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現任行長佐立克在今年6月底任期結束時確定不再尋求連任，世界銀行會在4月底之前任命一位新行長。這位新行長具體是誰現在並不知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他或她很可能是一位美國人。因為依循舊例，世界銀行新任行長一直由美國人擔任，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裁則始終由歐洲人擔任。

　　這種舊例反映的是20世紀、特別是冷戰結束初期的西方國際經濟基本格局。當時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和歐洲，通過交換瓜分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兩大機構領導人的職務。由於當時美歐能夠對於全球經濟體系施加決定性的影響，所以這種人事安排有其一定的合理之處，有助於國際經濟的全球治理。

　　然而，與20世紀相比，當前的國際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在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仍未消去的背景下，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的實際份額以及相應的影響力顯著降低。與此形成對比，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大幅上升。如果在世行人選上延續舊規，將無法反應國際經濟格局的現實變化，會打擊新興經濟體的積極性，阻礙世界銀行在全球體系中的作用發揮，也將因此不利於國際經濟的有效全球治理。一個失效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對於仍在經濟復蘇邊緣掙扎的美歐國家，並不是一個好消息。

　　此外，如果觀察如今世界銀行的投票權，也可發現不合理之處。美國目前只擁有世界銀行不到16%的投票權。如果新任行長繼續由美國人擔任，這意味著其他84%的投票權及其所代表的不同聲音都被漠視。這顯然不符合國際關係的民主準則，是一種本質上的國際專制。因此，對於新的世行人選，應該有新的“遊戲規則”，不能再由美國人通過其國內政治博弈所産生，而應由國際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的重要成員共同參與，採取“打破國別”的開放態度，按照公開競爭的原則進行選舉。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候選人，只要德才兼備，並且獲得最廣泛的支持，就可以擔任新的行長。無論最終得人選為誰，至少從程序正義上講，這就是一個長足的進步。

　　客觀地説，要指望這次世界銀行的新行長選拔程序就出現重大改變是不切實際的。真正的變革最起碼要等到下一屆世界銀行行長的任命。即便如此，在未來兩個月多月的時間裏，中國還是要理直氣壯地向美國以及其他各方公開表達此種意見，並且爭取獲得更多的支持。這不僅是爭取話語權的實際體現，也是切身利益維護所必需。

　　一方面，表達這一意見可以提醒美國和歐洲，現存國際經濟體系的相關規則是非常不合理的，必須要改革。中國會致力於推動這種改革。如此一來，美歐也會有壓力，無法刻意無視中國的正當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借此來進一步團結金磚國家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力量，凝聚新興經濟體的共識，為國際金融體系後續可能的重大改革積蓄長期力量。

　　此外，從去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總裁任命一事上的經驗來看，中國等國家在重要國際金融組織人事任命問題上的不滿及呼籲已經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來自於法國的候選基金總裁拉加德女士在被正式任命前，正式訪問了中國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中國等國也借此機會充分表達了重大利益關切。從拉加德上任後的舉措看，中國及廣大新興經濟體在基金份額改革上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的維護和保證。中國可以把這一經驗複製到世界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