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福建省惠安縣黑熊養殖基地——“歸真堂生物園”，幾隻黑熊爬上高高的塔架玩耍。當日，歸真堂首次大規模對外開放養熊基地，全國60多家媒體的近200名記者現場目睹了“活熊取膽”的過程。不過，遠途趕來的亞洲動物基金一行人當天參觀養殖場的要求，遭到了歸真堂方面的拒絕。目前，歸真堂每天被“採膽”的黑熊有300多只，每年熊膽粉的産量約為2000公斤。早報記者 賈代騰飛 圖

　　“人工熊膽研究課題”負責人姜琦稱，立項30年來，人工熊膽項目組曾更換託管單位、遭遇資金困境，幾經磨難，卻還是沒有修成正果。

　　在質疑活熊取膽的輿論漩渦中，76歲的姜琦19日下午出現在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下稱“它基金”）于北京召開的“人工熊膽、路在何方”的研討會上，他的身份是“瀋陽藥科大學原副校長、人工熊膽研究課題負責人”。

　　姜琦當日介紹，人工熊膽的配製處方和工藝于2006年5月17日獲得國家發明專利，中國擁有完全知識産權。2007年，補充資料全部逐項完成，上報至國家藥品審評中心，但至今未通過審批。

　　在歸真堂上市迷局中，這一項目可能帶來的替代性産品或將重創歸真堂。讓人意外的是，這一項目立項至今已有近30年，其間曆盡波折，仍未獲批。

　　姜琦説，從1983年立項，至2007年完成最後一批上報材料，其間，3家研發單位，近20家臨床醫院，百多名專家教授和研究人員的孜孜不倦的研發，花了鉅額資金，終於用倣生學原理研究出完全可等量、等效替代天然熊膽的人工熊膽。

　　當早報記者20日下午聯絡到姜琦時，姜琦已經從北京回到瀋陽，年事已高加舟車勞頓讓姜琦身體欠佳。在其學生薑竹泉安排下，人工課題項目組的另一成員、原瀋陽藥科大學黨委書記周傑21日下午接受了早報記者的電話專訪。

　　周傑説，“藥審是這樣的，我們報上去以後，他有一定的工作日審（150天），如果對材料有意見，就下文告知。要一次告知，不能分次告知，並補材料，我們要按時報，法定得很嚴，報不上去就會被否決。”

　　按人工熊膽的最後的上報時間2007年9月，也就是説至少到2009年2月，應該有個結果。“行還是不行，還是需要補充材料。但3個年頭多了，沒有下文。我們問了很多次，他們也不回答。”周傑説。

　　首都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教授、《藥典》第一、二、三屆委員高益民21日向早報記者表示，“從技術上説，人工熊膽該補充的材料他們都做了，不存在技術問題。後面就不知道為什麼不批了。最後一次評審會我也在場，當時提出的工藝流程上的問題他們回去也改了。” 高益民表示，人工的熊膽可以取代由天然熊膽所製備的中成藥。

　　項目組只剩六七人

　　姜竹泉説，項目立項時他才念初中，他本人于2004年和2005年間加入課題組。30年間，項目組的人來來去去，只剩下三四個人對這個過程是完全知曉的，他説“姜老師生病，王老師（項目組成員王永傑）出差，只有周書記能接受採訪了。”

　　據介紹，周傑是原瀋陽藥科大學黨委書記，瀋陽藥科大學的官網上至今仍有周傑的介紹。網站信息顯示，周傑曾于1981年3月-1988年任瀋陽醫科大學原瀋陽藥學院黨委書記，也就是説人工熊膽最初立項是在周傑任內。

　　據周傑表述，姜琦和其是同一任的校領導，周傑比姜琦長10歲，其1989年從瀋陽藥科大學離休，而姜琦後來曾被調到市政府。1991年，已經離休的周傑擔任瀋陽華星藥物研究所所長，當時周傑65歲。2002年，因資金中斷8年的人工熊膽項目轉到了華星藥物研究所門下。

　　周傑説，“當時一些老師們退下來，和我處得挺好的，他們都信任我，找我辦了研究所，就叫華星藥物研究所。據周傑回憶，項目組成員最多時有二十來人，包括藥理組，成分組，分析定量組等，現在項目組所有人才六七人。現在，和我一起研究的幾個老師有的已經去世了。原來課題組的組長楊澤民老師2009年也過世了，通過審批是他最大的心願。”

　　“楊澤民老師是專門做合成的，好多藥都是合成的。人工熊膽的研發就是這個原理”。周傑説，正因為此，楊澤民當時擔任課題組組長。

　　但是楊澤民沒有等到這一天。姜琦和周傑也依舊“翹首以盼”。

　　姜琦此前在它基金研討會會上的呼籲至今曆歷在目，“25年我們研究開發工作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步驟，都是在國家藥品審評部門的嚴格要求和步步審批下進行的，並且完成了每一步批完再補充，補充再下批文，再補充，最後全部完成國家提的要求。我在這裡鄭重表示，如果現在還需要我們補充資料，我們可以補充，如果認為臨床不足，我們可以再補做。就是懇請國家藥品審批中心儘快予以批復。”

　　做了一輩子藥物研發的周傑説，“從來都是按時告知，不批就不批，批就批。都嚴格按照時間，按照工作日。現在問題就出在藥審中心。”

　　6年完成實驗室研究

　　屈指一算，從項目立項至今已近30年，當時還在瀋陽藥科大學擔任黨委書記的周傑，現已是86歲高齡。

　　周傑回憶，1983年立項之後，項目組用6年時間完成了實驗室工作。

　　周傑説，“我們從天津、廣東、吉林三個地區找的熊膽，把三個地區的熊膽一個個進行定量定性分析，把成分研究透了。然後選擇最優質的熊膽——金膽按照倣生學的辦法，進行研究，成分都一致，又經過動物實驗，到1989年，實驗室工作全部完成。”

　　1989年，成果上報至藥審辦，得到的回復説“産品完全符合國家標準，質量標準、長期毒性等都符合要求”，這也意味著可以進入臨床階段。周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提到，用人工熊膽還不影響生態平衡。但後面還有一句“目前引流熊膽已經符合市場要求，請你們綜合考慮開發。”

　　“那個時候我們就開始有點感覺，‘這東西夠用了。’但又轉念一想，引流熊膽終究不可持續。”

　　“於是我們開始做臨床實驗去了。“周傑回憶説“完全沒想過暫停。因為文中也提到‘完全符合要求，可以臨床’。”

　　“當時臨床的方案是衛生部指定的專家高益民設計的，當時選了兩個病種，一是肝火亢盛型高血壓，二是扁桃體炎。這是最能體現熊膽的藥效特點的。”周傑説。

　　在19日下午它基金的研討會上，高益民也在姜琦之後發言。他當時表示，“國家在代用品上熊膽不是第一個，咱們國家的珍稀動物和貴重動物代用品的研究已經是由來已久。”其中第一個研究就是用水牛角代替犀角，第二個是人工虎骨代虎骨，虎也是瀕危動物；第三個是人工牛黃代牛黃。第四個是關於羚羊角的問題，還有人工麝香。他強調，人工製備的稀缺的名貴的中藥，完全可以取代含有這種成分的中成藥。不允許任何人或單位過多誇大熊膽的療效。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高益民當時並未公開評論姜琦的人工熊膽項目。

　　“當時臨床是由上海中醫藥大學（原上海中醫學院）附屬的龍華醫院、曙光醫院、瀋陽醫學院附屬中心醫院、遼寧中醫學院附屬醫院組成的臨床協作組完成。1991年10月，這兩個病種的實驗就完了。”電話那頭，周傑表示要戴上眼鏡逐字念出當年的臨床結果。

　　“臨床試驗結果顯示，急性扁桃體炎295例，表明人工熊膽與天然熊膽相比，兩者無顯著性差異，可以1:1等量替代；肝火亢盛型高血壓160例，表明人工熊膽與天然熊膽改善症狀效果比較，無顯著性差異，可以1:1等量替代。”

　　一度中斷8年

　　周傑回憶，1991年10月，兩個病種的臨床實驗結束，1992年3月原藥政處召開了評審會議。“當時剛好是兩屆委員換屆，兩屆委員都在，兩屆委員一致通過了，認為這是中醫領域的創舉。這個會，我們所有課題組成員都參加了。按道理，這應該批藥了。”

　　然而不曾料到的是，藥政處時任領導的一番“為打入國際市場”的講話事後讓項目延期，事後又碰上國企改制，項目組的原贊助單位放棄贊助研發，項目不得不中斷。

　　周傑説，“當時藥證處領導出面和課題組組長楊澤民談話，説考慮到人工熊膽將來可以打入國際市場，引流熊膽不能出口，要求我們補充幾個病種臨床，臨床資料報上來，不上會就可以批了。”

　　於是課題組回來，又根據這個要求，新加了三個臨床，包括膽囊炎、痔瘡等。

　　“這三個病種的臨床到1995年完成了，但這期間因為改制，原來的研發資金支持單位國營藥廠改製成為私營企業，私營的沒錢投資，而當時臨床費用又需要8-10萬元，沒有了後續投入資金，這個項目就給耽擱了。”周傑回憶道。

　　周傑説，人工熊膽項目是在2002年轉入到他所在的華星藥物研究所的，“我覺得這個項目是個好項目，因為國家急需，於是我們重新去拿臨床資料。”

　　然而，事隔8年，當年的臨床資料已經缺的缺，散的散。“2003年，我們就投了點錢，又去拿案例，但中斷了8年，拿不回來了，只拿到100個痔瘡案例。”周傑説。

　　這讓項目組的新藥審批征途再增變數。不過2003年，周傑的瀋陽華星藥物研究所已就“人工熊膽”申報了國家專利。早報記者在國家專利局網站查詢到，“人工熊膽”的專利號為03133771.6，申請時間是2003年7月22日，專利申請（專利權）人為瀋陽華星藥物研究所，發明人為楊澤民和王永金，地址處則留了“遼寧省瀋陽市沈河區文化路103號瀋陽藥科大學離退休工作處周傑”。

　　在對專利的摘要稱該專利是“一種用於傳統中藥材領域中的人工熊膽”，且“該發明配方科學獨特、原料易得、工藝簡單、成本低廉、嚴格控制質量、無三廢、確保療效的一致性、保護野生動物、為天然熊膽的理想的替代品。”

　　意外的是，早報記者還在專利局網站查到其他三項與人工熊膽相關的專利。不過高益民表示，在該研究上，他們應該是獨家的。就他所知，並不了解國內還有同類型的人工熊膽課題組。

　　拒絕改名

　　2004年5月4日，課題開始重報，但是課題組卻收到了和原來不一致的批文。

　　“當時的批文説，由於本品和熊膽粉功能主治不能完全代替，要求改名。”周傑説，“理由是兩者不能完全代替，因此叫人工熊膽不合理，希望你改名，以免誤會。”

　　“經過研究，我們不能改名。如果改名了，我們的研究就沒有意義了。我們不是研究高血壓病的，我們是研究熊膽的。”周傑説。

　　電話那頭，周傑找出文字記錄，逐字念出當年的拒絕理由。“我們回文説，人工熊膽名稱希望不要改。”

　　周傑表示，我們發的文件回復，他們又回文，“功能組織相差懸殊，難以完全代替。”由原來的“不能完全代替”改為“難以完全代替”。

　　“我們認為‘難’是可以解決的，因此叫人工熊膽欠合理，不是不合理了。這兩個文件我們經過研究，怎麼解決改不改名的矛盾，第一如果我們按照他們的意見，我們不用補充材料了，改名就行了。”周傑説。

　　但是，考慮到經過這麼多年的研究，社會急需，項目組認為不能因為公共組織認為臨床數量少就改名，於是繼續做三個臨床，膽囊炎、痔瘡、角膜炎。“我們給他們回文，請他們考慮。我們都做五個病種了，如果再不夠的話，我們再做臨床。”

　　之後的2005年藥品評審中心的回文卻不一樣，他們説這次課題組報的文件不全。

　　“清熱、平肝、名目，你們還缺一個名目的材料，進行補報，這是第一條意見。第二條意見，質量標準，你們要重新整理一個完整的質量標準，這個質量標準補充過材料，不是一次的，現在是要完整的質量標準。還有一條就是，各種病症的藥用量和天然熊膽的比例關係，這個臨床已經解決了，是1：1。2005年我們被要求做臨床，我們找了7個醫院，都是他們定的法定醫院，用了2年時間，到2007年的9月完成以後就報給他們了。“周傑説道。

　　資金之困

　　“2007年9月我們上報以後，2009年10月，藥品評審中心開設了一個評審會。我們的研究人員進行了答辯，但會後也沒有文件。會上根本什麼問題沒有，就是一般性答辯。又沒下文了，也沒有專家對藥效有所質疑。”

　　“我們感覺到他們有了這個，還研究那個，我們感覺這樣，但敢想不敢説，整個過程就是這樣。”周傑説。

　　周傑説，這期間，華星的累計投入已經超過四五百萬元。研究所也試圖將該技術轉讓出去。但由於該項目至今未通過藥監局藥審中心的轉讓，也沒有企業願意買下該專利。

　　“香港有一個老闆，是山東省的政協委員，他山東有廠，和他談，他説國內政策不穩定，就沒談好。還有一個老闆在福建有家工廠，還派人來考察，諮詢一下，又沒成。”周傑説。

　　周傑説，研究所剛成立的時候，就靠轉讓原先的技術維繫，“1991年到1994年時，原先我們有收入，一個月四百塊錢，外面轉讓回來的經費去掉成本，拿出10%管理用費，科技組有50%到60%，還有點公積金，1994年以後到2005年，我什麼也不拿，是義務服務了，年終可能有點獎金。”

　　而且由於新藥研發的週期長，往往都要六七年的時間，也沒有企業敢投資研究所。最艱難的時候，就靠學生資助。

　　“有人説，人工熊膽上市會和歸真堂競爭，這是無中生有。”周傑説，“不能因為自然有，人工就不能有。”

　　這期間，人工牛黃、人工犀牛角等都已上市，高益民説，很難説研發的週期有多長，要看研製的過程，而且資料的整理情況和研製過程都不一樣。

　　當被問及三十年來，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不能通過審批，周傑回憶説，想來想去，留意到2007年有個提案，説要取消養熊行業，説有很多中藥可以代替熊膽。當時藥監局和林業部聯合給出答覆，説養熊行業已經有很大改進，且熊膽藥不可或缺，沒有找到代替品，所以不能取消。

　　周傑説，“我感覺，這就是在問是救人還是救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