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文 中國很大，不過這個很大的國家，可以説只有兩塊地方：一塊是城市，另外一塊是鄉村。中國的人口很多，不過這十數億中國人，也可以説僅分為兩部分人：一部分叫城裏人，另外一部分叫鄉下人。這樣看，城鄉中國、中國城鄉，拆開並攏，應該就是一回事。

　　當然，我們也可以説城鄉美國、城鄉德國、城鄉法國或城鄉日本，更可以説城鄉巴西、城鄉印度和城鄉俄羅斯，因為除了少數例外，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土地人口，差不多一概都是城鄉兩分天下。“城市國家（city country）”是有的，譬如新加坡，整個國家由城市組成，完全沒有鄉村，不過那裏的城市人，不少還是從周邊其他國家的鄉村裏來的。倒是沒有“鄉村國家”這回事整個國家全部由鄉村組成，完全沒有城市不但當今沒有，似乎很遠久之前也從來沒有過。《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的名著，上世紀40年代發表的時候，中國早有了城市。費老本人受教過的蘇州大學和清華大學，都在有名的中國城市裏；後來他到倫敦大學深造，更是地處世界大都會。或許是城鄉之間深刻的分野，才激發前輩學人認知城鄉、認知中國。

　　這是説，一個國家分為城鄉兩個世界，是相當普遍的現實。當然，普遍性總是隱藏在一個個的特殊性當中的。概而言之，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城市所佔比例高，城鄉之間的差別不那麼大，所以人們一般不取城鄉角度討論經濟社會問題。像美國和法國，今年皆大選之年，不過好像沒有聽説哪一黨哪一派拿那裏的城鄉問題説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經濟體，城市部分比例小，城鄉之間鴻溝大，這就決定了國家發展的基礎、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這也不難理解，要是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那麼離開了農村、農業和農民狀況的根本改善，國民經濟是搞不起來的。

　　城鄉中國本就是一個發展中的經濟社會結構，所以無可避免地帶有城市化率低、城鄉差距大的特徵。可是幾十年來中國在戰略、體制和政策方面不斷的選擇與實驗，也讓今天的中國城鄉具有若干鮮明的、不容漠視的特色。其一，“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其二，市場改革激發了天量的城鄉人口流動，不可逆轉地改變了經濟機會的版圖分佈，也形成著新的社會結構；其三，城市化加速與經濟高速增長相伴，造就了城鄉關係極為誇張的緊張。

　　並沒有把握説，這些現象他國全無，惟我中華獨有。但是橫看豎看，這樣的三個現象交織到一起，把以十億計數的中國人都網羅其中、欲罷而不能的，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多見的機會。不是嗎？剛剛過去的春節，僅鐵道部公佈的春運人數就達2.21億人次；算上公路、水路和民航，春節前後40天全國客運量過了30億人次！實在是沒有什麼可比的：世行有報告説美國每年3500萬人更換居所，也是人口流動的大國。不過，那邊是長期搬遷，這廂卻是短期探親，過完了年節還要“打道離府”的。再往上追，1860年代的美國無疑也是個發展中國家，西部大開發、大搬遷青史垂名。可是以我2003年在耶魯法學院圖書館裏查看到的資料，當年的美國移民多半就是舉家西行，不似我們這裡，光“留守兒童”和“留守婦女”就有好幾千萬。

　　讓我輩無法別過頭去置之不理的，不僅僅是城鄉中國悲喜糾結，還因為在這些現象的背後，有著尚不容易闡釋的邏輯。工業化搞不起來，城鎮給不了鄉下人更多的機會和容納空間，好懂；可是國家工業化如火如荼，城市大門卻對農村日益緊閉，卻實在不好懂。再有，人往高處走的動力學，好懂，所以工業化、城市化伴隨大量移民，不斷從低收入的鄉村地區移向機會與收入較高的城市，也好懂。從這個邏輯出發，城鄉的收入差距大，才刺激強勁的進城移民運動，等到更多的農村移民融入城市，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趨近。可是迄今為止，中國的城鄉差距激發的似乎只是“進城打工”，他們在年輕力壯的時候到城市賺錢，年紀大了還是回家。這豈不是説，城鄉收入之差，縮短一段時日之後又要重新拉大？還有那所謂的“土地城市化超過了人口城市化”從沒聽説過這個彆扭概念的讀者，要容我以後細説豈不是確認，中國城市化的加速意味著人口在空間分佈的密度下降？如是，叫城市化，還是叫逆城市化呢？！

　　最不好懂的，是工業化城市化驅動的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居然給城鄉中國的帶來出乎意料的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