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一，《新世紀》和《財經》兩本雜誌的封面報道不謀而合，前者取題《民間借貸辯法》，後者點題《致命的集資》，都是對當前的民間借貸難題的反思。

　　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究竟是兩條平行線，還是一個核桃的兩面，很難説得清楚。“非法集資”案的背後其實是一種焦慮，是一種出於不確定性的焦慮，是一種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情況下的焦慮。因為這其中的界限太過模糊，使得民間借貸行為像是背著定時炸彈，一不小心就炸掉人身自由，甚至肉體自由。這也是為什麼輿論以及法律專家、經濟學家對於浙江吳英案普遍持同情態度，認為罪不至死。

　　這種焦慮，更是與對金融壟斷的抱怨融合在一起。當前金融的主要矛盾，是落後的官方金融供給與民營企業不斷增長的融資需求之間的矛盾。信貸在近兩三年的先松後緊，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受到的衝擊不大，主要是閃了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腰，這就製造了後者旺盛的融資需求。另一方面，低估的官方存款利率與老百姓不斷焦慮的負利率情緒，也造成了民間信貸資金的有求必應。有需求，有供給，但有管制，於是成為一種司法的博弈。

　　《財經》在文中提供的一組數據，從2007年到2011年，浙江省共有219人因犯集資詐騙罪而被判處刑罰，因集資詐騙罪而獲刑的人數從2007年的8人上升到2011年的75人，增長幅度超過8倍。司法機關的打擊力度並未放緩，仍然是嚴禁、嚴打，但“挺身犯險”的人卻越來越多，下一步將何去何從？如何認為是打擊力度還不夠，需要進一步加大打擊力度，甚至像某些人所主張的那樣，將高利貸入罪，那麼非法集資曲線可能會是一條自由落體曲線，融資完全熄火，沒人再敢嘗試民間金融創新，一潭死水；但如果換一種思路，並不是打擊力度不夠，而是現實需求太強烈，之所以是越嚴打越增多，是民不畏重典，奈何以重典懼之？

　　嚴刑峻法可以消滅非法集資，無法引導合法集資。合法與非法界限的模糊，讓民間融資進退失據，不知道自己的一些融資之舉，是創新還是犯罪，是吳英式的悲劇人物，還是像小崗村民一樣，雖以“試錯”始但以“改革成功經驗”終的大團圓。在改革開放歷史上，投機倒把、MBO（管理者利用融資對於公司股份的收購）等也都曾經是當時法律環境下的“非法”，也曾因此拘捕過人，槍斃過人，但是現在的觀念完全不一樣了，所謂的投機倒把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物盡其用；MBO不是國有資産流失，而是産權改革和股權激勵。或許在不久的將來，“集資”也經歷這樣的路徑，不再是非法的，而只是民間金融的創新形式。只是這樣的認識，卻讓此前太多的小人物付出了個人代價。

　　新的非公經濟36條明確指出，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具體的細則會在今年上半年公佈。放開金融壟斷，放鬆對民間金融的管制，使得民間金融不再囿于非法與合法之爭，著實承載著人們的殷殷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