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微博上有“加V博主”轉發所謂“希拉裏的警告”，言稱“20年後中國將變成最窮的國家”，因為中國人不理解社會責任和義務，沒有信仰，不懂什麼是體面的生活等等，引起譁然。這當然是編造的。美國國務卿不可能如此粗暴魯莽地評論全體中國人(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

　　但這並不是新鮮的把戲。幾年前流佈甚廣的所謂“美國蘭德公司對中國人的評價”以及“耶魯大學前校長炮轟中國大學教育”兩篇網文，都屬偽作。早有認真的網友追根溯源發掘出偽作的原始材料，解剖了這種移花接木和杜撰的編造工藝，並耐心解釋如何憑藉常識來辨別這類偽作。但他們的努力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那些偽作仍然在風傳，並持續激發出兩種強烈反應：叫好和責罵。

　　於是，在辨析真偽之外，我們還可以探究的問題是：為什麼有人總喜歡假托美國著名人士和機構來針砭中國現實狀況？直接的理由顯然是更具有傳播的“轟動效應”。但為什麼我們總是特別在意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實際上，來自美國的聲音，無論真假、無論批評還是讚賞，都會在我們的輿論界引起相當強烈的反響。聽一位研究社會學的朋友説，今天了解國人政治傾向有一個最簡便的方法，就是詢問對美國的態度，根據一個人是“親美”還是“反美”，就可以基本準確地推斷其意識形態立場，從各種精英到普通民眾都是如此。所以他説，中國人的派別表面上很複雜，實際上真正的區別就是“親美派”和“反美派”，八九不離十。在這個意義上，離開美國我們就無法思考。

　　果真如此嗎？的確，許多中國人有一種美國“心結”(complex)，但我相信這種美國心結只是關於我們自身處境與期望的一種“投射”。美國學者門德斯(Richard Madsen)曾經指出，美國人常常將自己社會的恐懼與希望投射于美中關係。類似的投射效應也發生在中國。長久以來，我們對“現代化”的理解深刻地依賴於我們對美國的想象，這是歷史塑造的結果。

　　20世紀初，梁啟超在美國訪問8個月寫下《新大陸游記》，對美國的巨大發展印象至深，同時也警惕其社會弊端與帝國主義的危險。而此後中國人對美國的感受與想像是複雜糾葛的。1944年7月4日《解放日報》發表(胡喬木執筆的)社論《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日》，將美國與蘇聯並稱為“民主世界的雙璧”，而“我們共産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1945年8月毛澤東在重慶答記者問時，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次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美國國慶》，譴責美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要求撤出駐華美軍。但這篇文章採用了“內在批判”的方式：以美國的民主、自由和獨立理想承諾來批判美國的帝國主義實踐，並且在美國的民主力量與美國帝國主義之間做出區別。而在此後60多年裏的各個歷史階段中(冷戰時代，中美關係正常化的1970年代，以及改革開放時期)，在中國認識世界格局和理解現代化的視野中，美國始終佔據著一個重要的位置，無論是作為正面的榜樣(或老師)，還是作為反面的範例(或對手)。

　　但是，無論美國在國際關係和現代化歷史中的地位多麼重要，它只能作為中國自身發展的一種外部參照(經驗及教訓)，而不能本末倒置地將它視為規劃中國發展的標準。有人認為，以美國作為標準可以提高對我們現狀的要求，有利於推進改革。這種見解並非全無道理，但卻忽視了其負面影響。“言必稱美國”有喪失中國主體性之嫌，傷害了部分國人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而且以美國為標準，其長處固然可資借鑒，但其弊端也就可能成為拒絕進步的藉口。

　　最近有校車嚴重超載出了事故，立即大談美國經驗，然後就有人將美國校車事故的報道放上網(而且圖文並茂)，那怎麼辦？是不是有什麼事情美國人沒有做好，我們就有藉口可以做得更差？是不是因為美國資本主義有過嚴重的剝削壓迫，我們就可以容忍在中國開辦血汗工廠？是不是因為美國稱霸，我們就應該以“和平崛起”之名尋求霸權主義之實？

　　對美國的過度重視，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仍然是一種思想依附性的表現。我們的思考不能被綁架在“親美”和“反美”的兩條路線上。根植于中國自身的歷史傳統(儒家、“五四”新文化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傳統)，以這些傳統為資源，在當代社會的處境中重新思考我們對民主、法治、民生、人權和公民社會的理解，重建我們的價值尺度、道德原則和政治想象，這是中國主體性所訴求的任務。而無論我們目前的發展階段如何“初級”，我們的標準可以放在美國之上。(劉 擎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