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郎鹹平其人其作，是個兩難問題。一方面，郎鹹平在公司治理研究中擁有極高的專業水準，在與顧雛軍、趙勇的爭論中顯示出了過人的眼光與膽識，將兩人的操作方法揭露得一覽無遺；另一方面，他近年來到處巡講，一遍又一遍發出“盛世危言”，在贏得大量擁躉的同時也引發了各方爭議。

　　與此同時，郎鹹平每年都出好幾本書，每本書都有幾萬冊的穩定銷量。在圖書銷售市場上，郎鹹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品牌，只要有新作推出，大都能登上圖書銷售排行榜前列。這一點，還沒有任何一位其他中國經濟學家可與之相媲美。

　　郎鹹平今年出版的新書《産業鏈陰謀Ⅲ》、《新帝國主義在中國Ⅰ、Ⅱ》（均由東方出版社出版）同樣如此。他在書中對於一些具體經濟案例的分析讓人觸目驚心，讀者對於導致這些經濟案例的各級政府官員的痛恨會隨著郎鹹平的描述油然而生。

　　如何看待郎鹹平對各种經濟危機的警告？郎鹹平對於經濟問題的言説方式和路徑，是否存在問題？在郎鹹平的言説中，有哪些根本與核心問題被他回避和屏蔽掉了？“新帝國主義”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還是郎鹹平的誇大其詞？

　　危言聳聽的“新帝國主義”

　　在《新帝國主義在中國Ⅰ、Ⅱ》中，郎鹹平重拾列寧對資本主義經濟特徵的描述，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

　　在1917年出版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列寧認為，“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儘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説，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列寧指出，當時的帝國主義有如下的經濟特徵：(1)在生産和資本集中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壟斷統治，是它的基本特徵；(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溶合為一，形成金融資本，並在此基礎上産生金融寡頭；(3)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意義；(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業已形成；(5)最大資本主義列強已把世界領土分割完畢。

　　在《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序言中，郎鹹平用自己的材料，對列寧所列舉的帝國主義五大經濟特點進行了“論證”並指出，“帝國主義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中國，而是借屍還魂，以我們不知道的面目再度出現了。”

　　按照郎鹹平的説法，新書取名“新帝國主義在中國”，“並不是危言聳聽，更不是為了激起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而是要警示國人，尤其是政府部門和民族企業，徹底丟掉幻想，在認清帝國主義新本質的前提下，與之進行有效的競爭和合作!在當下的全球性時代，力爭成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之一，才是我們的理性應對之道。”

　　郎鹹平在《郎鹹平説:新帝國主義在中國Ⅰ、Ⅱ》中所列舉的案例分析足以讓人義憤填膺：一方面痛心疾首于政府政策的失誤以及談判代表的顢頇無能，一方面又仇視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中國予取予奪。

　　作者重點分析了“力拓間諜門”、“匯源收購案”和“四大糧商”發動的糧食戰爭等，試圖解釋這些經濟現象背後的真內幕。不管是輪胎特保案這樣的國際貿易糾紛，還是外國資本在中國的一系列並購動作，都是西方國家戰略在起作用，是“新帝國主義”盤旋在我們的上空。

　　郎鹹平認為，國內的水價、油價、糧價變動的背後，是外國資本和國家機器之間嫻熟而默契地配合。驅之不散的“新帝國主義”陰雲籠罩的不只是我們的幾個民族企業、幾個典型案例，而是中國整體經濟的未來之路。在郎鹹平針對新書的演講中，他以“最可怕就是我們對危機的無知”為題，一再警告“危機本身並不可怕，最可怕就是我們對危機低估甚至無知。”

　　在引用列寧對帝國主義描述的同時，郎鹹平顯然有意忽視了列寧發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時的世界局勢及其時代背景。在列寧發表這篇文章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英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帝國與塞爾維亞等組成的協約國，與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等同盟國交戰。俄國本身為農奴制的經濟體系，經不起東線持續的戰事，國內經濟崩潰，工廠倒閉，失業率驟增，軍火補給極度困難，士兵極度厭戰。1916年冬，俄國內部各種矛盾加劇，首都莫斯科的罷工人數更達至百萬人以上，結果在1917年3月(俄歷2月) 爆發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但新組成的克倫斯基臨時政府仍然繼續戰爭，但又再被德奧聯軍擊敗。在1917年11月(俄歷10月)，俄國工人及農民在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列寧領導了，發動了一場武裝起義，推翻了臨時政府的資産階級政權，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史稱“十月革命”。列寧其後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並宣佈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

　　顯然，列寧在當時對帝國主義的描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著直接的聯絡。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産生大的原因，恰恰是當時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的利益爭奪而引起。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以及與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相對峙，包括蘇聯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崩潰之後，資本主義本身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本主義國家相互之間，資本主義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利益之爭，已經和列寧的時代有了天壤之別。連當下的俄羅斯，都早已拋棄了列寧主義延續下來的意識形態及其強烈的對抗性話語，世界各國之間的利益衝突，更多的是通過規則與談判等和平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戰爭和“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勢不兩立。

　　不難看出，在郎鹹平引用列寧著作，對“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分析中，充滿了冷戰時期對美國進行“意識形態化”描摹和對抗意味。在這種單級思維之下，美國政府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都對中國充滿了敵意，以完全徹底的損害中國為手段謀求自己的利益和霸權。

　　顯然，郎鹹平的言論既罔顧歷史事實，又刻意曲解當下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現狀，將以契約為主要方式締結的經濟關係進行意識形態化的歪曲。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中國與美國及西方各國的關係頗為複雜，雙方既有相同的利益訴求，也有分歧所在。在相同的利益訴求中，雙方必須通過合作來達到雙贏；在分歧的地方，則必須視實際情形進行溝通和交涉。

　　此外，美國的憲政體系決定了其權力運作的相對複雜，決非某一個政治人物，或某一個利益集團以一己之私就能忽視其他不同意見，為所欲為。美國當然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它不可能完全以掠奪和欺壓別國來實現自身的發展。更不必説，在其主導的陣營之內，包括英國、法國等在內的國家本身也與美國發生著經濟摩擦。

　　一個基本的常識是，對中國而言，美國不是天使。但是，像郎鹹平這樣把美國看作魔鬼也有失公允。對美國進行“妖魔化化”的描述固然簡單，但顯然與事實不符。郎鹹平重拾早就被拋棄的對抗、衝突、冷戰的單一性思維，誇大中國與外國矛盾的一面，忽視了當今世界和平和發展的主要潮流。

　　如果事實真的像郎鹹平所説，“帝國主義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中國”，那麼豈不意味著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國人一直在被帝國主義所奴役和蹂躪？如果帝國主義在中國予取予奪，中國30年來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和高增長又是如何産生的？如果要避免被帝國主義欺負，我們是否應當回到改革開放以前閉關鎖國的狀態？

　　郎鹹平所謂的“新帝國主義在中國”只是其生造的一個概念，它既不能準確描述外資與中國經濟之間的關係，也不能為我們理解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的關係提供幫助。它只是郎鹹平用經濟學的嗚嗚祖拉吹出的強勁噪音，為讀者製造觀念污染。

　　事實與結論的背離

　　在和平發展的年代，利益之爭是國家關係中最常見的現象。《郎鹹平説:新帝國主義在中國Ⅰ》第一部分，郎鹹平將輪胎特保案中國首席談判代表徐文英，蘭州市政府首席水務談判代表，以及中國鐵礦石首席談判代表比作“現代琦善”。眾所週知，琦善就是鴉片戰爭發生後，和英國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欽差大臣。

　　從郎鹹平的個案研究和分析來看，這三位談判代表被稱作“現代琦善”並不能算冤枉。徐文英在輪胎特保案對起訴自己的對手的背景、原因，以及國際貿易的知識，美國的法律了解甚少，在談判策略的制定和操作上更是進退失據，窮于應付，最後導致輪胎特保案徹底失敗。不僅如此，還引發了一連串的貿易大戰，讓中國承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而蘭州市政府連事關百姓生活的水務都敢賣掉，而且被法國威立雅公司所算計，導致全國水價上漲。2008年第四季度的鐵礦石談判，中國鋼協的首席談判代表對於力拓的降價不滿，認為應該得到更低降價，賭氣不談。最終，讓國家損失了幾千億。

　　這些事實都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在融入國際經濟秩序時所面對問題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在郎鹹平分析的這些案例中顯示，我們的談判代表，以及從事國際貿易的工作人員，無論是對貿易國家政治體制、社會，經濟體制，文化等方面的了解，都遠遠不能承擔貿易糾紛的重任。這不僅體現為知識上的不足，對西方國家經濟體制和法律運行機制的懵懂，更是對法治國家“國情”的懵懂，對各種規則理解的膚淺。在對規則本身還沒有真正理解和吃透的情況下，妄談成為“規則的制定者”，只能是一廂情願和癡人説夢。

　　但同時，郎鹹平所陳述的案例與他所得出的結論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背離。三個案例中，中國無一例外地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但是，其主要責任在於三位談判代表，以及委派三位談判代表的決策者（政府）。一個優秀的談判代表，除了“知己”之外，更要“知彼”。對於對手所在國的國情、法律、文化，以及對方公司的背景，經歷，利益訴求，商業聲譽，盈利模式，商業手法，對方代表的個人經歷，知識背景，性格、偏好、生活習慣等各個方面有了詳盡的了解，同時具備相應的談判技巧和才能，以及出色的表達、交際能力，才能盡可能為己方謀得合理的利益。

　　而從郎鹹平所描述的情況來看，三位“現代琦善”顯然並不具備這樣的素質，失誤的恰恰是中國的談判代表。選派這樣的談判代表，決策者顯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奇怪的是，中國人自己造成的失誤，郎鹹平悉數歸罪于外國人。可以想見，既是商業行為，外商理所當然想牟利。中國商人走出國門，不也是同樣的動機嗎？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難道郎鹹平是想讓外商發揚國際主義精神，舍利取義？

　　作為萬能鑰匙的陰謀論

在郎鹹平的著作中，陰謀論成為了他解釋經濟個案的不二工具，憑著這把萬能鑰匙，郎鹹平打開了中國與西方國家所有經濟糾紛的“鎖”。郎鹹平的經濟分析，用一個簡單而有效的分析和指向，為那些在中國各社會階層利益分配中失利的人找到了他們生活不幸福的來源，即美帝國主義和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不死，中國人很多的生存困境，都是由他們造成的。在《郎鹹平説:新帝國主義在中國Ⅰ、Ⅱ》中，郎鹹平引用了很多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的話，讓人恍惚間又回到了階級鬥爭的年月。

　　蘭州市與法國威立雅水務集團簽訂合同一事中，蘭州政府賣掉了事關老百姓命脈的蘭州水務公司，威立雅以高價獲得後在合同中設下陷阱，然後要求水價上漲。由於水價上調遭遇到了巨大的輿論壓力，威立雅氣憤地公佈了合同。最終蘭州市政府進退維谷，賠了夫人又折兵。對此，郎鹹平在責怪蘭州政府賣掉民生必需品水業的同時，歸罪于外資的手法惡劣和蠻橫（《郎鹹平説:新帝國主義在中國Ⅰ》P20）。

　　在此案例中，首先是蘭州政府要賣掉蘭州供水集團。威立雅報價17億元，比中法水務的4.5億，首創水務的2.8億搞出數倍。雙方簽訂的協議，顯然不是威立雅逼著蘭州政府簽訂的。既然是商業行為，那麼就必然有獲利的考量在內。威立雅要漲水價，顯然也是商業思維使然。既然如此，那麼此事的責任首先在於蘭州政府起意賣掉供水集團的行為，其次在於獲得了數倍的溢價，導致後來受制於人，貪小便宜吃大虧。

　　既然如此，郎鹹平將主要責任歸結于“外資的手法惡劣和蠻橫”顯然是倒果為因。不如説，地方政府的短視和愚蠢才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如果蘭州政府沒有作出賣掉蘭州供水集團的決定，威立雅又如何能夠使出這樣的“陰謀”？如果説，威立雅在合同中設下了陷阱，那麼，蘭州政府為什麼沒有及時識破，讓威立雅得逞？

　　在“力拓鐵礦石談判”的個案中，郎鹹平指出，中國有很多大鋼廠，還有很多小鋼廠，有38家小鋼廠繞過了鋼鐵協會，自己跑去談判。另外，2008年鋼協代表賭氣不談判，導致國家後來的巨大損失。甚至鋼協走後門，挖墻腳，這些作為純粹是中國人自己所為，力拓憑藉自身的壟斷牟取暴利很可惡，但是，中國人是否應當檢討這些被郎鹹平深惡痛絕的行為？既然郎鹹平都意識到了這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何以又將主要原因歸結于外國人的陰謀？

　　在《郎鹹平説:新帝國主義在中國Ⅰ》中，郎鹹平認為，“外資收購國內企業，一開始看起來都是公平的，最後通過一些財務技巧把中方一腳踢開，它們就可以為所欲為。這一切就是因為我們缺乏法制化的遊戲規則，缺乏溝渠。”

　　如果此説確鑿，那麼《郎鹹平説:新帝國主義在中國Ⅰ、Ⅱ》所剖析的絕大多數案例，都是這一原因導致。而郎鹹平“陰謀論”的腔調事實上被他自己的分析所揭穿：恰恰是“因為我們缺乏法制化的遊戲規則，缺乏溝渠”，加上權力的獨斷專行，使得外資有了可乘之機，而最後買單恰恰是老百姓。

　　無論是中國30年前的改革開放，還是中國企業與外國企業的商業往來，中國本身都有著自身經濟、社會發展和利益的內在需求，顯然不可能是外方的陰謀所導致。這也意味著，中國企業在與外資的合作中吃虧，更多的是商業往來中的技術性因素如實力的對等，對商業規則的深刻理解，對經濟形勢和物價漲跌的判斷等等因素。

　　另一方面，郎鹹平刻意忽視以下事實：在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中國自身無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國通過外向型經濟的受益，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並經過修正而形成的經濟規則有著直接的關聯，這也意味著，中國是這一經濟規則的受益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才迫切要求加入世貿組織。郎鹹平在其著作中將中國企業遭遇失敗的原因歸結于外資的陰謀，即違背基本的經濟學理論，也無視于已經發生的經濟事實。

　　郎鹹平每年都要出好幾本書。其模式都是如出一轍：他的團隊為其蒐集各種案例資料和數據等，然後，郎鹹平在對這些資料以“陰謀論”為分析工具進行解讀，最終形成一本本暢銷書。而郎鹹平著作暢銷的原因之一在於，部分人自買自賣國有資産以自肥，腐敗盛行，房地産對公眾實施掠奪，電信、石油等壟斷企業憑藉權力的支持維持暴利，民眾福利低下等現象已經讓當下中國人的痛苦指數極高，大多數公眾在現行的經濟體系中都是受害者和被剝削者，他們生活的改善，大大滯後於少數特殊階層。在此情況下，郎鹹平用陰謀論拋出外資作為替罪羊，將中國內在的問題和潛伏的經濟危機外因化，滿足公眾心理的部分需求。

　　在生活壓力加大的現實困境之下，公眾經過郎鹹平的“提醒”發現，我們國家的財富被外資大量掠奪，其原因是因為我們墮入了外資的陰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予取予奪，使得中國人的生活壓力加大。郎鹹平刻意誤導，將公眾情緒導向了陰謀論的錯誤方向——無論從事實層面還是學理層面，中國經濟的問題都和現行的經濟體制，內部結構和因素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絡，絕非“陰謀論”的結果。

　　弱者心態與雙重標準

　　在郎鹹平《産業鏈陰謀》等系列圖書中，對於各種案例的解讀充斥著中國吃虧，外商暴利的結論。就每一個具體的個案而言，這樣的案例或許有相當一批。然而，郎鹹平以“一竿子打倒一船人”的做法，仿佛整個經濟改革都是中國人給外國人當墊腳石和輸血機器的言論，似乎有“揣著明白裝糊塗”之嫌。中國駐法前大使吳建民在山東衛視新杏壇演講後的一次答問中的發言，雖然專門並非針對郎鹹平的觀點，但可看作是對郎鹹平近年言論的極好回應。

　　吳建民説，“一些人在看世界，看自己的時候有一種倒楣的感覺，老是覺得我們中國吃了虧，我們廉價勞動力被剝削。我們在價值鏈拿到低端。這是事實。哪個國家能一下子走到高端？吃飯得一步一步吃，走路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跳到上面行嗎？中國搞了一個大躍進，是個什麼結果？你看不到改革給中國帶來的好處，説中國在吃虧，你有不吃虧的辦法嗎？還走過去自力更生的道路行嗎？不行的。中國走在世界中心，是中國靠自己努力，達到今天這樣的結果。當然我們今天還有很大的距離。這種吃虧的心態是一種扭曲的心態，一種不自信的心態，看起來很愛國，實際上會把中國引向歧途。”

　　正如很多郎鹹平的讀者所看到的那樣，他在《産業鏈陰謀》、《帝國主義在中國》等一本本書中説外國人這樣對我們使陰謀，那樣對我們使詭計，我們在這方面吃虧，那方面上當……但是，郎鹹平並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法，可以讓我們擺脫困境，免墮外資“陰謀”和“陷阱”。顯然，這是最為典型的弱者心態。

　　吳建民所説，我們不可能在産業鏈中一下子走到高端。其潛藏的邏輯是，産業鏈從低端到高端有一個發展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想成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必須具備相應的實力和話語權。以郎鹹平的學識，不可能看不出這一點。否則，他就不會一再提出，中國要力爭成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之一了。在這種情況下，郎鹹平在一本又一本書中刻意討好讀者，煽動大眾情緒，如果不是吳建民所説的扭曲心態，也是在給公眾製造觀念的混亂和誤區，而且必然導致惡果。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而對於外資而言，獲利當然是其基本需求。在中國與外資合作的利益的分配中，既有公平的分配，也會有不公平現象。但是，合作雙方都有選擇合作對象的權利。如果一方覺得不划算，可以另選合作者或中止合作。此外，郎鹹平在其多個案例分析中頻繁使用了雙重標準：中國企業成功的走出去是理所當然，而他分析的沃爾瑪、家樂福等在中國的商業運作，則被歸結于外資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企業在外國獲得了商業成功是理所當然，遭遇失敗則是外商的“陰謀”和“新帝國主義在中國”。

　　如果按照郎鹹平在一系列著作中顯露出來弱者心態的邏輯推演下去，我們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第一條路是佔據産業價值鏈的高端，第二是關閉國門，自我隔絕於全球化之外，自力更生。前一條路顯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過程；後一條路我們已經深受其苦並付出了慘痛代價，恐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也不會答應。

　　回避經濟體制的作用

　　在郎鹹平講述的各個經濟案例和故事中，他有意抽離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及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法治等諸多背景，以一個個用陰謀論解讀出來的故事給讀者灌輸者錯誤的觀念。而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真正問題，以及政治模式、經濟制度對於經濟的影響卻很少涉及。顯然，這並非郎鹹平的疏忽。

　　以郎鹹平的經濟學知識和見識，他不會不知道，在沒有涉及制度的情況下，僅僅就個案本身談公司治理是極其膚淺的。以蘭州市和法國威立雅的合同而論，首先是政府權力沒有受到制約的結果。類似這樣的案例，在當下的中國比比皆是。正如郎鹹平所説，水是關係到民生的大事。那麼，我們需要質疑的是，地方政府是否有權將此以甩包袱的形式賣出去？這一問題顯然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經濟行為，首當其中的是政治權力的邊界問題。很難想像，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地方政府敢於如此膽大妄為，在沒有徵求公眾意見的情況下就擅自作出這樣的決定。

　　除了對於經濟制度等核心問題的有意規避之外，郎鹹平也回避了勞工福利問題。在中國，勞方被資方過分掠奪“人口紅利”的現象及其普遍，諸如富士通等公司的勞資糾葛等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但是，郎鹹平很少涉獵。在他與顧雛軍、趙勇的爭執中，很多讀者都稱許他的良心和責任感。而在勞工權益和勞工福利方面，郎鹹平幾乎無所作為。在國內引起巨大反響的“富士康事件”，郎鹹平並未在書中涉及。這一點恰恰又是無法忽視的大問題——無論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具體的公司研究，勞資雙方的權益保障都極其重要。在郎鹹平的經濟個案分析中，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

　　在《帝國主義在中國》，《産業鏈陰謀》等系列圖書中，郎鹹平以部分經過挑選的案例為基礎，用弱者心態製造敵人（新帝國主義）→煽動民意（我們被算計）→喚起仇恨（外資都很貪婪）等方法迎合了部分人的心理，使得他們的弱者心態和類似的情緒經由郎鹹平喚醒之後獲得了釋放和共鳴。只是這些理由經不起理性的分析和推敲。而郎鹹平的“一個經濟學家的良心話”則憑藉“注意力經濟”獲得了“成功”。

　　在我看來，被稱為“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的郎鹹平，對於具體的公司治理等極其熟悉，其分析也頗為透徹。但是，郎鹹平的問題不在於其經濟學知識的缺陷和對中國國情的誤讀，而是其有意採取的話語策略和言説立場。較之一般的知識性缺陷和判斷性失誤，郎鹹平的這種態度更值得我們警惕。另外，他對於經濟問題背後的制度、法治，以及勞工福利等問題的回避，顯示他只講了部分真話，並在故意誤導大眾。只有真正了解郎鹹平的問題所在，我們才不致被他所誤導，對於經濟現象背後的各種複雜原因熟視無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