯開放。

　　另外，關於石油的進口權，當初國家允許民營企業到國外採購石油，可是民營企業投資獲得石油後，卻進不來，理由是沒有配額。實際上，國家對陸地石油資源早就做了劃分，北邊歸中石油，南邊歸中石化，民間資本根本別想涉足。

　　記者：許多鐵路項目因資金吃緊而停建、緩建，鐵道部也表示，2012年鐵路投資將繼續減少，民間資本是否能趁此機會投資鐵路？

　　張漢亞：從2004年起，鐵路就開始吸引企業投資，當時叫社會資本進入鐵路，社會資本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但是2006～2007年，這些企業就紛紛退出了。鐵路一直是全國政企合一，資産數量巨大，企業進入後，投再多錢也不可能控股，參股的企業沒有經營權；鐵路是全國統一核算，每年不是“虧損”，就是微利，民營企業投資因不能贏利，基本上都退出了。不僅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也都退出了。

　　對於鐵路，地方政府一直都參與投資，但同樣沒有經營權和不能獲利，卻忍著沒辦法，因為想讓鐵道部來修建鐵路，所以，也不敢得罪，鐵道部説什麼就是什麼。但“火車一響，黃金萬兩”，地方政府還是希望在自己的地區修建鐵路。現在，鐵路投資基本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出50%資本金，而企業真正介入的卻很少，這就是個“彈簧門”，企業進去後，又給彈出來了。這不是由於鐵路部門不要企業的錢，相反，企業投資多少它都要，但是企業就是別想得利。

　　記者：不久前，國家發改委對電信、聯通展開了反壟斷調查，民間資本有可能進入電信領域嗎？

　　張漢亞：現在中國的幾個電信企業太強大了，盈利豐厚，不缺錢。20世紀70年代，我在電信部門工作，當時鐵路的電信網絡是第一，軍隊是第二，電信只能排第三，有時候甚至還不如水利部門，因為其他部門自身有錢，能買新的機器，而電信是靠國家投資扶持的。當時郵電一家，主要是靠郵政養電信，電信投入了很多設備，但是電話數量很少，通話費用也很少，投入多，收益小。那時候人們的通信主要靠書信，郵局一張小紙(郵票)賣8分，匯款收1%手續費，郵政老説，你們電信窮，還得我們養活你們。

　　現在反過來了，電信的業務量特別大，13億人口有8億手機，3億固定電話，年利潤幾千億。而且電信還想把鐵通等同行往外擠，又怎麼可能讓民營企業進入呢？話説回來，幾家電信企業掙錢好好的，又憑什麼讓別人插手？電信行業是網絡的自然壟斷，民營企業想介入，哪有那麼多的資本來建立新的網絡？更何況，開設網絡還得國家審批。所以，電信網絡是不會開放的，最多只是開放邊邊角角的東西。

　　民營企業的發展，關鍵還是政府觀念的轉變和政府政策的落實。現在誰也不會説禁止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誰都説可以，但是門檻太高，民間資本根本進不去，所以，還需要相應的政策來保障。

　　記者：一些公益性事業本來也是壟斷行業，但似乎不如其他壟斷行業那麼受追捧，您怎麼看？

　　張漢亞：公益性事業和準公益事業早就允許民間資本進入，比如自來水廠。但是像自來水供應這樣的項目是關係到家家戶戶的，因此很多類似的項目，國家最終還是包給了外國企業去做，因為它們的管理好，而中國民企的管理相對而言就差一些。再比如公園、學校、醫院等，民間資本都可以介入，但是公益事業本身是不掙錢的，所以，很多人不願意做。

　　我曾經到河南長垣市的一家民營企業辦的醫院考察，它們的醫療費用價格便宜，而且還請了許多大城市的退休醫生坐診，附近的老百姓都到那看病。這是民營企業為家鄉人民的奉獻，很難得。但其他地方總體還是不行，很多老闆有錢了也不造福百姓。

　　早期創投難做，實業企業萎縮，均屬正常現象

　　記者：中國做投資的很多，但支持創業或早期發展階段企業的創業投資機構卻很少，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局面？

　　張漢亞：現在民間的投資機構(PE/VC)上萬家，資産達上萬億人民幣。私人資本是逐利的，它們盈利的核心就在於是否能看準項目，如果是能贏利的項目，他們是願意投的。他們必須有懂項目、懂技術的人。一個非常好的發明創造，但沒有經過工業試驗，實驗室做得再好，一放大可能就會出問題，催化劑、空間容器、壓力、溫度等哪一項控制不好，産品都不能成批生産，投資必然會造成損失。因此，誰也不會去投資剛出芽的項目，都擠著去投中後期項目，去投那些基本已經能夠看出要掙大錢的項目，或者能上市的企業。這不是毛病，而是資本的本質使然。中國的民間投資往往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錦上添花，這是可以理解的。

　　記者：另外，中國投資實體企業的人也越來越少，您這麼看待這一現象？

　　張漢亞：以溫州人為例，他們以製造業起家，過去並不重視資本運作。後來很多産品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都過剩了，再加上市場競爭日益激烈，這些實體企業就難以擴大盈利，難以再發展了。在沒有更好的實業可做時，他們就把錢存起來，或者投資房地産，房地産業不景氣，就向資本市場進軍。這也不失為一種選擇。當然，如果有更好的實業，他們當然還會去做實業。

　　像領帶、打火機等産品，僅憑溫州就幾乎能滿足全世界的需求了，所以導致很多人退出。但是，一旦這個行業又緊俏了，又掙錢了，他們必然還會回來。一個行業榮過了就衰，衰過了之後又會榮，這是經濟發展的規律。我想提醒的是，企業家只要了解這個行業，就不會賠錢，但是，如果不了解這個行業，還不如把錢存銀行裏，那最起碼有利息可拿。不了解一個行業而盲目投資的話，造成的損失可能非常巨大。

　　記者：那麼，中國的産業格局是否會發生變化？

　　張漢亞：從整個産業格局來説，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之後，製造業所佔比重會越來越小，第三産業佔的比重會越來越大。比如文化産業，它是要不斷創新的，投入多少都會不斷消化，但實業就不行。現在，在其他國家，機械製造業所佔比重就越來越小，這不是萎縮，只是比重在減小。中國人的服裝鞋帽等輕紡産品把美國、歐洲的輕工業的初級産品的生産都快擠沒了，等到中國人不願做這些的時候，越南人可能就來了。這是市場化進程中的一個正常現象。

　　當社會上沒有新的增長點，人們生活水平的需求都滿足以後，你再擴大再生産就沒有意義了。大家都説日本不增長，但我認為日本內需外需都滿足了，它不需要擴大再生産，再加上沒有新的增長點和資源受限，所以日本一直保持這樣慢的增長。在我看來，人類發展到比較富裕的社會，經濟必然是緩慢增長的。

　　掘金“十二五”：文化産業興起，房地産仍有機遇

　　記者：您認為“十二五”期間應重點關注哪些投資領域？

　　張漢亞：目前，中國比較缺乏的是文化産業。中國的物質生産越來越發達，衣、食、住、行、用基本都得到了滿足，物質生活滿足後就要關注精神生活。國家從2009年開始制定文化産業規劃。2010年，在電影、動畫等文化産業上也出臺了很多政策，2011年“十二五”規劃裏又專門列出了文化産業這一章，這是過去所沒有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十七屆六中全會也專門提到了文化産業。

　　文化創意産業的興起可以帶動很多相關行業的發展，實際上，高新技術産業的發展都含有文化創意産業的內容，但是發展速度還是不夠快。另一個是戰略性新興産業，到“十二五”末期，戰略性新興産業將佔到GDP比重的8%，2020年這一比重將達到15%。

　　“十二五”國家要完善公路網、鐵路網、航空網、電力、河道整治等基礎設施，這些都不是一般中小企業能投的，但是文化産業幾乎誰都能投。現在中國高新技術産品的出口量很大，但很多核心技術並不是自己的。現在國家強調自主創新的重要性，在這些方面做了很大投入，每年在鼓勵和支持技術創新方面都要投入幾千億元的資金。

　　還可以房地産繼續投資，另外，海洋資源、農業等方面也有很多投資機會。

　　記者：房地産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了，您説還可以繼續投資，這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張漢亞：居民對住房的需求是不斷更新的。中國人過去有錢就買房置地，現在也一樣，人永遠都希望居住得更舒服。以杭州蕭山的農民住宅為例，一開始是茅草房，後來是磚瓦房，再發展到二三層小樓房，然後不斷增高，現在是雕梁畫柱，房屋裏的裝修也不斷提升。在城裏，年輕人剛畢業參加工作可能住在30平米的地方，結婚生子之後又覺得太小了，從50平米換到80平米，後來乾脆就150平米，這就是人的慾望，一代一代都是這麼過來的。雖然有公租房，但是中國人更多的還是希望有自己的房子。

　　房地産2011年的投資增速達20%以上，2012年可能降到15%，甚至更低，但是房地産業還是要快速發展一段時間的。

　　記者：中國已經開始房地産調控，這對房地産業影響會有多大？

　　張漢亞：中國現在採取的調控房地産業政策，比2008年還要嚴厲。但與2008年相比，房地産企業一是更有錢了，二是接受了2008年的教訓。2008年，企業沒有危機意識，有錢該用就用出去了。當央行連續十幾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全社會資金緊張時，房地産業就不行了，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的房地産業投資是負增長。當時企業沒有防備，最後真的沒有錢了，那時候有個説法叫“現金為王”。但現在不這麼説了，許多房地産公司都留有一手，大家手裏都還有錢，雖然社會資金比2008年緊張，但真正挺不住的企業很少。

　　國家從2010年4月開始不斷加大“防止部分大城市房價過快過漲”的調控政策之後，到2011年11月才出現房價較大面積的下降。但北京等大城市實際上也只是邊緣地區的房價在降，調控對中小城市的影響不太大。北京四環之內的房價是不可能降的，一方面是新房很少，另一方面是它處於城市中心地帶，也是商業集中區，想進來的人很多，供不應求，就不會降價。

　　記者：中國的市場很大，競爭很激烈，張會長，您能否為投資人支支招兒？

　　張漢亞：中國市場很大，到處都是投資機會。1998年，幾乎所有行業都出現虧損，大家都在找投資方向，許多人向我諮詢，我告訴他們，投資什麼行業都能賺錢，關鍵是你要找到懂行的人。各行各業都有新技術，投資人要有敏銳感，要對某個行業新技術的發展和下一代産品有清晰的了解，投下一代新技術和更新換代産品就能賺錢。2008年很多人説各行各業都虧損，投資了也沒什麼收入。我就説，不是這樣的，短期內産品過剩，虧損了，許多人退出了，過一段時間將會出現短缺，你現在投資進入，當産品生産出來的時候，可能剛好趕上供不應求的時期，自然會賺錢。投資人還要有逆向思維，比如投資農業，看到今年姜賣不出去了，你就種。因為社會需求是剛性的，別人不種了，這時候你去種就能賺錢。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説過這事兒了，春秋戰國時的范蠡就是這樣“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白圭也是，他説：“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都發了大財。就是這個道理。(攝影 王南海)

　　張漢亞簡歷

　　張漢亞，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博導，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任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所長，現任中國投資協會會長。1981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工業經濟係，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他曾先後在河南省電信局、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經濟管理》編輯部、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預測、宏觀經濟管理、産業發展規劃、投資管理、投資項目管理、企業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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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投資協會(The Invest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IAC)是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登記註冊，具有社團法人資格的全國性社會團體，是中國投資建設領域權威性、綜合性社團組織。其主管部門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經過10年的發展，中國投資協會現有會員600多個，既有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也有專家學者，幾乎涵蓋了各個行業。協會下設九個專業委員會、九個中心、五個職能部門和一個組織工作委員會。在過去的10年中，中國投資協會在國家發改委及有關部門的指導下，在廣大會員的關心和支持下，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服務宗旨，在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與改革服務、為會員和各類投資主體服務、為提高投資項目管理水平和投資效益服務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