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形勢極為複雜的2012年，我們迎來了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週年紀念。重溫鄧小平南方談話及其後中國加快經濟改革進程的這段歷史，有助於我們勇敢地面對經濟改革的複雜形勢，重啟改革征程，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　

　　大膽向地方政府放權，化解認識上的分歧，跨越利益集團羈絆

　　經過30多年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已經初具現代市場經濟的雛形。而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蘊藏著各種極其複雜的經濟關係，既需要對經濟進行有效的監管，又需要對監管者實行有效的約束，如何改革，異常複雜，因此出現了大量認識上的分歧。　

　　與此同時，經過了3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的利益格局已經逐步出現了固化的態勢，也就是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進行掣肘的情況，此時重啟改革，也面臨著各種利益的爭鬥。

　　在這種格局下，大膽放權，讓地方政府，尤其是省、市、自治區級政府，為了解決自己的困難和矛盾，因地制宜嘗試改革，能以地方的試驗去化解認識上的分歧，也以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打破利益集團的羈絆。這幾乎是唯一能打破改革僵局的機制，這也是20年前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初衷。

　　地區間的巨大差距導致必須向地方政府放權

　　今天的中國，地區差距巨大，中國經濟內部甚至可以折射出全世界不同經濟體的差距。我們既有經濟發達的沿海一帶，其部分地區類似於今天的歐洲甚至美國；也有中等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類似于拉丁美洲和東歐國家；同時，我們也有極其落後的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當於非洲。

　　在經濟發展水平如此參差不齊的情形下，整齊劃一的、一刀切式的改革是非常困難的。比如説，新《勞動合同法》這一改革，經過了幾年的實踐，應該説是不成功的。因為中國的地域如此之廣，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如此之大，而且不同的行業、企業商業模式迥異，在全國範圍內採取劃一的《勞動合同法》，毫無疑問會對經濟的發展帶來阻礙。　

　　相反，應該允許各個地方政府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水平，針對經濟發展中的實際困難，大膽創新，探索新的經濟運行體制，這才是從整體上促進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根本之路。　

　　具體説來，應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明確規定，把大量經濟立法的權限下放到省、直轄市一級。舉例來説，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就可以由地方立法來決定。有人講，個人、企業所得稅等稅法如果各地不同，就會形成競爭。但事實上，持這種觀點的人忘記了，我們當年在搞經濟特區改革的時候，不就是允許特區免徵或者緩徵針對資本的稅收，從而推動了特區的經濟發展嗎？而很多年以後，為了招商引資，各地區也實行了不同的資本稅法。勞動力相對於資本流動性更低，對於不同地區的勞動力實行不同的個人所得稅是完全可行的，這既能形成地區間的良性競爭，也能為下一階段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探明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