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美經濟日益疲軟的大環境下，在政府推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減弱和貨幣政策又進一步趨緊的格局下，中國經濟似乎正在失去以往推動我們增長的‘全球化紅利’和改革開放為特徵的‘制度紅利’。不僅如此，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製造業也在面臨著‘人口紅利’和‘資源紅利’減弱所帶來的嚴峻挑戰。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孫立堅認為，中國經濟要抓住當前機會轉型，而轉型的關鍵在於企業，尤其要發揮民營企業在轉型中的關鍵作用。政府要幫助企業做好轉型這道“題目”。

　　重點為製造業減稅

　　孫立堅認為，首先要給中國企業減稅，尤其給下游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製造企業減稅。

　　如果政府感到這樣做會增加政府的開支，預算上無法平衡，那麼可以採取非對稱性的稅收結構調整的方式來推進，即增加上遊壟斷性行業的稅收，來“補貼”下游競爭激烈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成本負擔。否則，由此帶來的大量下游製造業和服務業資本的退出，會增加今後虛擬經濟非理性繁榮的風險。

　　此外，個稅起徵點和最低工資水平的上調固然重要。但企業的稅負降低更為重要，只有企業的生存空間得到保證，個人的財富增長才會有寄託，政府的稅源才能厚實。否則，靠最低工資和社會保障就能讓有勞動能力的民眾過上舒適的日子，中國經濟遲早也會走向與南歐那些缺乏活力、患上了“高福利綜合徵”的國家一樣進入到不可收拾的動蕩局面。

　　提高對民企的開放度

　　其次，整頓以物流業為代表的上遊壟斷行業的擴張態勢和“以價補量”的盈利模式，並提高上遊行業對民企的開放程度，通過上下游企業公平競爭環境的構建，來確保下游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生存空間。

　　孫立堅指出，在某些情況下，即使處在下游的少數國企、央企和大型民營企業有能力吸收高成本的進貨方式而暫時不抬高價格去轉嫁成本，但這種排斥競爭的扭曲的經營模式任其發展下去，就必然會擠出大量弱小而有發展潛力的民營企業。最終行業一旦形成壟斷，就一定會以各種高定價的方式，把前期積累的成本負擔都轉嫁到沒有選擇餘地的消費者頭上。這樣一來，對人均收入還處在較低水平、從而對價格變化十分敏感的中國大眾而言，要取得政府所期待的“刺激消費”的效果就會變得更加難以實現。

　　開拓企業多元化市場

　　在孫立堅看來，幫助開拓企業多元化的營銷市場，以擺脫當下中國內需客觀上漸進發展的格局所帶來的消費不足問題，也是政府要抓的事情。

　　如果企業的利潤無法通過市場的消化來得以保證，那麼中國經濟下滑的態勢就會動搖市場對未來樂觀的預期和克服困難的信心。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政府曾花了鉅額的資金想推動本國金融體系改革和産業競爭力的進一步提升，但由於所有的“轉型努力”都是在一個沒有增長的環境中推進，結果，除了自己背上了鉅額的財政赤字以外並沒有得到他們所期待的改變市場悲觀情緒的結果。中國政府今天要汲取日本的經驗教訓，不要小視經濟增長下滑所可能留下的長期化的負面影響。

　　孫立堅説，要儘量從兩方面來確保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增長的步伐。一方面，對外堅持自由貿易的理念和強化國際合作的戰略，讓中國企業繼續發揮其享有的國際競爭力。危機時代，包括歐美國家在內的全球市場會更加注重商品的性價比，只要沒有人為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制裁措施和人民幣匯率和工資水平過度的上漲，那麼中國企業將是這場危機的最大得益者之一。

　　另一方面，確保國內所有企業公平競爭盈利的環境，增加政府公共事業消費中國産品的比重。努力保護消費者利益和完善良好的消費環境，讓少數的中高收入階層群體能夠從國內安心地大量消費中率先體驗企業創新所帶來的幸福快樂，由此來帶動企業的發展和中低收入階層的就業與創造財富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