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重開交往大門、上海公報發表40週年之際，應美國副總統拜登的邀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于2月13日~17日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習近平的此次訪問受到世界的高度關注,美國重返亞太后的中美關係成為時下的熱點話題。

　　美國國際戰略的調整與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主要採取下述六種方式維持其霸權地位：一為征服，即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進行武裝打擊；二為遏制，即依靠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組織號召力實行經濟制裁和封鎖；三為制衡，即培植親美國家對新崛起國家加以牽制；四為規範，即利用已有國際秩序和規則對新興大國加以約束；五為誘導，即推銷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引導其他國家走美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六為結盟，即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提供優惠待遇，使對方能夠對美國俯首帖耳。

　　美國對其他國家採取何種對策，主要取決於三個因素。判斷敵友以是否符合美國自由民主的觀念和制度為標準；重要程度的評估以對方所在的戰略位置、擁有資源狀況及其與美國國家利益的相關程度為依據；是否動用武力以對方實際擁有的軍事實力為根據。

　　二戰以後，美國實力大增，對對手兼施“冷戰”和熱戰兩種方式。“冷戰”為經濟制裁與封鎖，其對象既有蘇聯、中國這樣的難以通過發動戰爭加以征服的大國，也有伊朗、古巴、越南、朝鮮、緬甸等中小國家。美國還多次發動對外戰爭，包括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對所謂的非民主的、佔據重要地理位置和重要戰略資源（主要是石油）的中小國家，如伊朗和敘利亞，美國主要採取制裁方式逼其就範，但也不排除使用戰爭手段。

　　與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霸主的情形有所不同，今日世界的權力已從美國一國手中日漸分散到多個新興大國及非國家行為體中。今日雖然美國的軍事力量仍然佔據優勢地位，但僅憑藉一己之力已無法解決自身所面臨的各種安全挑戰。在經濟方面，美國的支配地位也在不斷喪失。這些因素決定了今後美國的對外戰略基本取向是從爭奪霸權轉變為爭奪領導權；由主要依靠威懾力即武力獲得權力，轉變為主要依靠影響力獲得權力；由一意孤行轉變為需要更多盟友和支持者。

　　美國重返亞太可供選擇的方式

　　奧巴馬政府從上臺伊始就強調“亞洲外交”，其核心用意就是強調美國不會因為中國的崛起而對中國示弱，坐視中國在亞洲的“勢力擴張”。但新時期中美關係極為複雜。對於中國，美國既難以使用武力加以征服，也難以使用經濟手段加以遏制和封鎖。

　　雖然美國準備移師亞太，但中東、北非時局依舊不安定，伊朗和敘利亞的動蕩局面會牽扯美國許多精力。

　　目前的中美關係不同於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凱南曾給美國國務院發電報聲稱：美國之所以可以與蘇聯對抗、決裂而沒有什麼風險，是因為美國同蘇聯的“利害關係微乎其微”，“在那裏，我們沒有投資需要保衛，沒有確實存在的貿易機會會喪失。”今天中國的GDP已是世界第二，是美國的最大債主和第三大出口市場。有一位美國觀察家指出：“此前，從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崛起之時與那麼多想遏制其發展的國家發生如此緊密的經濟聯絡。”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拉動力已經超過美國，許多國家與中國經濟上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無不指望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在軍事上依靠美國，在經濟上依靠中國的格局，在未來一個時期不會發生改變。

　　此外，中國的快速發展以及對國際社會所作的貢獻，已經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制衡、規範和引導將是未來一個時期美國對華的主要舉措。由於地理上相隔太遠，美國充當亞太地區的平衡者和調節者的主要途徑有：建立跨太平洋的夥伴關係和機制；美國還力圖在各種合作框架中要求中國按規則行事，如希拉裏説：“我們在前進過程中將繼續把同中國的關係置於一個更廣泛的地區性安全同盟、經濟網絡和社會紐帶框架內。”

　　中國應因勢利導，以靜制動

　　筆者認為，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擁有世界排名第一的軍事力量，結成了最廣泛的聯盟。就目前的實力和影響而言，中國還無法與美國相提並論，因此，“中美共治”對中國而言還是一個名不副實的説法。贊同這一説法的結果很可能是承擔了更大的責任，卻沒有獲得相應的權利。

　　在亞洲，中國是首屈一指的大國，有著及其廣闊的發展前景。美國重返亞太，但畢竟不是亞洲國家。因為只要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繼續贏得十年左右的高速發展，亞洲“人和”的天平必定會向中國方面傾斜。

　　因此，在未來十年左右的時間裏，中國對美戰略的正確選擇應是：因勢利導，以靜制動，以柔克剛。此外，對那些積極呼應甚至高調呼籲美國重返亞太的周邊國家，應表現出足夠的理解和寬容；對那些在美國的策動下不斷找中國麻煩的周邊國家，更要保持足夠的理性與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