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強調物價和增長的警示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16日在《求是》發表文章稱，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總體上是一對矛盾。只要增長速度、不顧物價穩定，或只要物價穩定、不顧增長速度都相對容易，難的是二者兼顧。

　　要理解這對矛盾必須紮根貨幣化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影響來考察。貨幣化對中國是雙向的：一方面貨幣化祛除了禮俗和權力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從計劃走向市場，中國正式進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之內，實現了現代社會的初步轉型。中國經濟也從短期走向過剩，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由於沒有掌握好貨幣的發行量，製造了幾次大通脹，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貨幣M2已經近80萬億，中國的貨幣化率也高過很多發達國家。貨幣化率過高，容易製造經濟泡沫，從而會將中國拖入繁華中的死亡區間。

　　貨幣化率的下降伴隨著經濟增長的下滑，拿日本和韓國為例，有數據指出，，日本與韓國的經驗尤其明顯。韓國經濟增速從上世紀80年代的平均7%降至過去十年的平均4%，同期的實際M2增速也從14%降至5%。日本經濟增速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平均增長4%，與此對應的實際M2增速為8%。從90年代至今，日本經濟增速平均1%，實際M2增長也在90年代降至平均3%，過去十年則平均負增長1%。

　　為什麼會這樣？貨幣泡沫遲早會對整個經濟造成致命的打擊，一方面是資産泡沫過多，會將整個實體經濟擠垮，另一方面，央行超發貨幣不管什麼原因，都會讓社會損失財富，一部分人暴富，經濟資源錯配的概率越來越大，價格信號越來越不能反映真實的經濟效率，最終在泡沫的破裂下，在失業率高企和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逼迫下，在生活成本和生産成本的雙向夾逼下，最終整個經濟會失去效率。這就是為什麼日韓衰落的原因，也是美國資産泡沫破裂後美國擔憂會步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重要原因。有目共睹的是，資産泡沫迫使政府救市，增加國民福利和增加貨幣供金融結構揮霍，結果是私人債務問題沒解決，政府債務也在增加，最終是私人和政府債務一起鬧危機，只剩下印鈔票來解決問題了。問題是，暫時的緩解卻是在釀造更大的危機。

　　通脹和增長的矛盾背後是一個非中性的貨幣在起著關鍵的作用，這也是造成宏觀經濟調控兩難的基礎所在。當然貨幣只是一種機制和制度，其背後存在著複雜的利益博弈。中國要想避免日本、韓國以及美國的沒落後路，只有重視貨幣才能解決問題。我們經常説，印鈔印不出先進的生産力，其關鍵是金融利潤高利貸化不僅僅不能幫助實業走向繁榮，反而在背後掏空實業的內臟。很多人説中國房地産在綁架銀行，其實是銀行在綁架房地産。因為銀行是主動者，地産是被動者，如果沒有分清這一點，很多問題都不能解釋。房地産利潤在降低，銀行反而利用危機擴大了利差的利潤，更重要的是，銀行捏住房地産的命門，限貸令將中國大批房企逼向借高利貸度日子的道路。而高利貸資金大部分的來源是信貸，中國的金融機構和大批能夠貸款的企業集團都在高利貸化。從高利貸崩潰後，可以看到信貸資本和央企的陰影，至於公務員則更多。高利貸化的經濟，是走向崩潰鮮艷的膿瘡，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就這一問題就可以將中國數十年的增長財富化為烏有。繁榮離崩潰，如果處置不當，其實距離並不遠。

　　中央禁止公務員、銀行、大企業放高利貸，就是看到其中的危害。在我們看來，更大的問題是信貸結構不合理會造成經濟結構的不合理，而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又在強化金融結構的不合理。這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一些企業辛苦賺錢，交稅養工人，卻因為告貸無門而破産，一些企業裁減人員甩包袱，不務正業卻能獲得大量信貸，將新貨幣源源不斷輸入到經濟體系，推動經濟泡沫化和金融高利貸化，其後果就是日韓美衰落之路。

　　日本和韓國以及當年亞洲四條龍四隻虎增長奇跡的模式大致是一樣的，中國的模式也類似，他們衰落最重要的表徵就是經濟泡沫化和金融高利貸化。如今我們中國形勢逼人，管理層應當拿出勇氣來解決信貸和貨幣帶來經濟走向崩潰的危險，不能失去良機，否則問題一旦惡化後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