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貨幣亂戰

　　“貨幣戰”兵臨城下

　　“五字訣”中國應對

　　■ 中信銀行副行長 曹 彤

　　9月末，巴西財長曼特加(Guido Mantega)發出警告，稱“國際貨幣戰已經爆發”，可視為政府官員第一次在國際場合正式指出國際貨幣戰的存在和狀況。在剛剛結束的IMF和世界銀行年會上，“貨幣戰”幾乎成為提及頻率最高的詞彙，表明世界各方均已置身其中。

　　9月末的最後一週，巴西、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印尼等都被IMF懷疑干預匯市，以遏制本國貨幣的升幅。目前全球貨幣中，除美元外幾乎都處於升值狀態中，主要貨幣如日元升幅已超過12%；歐元儘管剛剛擺脫主權債務危機，卻也已經迅速升值2%。獲利者除美國外，別無他國。

　　然而，貨幣升值的國家卻不能採取任何行動，像巴西這樣稍作干預，甚至日本這一美國的親密盟友，僅僅做了做干預的姿態，都立即被IMF和所謂國際主流媒體視為“干預自由經濟和自由市場調節機制”。這恐怕就是引發曼特加感嘆“貨幣戰已經爆發”的主要原因。

　　美國推動他國貨幣升值、本國貨幣貶值的內在邏輯

　　美國是“二戰”後現代國際貨幣體系的最大受益者。1944年至1971年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美元成為全球惟一的本位幣(“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是“雙挂鉤”：美元與黃金挂鉤，全球貨幣與美元挂鉤)；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擅自單方面放棄“雙挂鉤”責任，並推動IMF于1976年通過“牙買加協議”(“牙買加協議”的核心，一是多元基準貨幣，二是浮動匯率制度)。

　　理論上，1976年後多元基準貨幣是對美元的削弱，但由於美國擁有全球最強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網絡，有全球最活躍的金融市場，有全球一致認可的金融評級機構，有全球居壟斷地位的會計師事務所，有美國自身可控制的國際規則制定和協調機構(IMF、WB、ISB等)，使得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僅沒有降低美國的國際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棄了本位幣所應盡的國際義務(本位幣的發行國有義務控制自身的貨幣發行量，確保全球的金融供給與需求基本平衡，被廢止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發)，並可以利用匯率浮動的機制，限制和干預其他國家的經濟、金融、甚至政治事務(如1985年“廣場協議”帶給日本的金融效果)。

　　“牙買加協議”的實施，導致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美國。1985年，協議實施僅僅9年後，美國即結束長達71年的國際凈債權國地位，一變而為國際凈債務國(當年國際凈債務1074億美元)，從而與80年代初期開始明顯呈現的貿易項下逆差相呼應，開啟了當代美國獨有的經濟循環模式：經常賬戶項下逆差由資本項下的順差彌補，即借他國的錢來滿足本國的消費。從1985年至今的25年時間裏，儘管經常賬戶逆差持續放大，但國際收支逆差(經常項下與資本項下之和)卻都控制在GDP的1%範圍內。

　　也就是説，在長達25年的期限內，美國借助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每年佔用他國的資本來滿足本國的消費，且這一趨勢日漸擴大，難以逆轉。

　　這一模式具有明顯的內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國際信任，或遇到其他國際貨幣的挑戰，國際資本凈流入將會減少，則沒有足夠的資本支持其對超量進口商品的消費；另一方面，如美國國內消費無節制膨脹，超過國際資本凈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撐，則經常賬戶項下赤字將無法彌補，國際收支失衡。兩種情況下，都會導致美國模式破産。

　　本次金融危機，雖未出現上述兩種極端情況，但對美國模式卻産生了階段性、結構性影響。由於在美國民眾利用國際資本享受低息住房貸款的同時，也推高了美國的房地産泡沫，並通過虛擬資本的放大效應産生連鎖反應，導致金融危機，使得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短時間內無法像從前一樣，將國際資本源源不斷地送到美國民眾手中。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內，支持過度消費的消費金融模式面臨著調整。這就阻斷了國際資本向美國消費者的傳遞，進而大幅降低美國經濟“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消費對美國GDP的貢獻在70%以上)，進而産生大量失業，造成實體經濟惡性循環。

　　這種資金鏈條的中斷，對美國而言，雖還不至於導致美國模式破産，但也意味著美國模式的暫時中斷，意味著美國必須或修復舊有模式、或重建新的過渡模式。

　　修復舊有模式，意味著美國繼續危機前的低儲蓄、高消費、高經常項目赤字、高資本項目盈餘的模式。客觀上説，這一坐享其成的模式是美國人民最願意恢復的，但微觀上有兩個障礙將導致短時間內難遂其願：一是金融機構尚未完全恢復，無法提供大量的消費信貸。從事美國住房次貸的金融機構已大部分倒閉，所剩的機構需要整體金融市場恢復後才可能重新進入；其他消費金融領域，如信用卡和汽車按揭，也因金融機構風險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費者違約率的上升而收縮信用規模。二是美國居民的借款記錄、抵押品、就業率等消費貸款所必需的要素尚未恢復，還無法滿足金融機構放貸所必備的一些(哪怕是低限)要求，還需要時間。大部分美國民眾並非像有些經濟學家估計的那樣，有很高的道德標準，他們並不會自願放棄原有的輕鬆的消費模式，只是限于外界條件的變化，不得已而過起節儉的、積累了儲蓄才能消費的“苦”日子。可以肯定地説，一旦三五年後外界條件具備，2008年前我們所看到的那種“美式生活”必將重演。只是在這調整期間，美國必須要找到新的過渡模式。

　　一旦脫離了金融杠桿的支撐，這個新的過渡模式其實就是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打工吃飯”，靠實實在在的工作，靠實實在在的産業發展，靠實實在在的出口加工，微觀上獲得工資收入，宏觀上提高就業人口。而美國的生産要素高於全部發展中國家，高於相當部分發達國家，短期內如何提高美國的出口競爭力，如何吸引新的産業回流美國本土，調整金融要素價格就成為最簡單、最便捷的選擇。

　　一方面是利率政策，“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投入了大量貨幣，導致資金市場貨幣供給遠遠過剩(由於美國實體經濟對貨幣的真實需求有限，這部分流動性無法進入實體經濟)，利率被大幅壓低。另一方面是匯率政策，儘管危機前後，美國實體經濟相對全球而言，並沒有明顯虛弱，但推動美元貶值卻是美國上下的共識。而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的相對價格又有太多的人為因素可以主導，尤其對於控制著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主要評級機構、主要市場評判機構的美國而言，發動匯率戰爭不必像“戰爭”字面上那麼血腥，似乎是經濟規律、似乎是自由交易就可以自然導致美元大幅貶值、他國貨幣大幅升值的效果。而他國如要進場干預，則要受到指責和懲罰。

　　通過壓低利率價格、通過壓低匯率價格，使得美國的生産要素價格在短期內迅速優於競爭對手，從而産生比較優勢，推動産業投資的涌入，推動出口的增長，從而創造就業、提升居民收入，從而恢復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就是美國所選擇的過渡模式。由於需要改變外部需求，這一模式中，匯率的作用無疑要遠大於利率的作用。因此，推動他國匯率升值，就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貨幣戰”現實一幕，甚至連美國的親密盟友——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也均未放過，更不用説東南亞、拉美這些原本就虛與委蛇的國家了。

　　但是美國採取的這一“貨幣戰”模式，對於那些採取固定匯率的國家則無法適用。“牙買加協議”後，全球進入浮動匯率時代，但並非全部的貨幣都浮動，按照協議，各國可以自主選擇匯率制度。現實情況是，有實力的發達國家的核心貨幣大多選擇浮動匯率，無實力的發展中國家的外圍貨幣則多半選擇固定匯率。中國就屬於後者。鋻於中國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分量，如果不能從中國分得一杯羹的話，美國的過渡模式仍無法進行。這也就導致美國在應對中國時，絲毫沒有金融市場操作的嬌羞掩飾，而是採用赤裸的貨幣要挾與攻擊，如直接通過關稅手段、直接通過立法程序，來推動中國減少對美國出口、增加從美國的進口、減緩美資企業向中國的轉移等。

　　如前文所述，美國模式的破産，除過度消費外，另一個因素是國際資本不再流入。那麼美國當前推動美元貶值，為什麼不擔心對國際資本流入的影響呢？對於持有大量美元債權的國家而言，為何還要不斷地購買美國債券(即使利率接近於0)呢？

　　這就是當今特有的國際貨幣體系賦予美國的超級地位所致。“牙買加協議”後，美元成為事實上的全球本位幣，美國通過其全球最發達的資本(尤其是債券)市場、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健全的金融機構，控制了全球的國際貿易結算、資本融資和交易、外匯交易、衍生産品交易、大宗商品交易，各主權國家在外匯儲備中必須保有足夠比重的美元，才能最高效率地應對各种經濟活動需求。因此，全球國際儲備貨幣中，美元佔有65%以上的份額(其GDP只佔20%左右)。即使美元貶值(但終究有個度)，只要其他邊界條件沒發生明顯變化，各國對儲備貨幣結構的選擇就不會發生大的變化。所以美國人才能自豪且無所顧忌地説，“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

　　當今世界惟一能威脅美元地位的，只有歐元。就在美國去年底開始明確推行其過渡模式以來，歐洲卻“及時”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歐元震蕩，許多本已經在考慮儲備貨幣多元化的國家，不得不暫時放棄了此種計劃。時間上如此巧合，無怪乎引發世人許多遐想。

　　美國的政策將加速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到來

　　目前，全球對2008年因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成因，並未形成一致答案。對危機累積的微觀成因有所共識，如對次貸申請人還貸能力的忽視、對次貸衍生品交易的不透明性、對金融機構高風險杠桿的監管缺失等；對危機傳導的機理有所共識，如各金融機構在交易賬戶持有了共同風險敞口(MBS、CDS、CDO等)，導致風險迅速傳遞，並共同面對流動性危機等；但對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並未有深刻的反思和共識。我們必須要看到，本次金融危機爆發的本質原因，在於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

　　“佈雷頓森林”體系(雙挂鉤)廢除後，國際貨幣體系進入完全紙幣時代，貨幣發行不再有“錨”來約束，呈現如下三個特點：

　　第一，各國貨幣發行多少完全憑各自政府和央行的主觀判斷。從現實操作來看，各國大多參照通脹率作為貨幣發行量的依據。然而，貨幣創造出來後並不必然與當期物價指數一一對應，相當部分沉澱下來，暫時脫離資金的投資—消費循環，如貨幣當局不予超發貨幣的話，就可能導致流通中貨幣不足，産生通貨緊縮的假象。但事實上，這些沉澱下來的貨幣並未消失，隨時可能形成現實購買力，當沉澱量達到一定數量級後，一旦有外界合適的誘因，必然爆發金融危機。

　　第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又都參與了全球貨幣的創造。而美元因其特殊地位，成為事實上的全球(紙幣)本位幣，各國出口商品最後都變成美元的累積，即所謂的美元外匯儲備。因而，美元貨幣約束就成為全球貨幣供給失控與否的根本。可嘆的是，美國恰是此種貨幣體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元的發行不僅不必考慮全球的真實需求(發行美元購買他國商品、供本國人民消費，何樂而不為)，甚至不用過多地考慮美國自身的通脹水平(大量美元沉澱在海外持有人手中，並不立即衝擊美國本土居民消費市場)，其對貨幣發行的道德約束是排在獲得本國利益之後的，這就導致美元貨幣創造迅速膨脹。

　　第三，浮動匯率和外匯自由交易機制，使得前兩個方面的貨幣創造又循環派生。某國貨幣過多地創造出來後(如日元超發部分)，通過外匯交易市場可自由兌換成美元(或其他自由兌換貨幣，如歐元)，形成美元(或歐元)的超量投放，反之亦然。在此種國際貨幣體系中，貨幣疊加積累，形成超量供給就是一種必然。這也是為什麼當今世界虛擬經濟迅速膨脹，遠超過實體經濟的真實貨幣需求，卻依然在自我加速、自我創造的本質原因。

　　超量貨幣創造出來以後，就具備了獨立“人格”，就要逐利。而實體經濟提供的可供虛擬經濟分配的剩餘價值又相對有限，其結果必然是虛擬經濟自我創造交易産品和交易機制，自我進行虛擬價值創造。我們今天在全球範圍內反思，為禍作亂的MBS、CDO、CDS們是怎麼産生的？我們至今仍把它們歸結為金融家的貪婪、監管機構的缺失、交易杠桿的過高、交易機制的不透明等等。但是，很少有人思考，如此海量的貨幣供給，不發起和參與虛擬金融交易的話，他們會去向何方？他們具有如此龐大的資本力量，又是哪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上為資本服務的)政府和國會所能阻擋得了的？

　　這些資金是次貸産品反復打包銷售的購買者，也是次貸産品反復打包加工成新産品的創新者，他們在愉快地進行著左右手互搏的遊戲，樂此不疲，卻又註定自甘沉迷、難以自拔。直至有一天，危機出現，他們便結伴集體出逃，僥倖成功出逃者，便立即尋找下一個戰場，醞釀著下一個自我交易的遊戲。

　　針對本次金融危機，全球進行了深刻反省，並推動著一系列制度的創新，諸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Ⅲ、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IMF和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銀行稅、逆週期撥備等等，但所有這些都是圍繞微觀金融機構的約束、監管，微觀金融風險的産生、傳遞來展開的，都假定金融主體是可以理性和可以約束的，都假定監管機構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于資本力量之上的。儘管我們必須承認，這些努力確有價值，對於緩解金融危機會有所幫助，但也必須要看到，如果國際貨幣體系不改變，貨幣創造的機理不改變，就無法約束貨幣創造，無法約束虛擬經濟的進一步膨脹，也就無法阻止超額金融資本的逐利衝動，也就仍然無法預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

　　事實上，本次對金融危機的救助行為，恰恰在加強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勢能。美國率先祭出“量化寬鬆”這一嚴重違反金融公理和常識的手段，悍然以基礎貨幣(超能貨幣)來隨意購買“有毒資産”、企業債券、企業股權、政府債券，全然沒有任何顧忌和約束。究其原因，有應對危機、救急所需，但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印鈔票，其後果是全球、而不是美國自身來承擔的。

　　緊隨美國其後予以效倣的歐洲和日本，也是同等道理。因為他們的貨幣也在全球儲備貨幣中佔有份額，它們的浮動匯率、自由交易的貨幣機制，也使得他們的超量貨幣供給可以向全球範圍輸出，而不必(暫時)自吞苦果。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無法走出國境，超量派生的貨幣都反應為本國通貨膨脹的話，政府的決策決不會如此輕率和不合經濟學基本常識。

　　近期，美國在經濟已經企穩，已經宣佈渡過危機的情況下，竟然準備重啟“量化寬鬆”政策，可見得美國連最後一點道德底線都已放棄。如果説2008年啟動該政策還可解釋為“救急”的話，那麼現在啟動，則完全是為了引導市場對美元貶值的預期，完全服務於美國急於確立的過渡模式。無疑，“量化寬鬆”政策所推動的美元貶值，已經是以鄰為壑，已經挑起全球貨幣戰爭，而“量化寬鬆”政策本身所産生的基礎貨幣的超額投放，又必然加速全球貨幣供給，增加下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勢能。

　　原本是救助危機的手段，竟然成了助長危機的推手，這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使然。鋻於美國在全球金融領域的佔比，以及金融産業在美國經濟中的佔比(20%以上)，當下一輪金融危機來臨的時候，也註定會對美國帶來更大、更慘烈的衝擊。

　　本輪美國“貨幣戰”的本質特徵

　　在確立我們的應對策略之前，一定要認清本輪美國挑起的貨幣戰的本質特徵，其核心有四個方面：

　　第一，確立美國的過渡模式。

　　由於短時間內無法恢復消費金融模式，美國的過渡模式只能是通過增加出口，增加實體産業投資，從而增加就業機會，增加民眾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奧巴馬新政”闡述的要在五年內實現出口翻一番的目標，就是其內涵的最好詮釋。

　　第二，調整金融要素價格。

　　只有通過調整金融要素價格(主要是匯率和利率)，才能使生産要素價格迅速改變，實現過渡模式目標。而對當前的美國來説，在金融要素價格中，匯率的作用遠大於利率，利率政策的運用正是為了呼應匯率政策，較低的資金利率更容易推動匯率貶值。重啟“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推低利率、形成匯率貶值預期，配合美元貶值策略。

　　第三，匯率戰爭針對全球。

　　在浮動匯率體系中，只針對一、兩個貨幣貶值，則會因為匯率交叉換算而最終削弱貶值效果(如美元對日元貶值，如對歐元匯率保持不動的話，一旦歐元對日元升值，相應美元兌日元經折算的匯率就會上升，則美元貶值效果失效)，因此，美國只有對全球主要貨幣，至少是美國主要出口目的地國家的貨幣進行貶值，才能達到其初衷。在美國出口目的地國家排序中，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國、英國分列前五；6至10名中，屬於歐元區的有德國和法國，因此這些國家所屬的貨幣，將成為貶值的重點對象。

　　這其中，人民幣註定會遭遇“特殊對待”。一是因為歐日等發達國家同是本次金融危機的受重創者，本國消費需求已經減弱，即使通過匯率手段調節，短期內也不會産生對美國進口的過大需求。而中國在本輪危機中一枝獨秀，且進口量持續攀升，只有增加對中國的出口，才能儘快解決問題。二是因為中國實施的是固定匯率機制，不易為美國通過經濟手段所操縱，需要通過政治手段來脅迫。

　　第四，美元貶值是一種中短期行為。

　　美元貶值只是服務於過渡模式的確立，不會持久。美國最終會回到危機前的舊有模式上去，即一方面通過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掌控，使得國際資本源源不斷流向美國，另一方面通過消費金融模式，將國際資本轉化為本國居民的消費性支出，購買全球商品進行消費。而美元如果持續貶值，則這一舊有模式將不可持續。一是因為美元貶值會導致進口商品價格攀升，導致貿易項下逆差過大，一旦超出資本項下的順差(國際資本流入額)所能支撐的範圍，此模式便破産。二是因為美元持續貶值，會使全球降低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中的佔比，降低在金融交易中的佔比，降低美元的國際地位，從而導致流入美國的國際資本減少，此模式也將破産。

　　因此，一旦美國舊有模式所要求的條件恢復，美元貶值行為將中止。這主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國際金融市場企穩，又可以為消費金融機構融資(當然會伴隨著新的金融行為創新)，二是美國居民的借貸條件改善，基本能配合金融機構的要求。

　　中國的應對之策

　　現在美國已經亮出底牌並開始實施，對中國而言，除了積極應戰，別無他法。應對之策必然是對照其本質特徵，有針對性地進行回擊。

　　第一，運用好“拖”字訣。

　　由於本輪美國貨幣戰的目的是建立其過渡模式，並會逐步恢復到舊有模式上去，因此具有鮮明的時效性，以其舊有模式恢復所要求的兩個條件來看，時間不會太久。

　　從國際金融市場來看，大的震蕩已經過去，流動性風險基本解除，金融機構的資金量重現寬鬆之態，資本(股市和債市)市場融資功能迅速恢復，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基本穩定。主要的新監管制度，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三)和美國的多德－弗蘭克法案都已明朗，金融機構已經可以在既定的監管條件下重新調整經營策略。

　　從美國國內消費金融市場來看，美國的樓市基本企穩，新開工量和交易量都在回升，汽車按揭和信用卡貸款的不良率也在好轉。尤其是美國的失業率在達到10%以後，沒有進一步惡化，且已經在向著好的方向轉化，消費金融所要求的必備條件正在恢復。

　　基於此種判斷，時間成為最重要的變量。美國的戰略方向隨時會發生轉變。中美關係是最典型的“相反相成”的關係，會長期處於矛盾的對立與統一的進程當中。因此，當前運用好“拖”字訣最為重要。

　　一方面，我們何時(至少國力未完全匹配前)都不能主動地成為美國明確的“頭號對手”，需要與美國提出的明確而具體的要求相週旋；另一方面，也不能輕率地對我們的既定方針做出結構性的重大調整，否則一旦外界條件發生變化時，我們今天“下得過實”的棋局會帶來長久的被動。

　　具體落實到匯率政策上，一是應該堅持我們的主動、漸進、可控的匯改方針，在美國政府和國會的輿論達到頂點時就適當調整一下，在處於各方所能容忍的限度內時，就盤整一下，不溫不火、氣定神閒。二是決不急於對匯率制度和外匯管制政策作大的結構性的調整，決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更不能承諾放棄對匯率和外匯流動的管制。在美國沒有調整到位前，國際間各种經濟、金融、政治的關係都是不穩定的，都應在互動中微調，而不是單方面結構性改變。

　　應該承認，人民幣小幅升值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影響也是較大的，會導致境外投機性資金的持續流入。但是，相對於一次性大幅升值，對社會的震蕩要小，同時也存在小幅升值與貶值交替進行的可能，技術上具有與投機資金週旋的空間。

　　貨幣升值幾乎是金融領域最重要的事情，凡大的改革事件，時機最為重要。無疑，當美國情況企穩重回舊有模式時，美元將步入升值通道，屆時才是人民幣放開管制進行一系列改革的最佳時機。當前，最重要的是忍耐。

　　第二，運用好“合”字訣。

　　大國生於天地間，法無定法、縱橫捭闔，唱好合縱連橫的大戲，自然進退有餘。本輪美國的貨幣戰針對全球，尤其涉及到其親密盟友歐洲、日本、加拿大等，相應地留給中國的迴旋餘地就比較大。當前在貨幣合作上，我們有三個方向可以主動把握：

　　一是強化與歐元區的合作，支持歐元。

　　美國對歐元的態度註定會反復無常。一方面擔心歐元強大，威脅美元霸主地位，減少國際資本對美國的依賴，因而希望歐元區震蕩，歐元貶值；另一方面又擔心歐元貶值，會影響美國産品的國際競爭力，尤其歐美産品的同質化較強，如果歐元相對貶值，國際採購必然偏向歐洲産品，必然導致美國的出口倍增計劃受阻。當前歐元區震蕩的背後有著太多美國的身影(評級機構、學術機構、IMF等)，因此，歐盟無法就穩定歐元與美國展開實質的合作。這也恰恰為我們留出了合作空間。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支持歐元，一方面，高調參與歐洲主權債券的發行，另一方面，積極參與歐洲貨幣基金(EMF)的組建，共同構建歐元救助機制。

　　二是強化與日本的合作，探討“亞元”。

　　今年以來日元兌美元已升值12%以上，日本企業苦不堪言。但對於政治、國防完全依賴於美國，且主流民意仍崇尚美國文化的當今日本而言，只能選擇默默忍受。日本民主黨前黨首鳩山由紀夫所倡導的“脫美入亞”政策雖是曇花一現，卻也反映出日本一部分有識之士對現狀的強烈憂慮。日元始終沒有完成國際化的戰略，雖早已經自由流通和兌換，卻始終無法成為國際貿易結算、金融交易和外匯儲備的主要計價貨幣，仍只是美元區的一個附庸。在亞洲，尤其是“東盟10+3”範圍內，形成一個獨立的貨幣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曾對“亞元”做過很多研究，並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提出過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的建議，但因美國強烈反對無疾而終。隨著中國人民幣的崛起，日元在亞洲已經出現被邊緣化的傾向。亞洲與歐洲的文化、經濟背景完全不同，“亞元”成為亞洲貨幣區惟一貨幣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儘管如此，能否參與探討“亞元”仍是一個國家貨幣地位的象徵。如果在“東盟10+3”範圍內討論建立貨幣區，而日本卻被排斥在外的話，那將是日本無法承受的。我國可以考慮由民間(如政府出面，美國會直接阻止)發起“亞元”論壇，並主動邀請日本(當然還有其他國家)參加，創造中日貨幣聯盟的概念，以此分化日本追隨美國迫我升值的力量。

　　此外，還可考慮中日之間直接以本國貨幣作為清算貨幣，並階段性鎖定人民幣與日元的匯率。此舉對於當前難遏日元升勢的日本來説，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必將大大瓦解來自日本方面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三是強化與俄羅斯的合作。

　　俄羅斯代表石油國家，但其不像中東那樣已完全為美國所控制，獨立性較強，而且其對中亞石油走廊國家有較強的影響力。因此，強化與俄羅斯的金融合作，會直接削弱美元在石油交易上的壟斷地位，直接威脅美元的國際霸主地位。而俄羅斯也有著貨幣獨立的強烈願望，俄總統梅德韋傑夫已兩次倡議召開了聖彼得堡論壇，探討區域貨幣合作。我國應加快與俄羅斯簽訂貨幣互換及石油等大宗貿易往來以本幣計價的協議，並在與中亞、中東的類似合作方面釋放談判的信號，以此牽制美國迫我升值的氣焰。

　　第三，運用好“推”字訣。

　　所謂“推”字訣，即指加快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隨著美元的貶值，東盟國家的貨幣普遍處於升值狀態，對這些出口導向的中小國家而言，壓力巨大。而東盟相當部分出口是對著中國，其産品出口到中國加工集成後，再轉出口到美、歐。以人民幣作為東盟與中國之間的清算貨幣，對減少其匯兌損失意義重大。此外，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企穩，國際遊資開始大舉進入香港、新加坡等亞洲金融中心，並開始大舉購買人民幣以及人民幣計價産品，人民幣在資本市場開始受到追捧。如果説去年我們所推動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更像是中國的獨角戲的話，那麼，今天人民幣的國際化則開始變成眾人參與的交響樂章。此時，我們應把握好節奏，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納入到中美貨幣戰的總體部署中來。

　　一方面，在人民幣國際化的眾多方向與內容上，我們應優先選擇對美國威脅較大的加以推動。其一，進一步推動與東盟國家間的人民幣跨境結算，尤其在國家間(而不僅是商業銀行間)的購售匯和清算體系建設上加大力度，將人民幣購售匯和清算在國家層面制度化、體系化。其二，在香港市場推動人民幣國債的發行，對於世界各國而言，只有能買到中國的人民幣國債，才導致其主動調整外匯儲備結構，才能逐步改變全球儲備貨幣的結構。

　　另一方面，還要把握好節奏。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人民幣的凈流出，意味著以人民幣的形式對全球負債，當海外人民幣積累到一定量級時，就會形成對匯率形成機制和外匯管制的倒逼，就意味著一部分金融自主權的讓渡。屆時，對金融自主權的維護，既需要國家實力，也需要全球配合。顯然，當前以中國國力，以及與美國的關係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歷史進程，是一種可以運用的戰略手段，單兵突進過深便會四處受敵，只有配合整體國家戰略，全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才會最終實現。

　　第四、運用好“打”字訣。

　　我國奉行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基本外交策略仍應堅持，但鋻於美國已經悍然拉開了貨幣戰的序幕，我們對美國也應側重“有所作為”，打談結合，能戰方能言和。

　　一打國債戰。

　　發行國債是當前美國政府能夠維持運行的根本保證。我國已經持有8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如果簡單拋售，必然導致兩敗俱傷。但對於到期的國債，我國可以不再續購，對於新發行的國債，可以不再購買。從態度上，堅決打擊奧巴馬政府用我們的外匯儲備去填補其財政赤字、維持其政府運轉，卻又通過其政府運轉來狙擊我人民幣的做法。不再購買美國國債所剩餘的外匯儲備，一方面可作支持歐元區的配置，支持歐盟，平衡美國；另一方面可加大對外向型大型企業的注資，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戰略資源的收購兼併方面。此外，對中投的投資額度也可以進一步加大，以國家主權基金的形式，參與到更廣泛的全球經濟活動中去。

　　二打貿易制裁戰。

　　增加商品出口、減少貿易赤字、進而提高國內就業率，是奧巴馬經濟政策的核心。美國未來五年要增加約12000億美元的出口，這一目標若離開中國的進口支持，幾乎不可能完成。而且美國出口結構中多半是工業産成品，除個別高科技産品外，德國、日本對其具有明顯的替代性。因此，中美之間心態相似，都不敢輕易丟掉對方市場。如果美國國會和政府最終通過所謂的匯率懲罰關稅的話，中國應堅決祭出貿易制裁的武器，堅決反擊奧巴馬政府所承諾的“五年出口額翻一番”的計劃，逼迫其放棄貨幣攻擊的策略。我們應該看到，美國在運用其貿易制裁手段的同時，其貿易政策恰恰是其過渡模式的軟肋。奧巴馬政府推動貿易出口額翻番，必然需要對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予以強化，而匯率懲罰關稅的運用則大大破壞了其自身的貿易環境，也使美國處於道德的洼地。其結果只能是在感受制裁他人快感的同時，卻要吞下貿易赤字進一步惡化、失業率居高不下的苦果。

　　三打金融限制戰。

　　華爾街是美國的心臟。中國是華爾街復蘇的希望所在。華爾街金融資本與美國政府的觀點分和不一。在壓制人民幣升值問題上，華爾街金融資本並不完全贊同。因為此舉會迫使美元貶值，影響美元的國際地位，長期來看，將影響華爾街的影響力和經濟利益。因此，華爾街更傾向於以人民幣升值為手段，壓制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對此，我們應大膽利用這一分歧，對於支持美政府意見的金融機構，限制其進入中國市場，已經進入的予以限制甚至清退。反之，則支持和幫助。同時，向歐洲、日本進一步開放，形成比較差異和利益誘惑。美國體制的核心是資本置於政府之上，是資本控制政府而不是相反。因此，打好金融限制牌，往往會事半功倍。

　　第五，運用好“防”字訣。

　　當前，我國面臨著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嚴峻的國際形勢。儘管我們在面對美國的貨幣戰時危中有機，但客觀環境要求我們務必謹慎對待，按最壞打算，做好防守工作。

　　1，保持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防止出現大的動蕩。

　　首先，要將通脹率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2008年我國曾出現了CPI 8%的增幅，而2009 和2010兩年又投放了18萬億左右的銀行貸款，通脹的勢能很大。由於我們的生産加工能力較強，容易給有些同志一種錯覺，好像物價漲不起來。其實2008年時我們的生産加工能力也是過剩的，但物價卻漲得非常迅猛。通貨膨脹本質上確是種貨幣現象，貨幣量積累到一定勢能時，就會呈現結構性的循環攀升。因此，近一兩年必須要高度關注糧食等食品類價格、石油用品類價格、市政服務類價格，在外界環境不明朗時，切忌僥倖搞價格闖關，當前並不是價格全面改革的最佳時機。

　　其次，要高度關注就業狀況。與美國貿易戰一旦打響，一部分出口加工産業勢必面臨滯銷和停工壓力。儘管近些年來我們對美國的出口結構發生較大變化，紡織品類的佔比已不足20%，相對而言抗風險能力有所提高，但由於新一代的加工産業工人已經不可能退回到農村，還原成農民，而會直接形成社會問題，因此，在制訂財政預算時，要提前作出考慮，可在對出口加工企業的退稅和補貼方面提前做出些安排。

　　三是要高度關注股市的變化。隨著國際遊資的集聚，香港和國內股指已經開始逐步攀升。這種攀升有著明顯的階段性特徵。一旦美元重拾升值軌跡，美元匯率和利率都將提升，而人民幣升值也就不再成為主題，屆時國際遊資自然獲利撤離，如果再借助股指期貨等做空機制放大盈利倍數，則股市的跌幅將會較為劇烈，自然對整個社會帶來較大衝擊。因此，對股市的綜合管理應該未雨綢繆，以免釀成大的事件。

　　2，繼續擴大內需佔比，強化相關制度性建設。

　　2009年以來，我國內需對GDP的貢獻明顯攀升，有效地承接了外需減少帶來的壓力。但由於投資拉動的效應正在逐步減弱，國內消費能否迅速提升並承擔起主要引擎的作用，意義重大。這方面有兩個要點需要格外重視：

　　一是財政政策要繼續在帶動農村消費市場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圍繞家電下鄉、農村新型醫療合作保險、廉租房建設等領域應進一步強力推進，緩解農村消費的後顧之憂。

　　二是建設城鎮消費金融體系。圍繞汽車按揭、信用卡、教育貸款、旅遊貸款、個體工商戶經營性貸款、微型企業貸款等領域，持續引導和推動，併為參與其中的金融機構創造較好的政策和經營環境，將城鎮居民消費潛能有效釋放。

　　3，主動調整國際金融資産結構，減少可預見的損失。

　　未來兩年，美元將處於低利率和貶值週期，以美元計價的資産必將形成一定的相對損失，對於我們25000億的外匯儲備來説，應提前做好應對。此問題處理不好，最終也會演化為社會問題。有三個選擇可以考慮：

　　一是可逐步增持歐元資産。一方面，歐元相對美元處於升值週期；另一方面，歐洲央行對通脹率的重視程度遠超過美國，會提前加息以應對貨幣超發帶來的通脹壓力。因此，歐元資産從利率到幣值都會獲得相對高的收益。相應的日元也處於升值通道，但其利率始終難擺脫趨近於0的魔咒，相對是次優選擇。

　　二是石油儲備的購置和石油期貨的投資。全球石油基本都以美元計價，尤其是期貨交易所的石油商品更是如此。美元下跌，意味著美元計價的石油價格的上漲，因此，石油及其交易商品可看作是美元下跌的一種對衝工具。我國原油儲備的建立應加大力度，將一部分美元外匯儲備提早轉換成石油儲備，有利無害。即使將來美元重新升值，由於全球貨幣供給量又上了一個臺階，因此石油價格也不會回跌過多(上一輪石油價格從20余美元漲到120美元左右，即使回跌，也是穩定在80美元左右)。而對於期貨交易所交易的石油商品，則可依據專業判斷，在兩年左右的美元貶值週期內進行相應的操作，對衝一部分美元資産的相對損失。

　　三是進一步發揮中投和外向型企業的作用，以實體經濟和戰略資源投資作為金融投資的必要補充。可考慮以某種制度安排，將一部分外匯儲備進一步向中投公司和有能力走出去的大企業分散，參與境外優質企業和戰略性資源的投資，緩解我國外匯儲備的金融投資已成為全球最大莊家的尷尬。

　　中國如何在國際間引領輿論焦點

　　當今世界，一旦被美國鎖定為“頭號對手”，就勢必要面對多國的聯合施壓，道義上處於下風。無論人民幣匯率問題還是地緣政治問題，蓋莫如外。擺脫之道是開闢新的輿論戰場，以更高的視野和觀點引領國際輿論焦點，從而跳出對方所設定的論點和語境範圍，擺脫重重包圍。上一次G20會議上，中國政府所拋出的“超主權貨幣”的觀點，使得我國處於有利的論戰地位，即是最好的例證。

　　在11月于韓國召開的G20會議上，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將面臨新的考驗。由於世界主要國家貨幣都已經對美元升值，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就不僅僅是中美問題，很容易演化成中國和多國的問題，很容易成為多國論戰的焦點。但是，此次會議還有另外一個特徵，就是20國領導人不知為何要聚到一起，會議沒有主題，全球在穩定金融秩序、防範系統性風險方面已經失去方向和目標，非常需要一種成體系的建議來凝聚各國的智慧，找到突破點。有鋻於此，我國領導人應提出幾條高屋建瓴的倡議，引領國際輿論導向，既對全球貨幣體系的重構指明方向，造福人類，又有效淡化人民幣議題的影響。

　　如前所述，本輪金融危機是最典型的因為貨幣超發、虛擬經濟自我創造、自我創新所導致的連鎖金融反應。而全球範圍內貨幣供給過剩的主要原因，是70年代以來形成的國際貨幣體系，即所謂“牙買加協議”體系。

　　穩定國際貨幣金融秩序、防範系統性風險，有賴於全球範圍內控制貨幣發行量；而全球貨幣創造機制的控制，又有賴於對“牙買加協議”進行修正，在現有基礎上，逐步重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我國應針對此焦點問題，提出以下四點倡議：

　　一，以制度形式確立多元國際儲備貨幣，建立多元本位制。

　　可按照在國際貿易往來的佔比，確立三到四個貨幣為國際儲備貨幣，按重要程度排序應該是美元、歐元、人民幣(必要時可包括日元)。世界各國按照實際的進出口交易方佔比來確立儲備貨幣的幣種結構，以此減少美元在儲備貨幣中的佔比，從而減少美元超發對全球的影響。

　　二，核心儲備貨幣之間採用固定匯率制。

　　美元、歐元、人民幣(以及日元)之間採用相對固定的匯率機制，一定期限內、在一定幅度內匯率相對固定，必要時可階段性地予以調整。外圍貨幣與核心儲備貨幣之間可自主選擇匯率制度，或固定或浮動皆可。核心儲備貨幣國佔全球貿易往來的絕大部分份額，與當前美國只佔全球貿易往來的20%的情形大不相同。核心儲備貨幣之間匯率相對固定，會使得全球的匯率基本處於穩定狀態。

　　三，確立各主權國家共同參照的貨幣發行原則。

　　當前大部分發達國家貨幣發行的原則是盯住通貨膨脹率，以就業率或國際收支狀況來修正。我國是同時參照四個指標，即通脹率(CPI)、經濟增長率(GDP)、就業率、國際收支狀況。其他發展中國家還包括其他重點關注的指標。但總體上，能夠歸納出全球相通的和規律性的指標和指標運用的基本原則。制定共同的貨幣發行原則有點類似于制定碳減排規則，各國願望一致，但又各有國情，只有求同存異、逐步引導，才能最終找到共同認可的參照區間。在這方面，我國可以發起“北京議定書”，先提出一個標準，邀請各國家來討論，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識。

　　四，“量化寬鬆”政策應堅決退出。

　　此條倡議並非國際貨幣新體系的內容，但由於“量化寬鬆”政策直接導致貨幣的毫無控制、放棄最基本的金融常識的超發，這就使得國際貨幣新體系的建立毫無疑義。不可否認，在金融危機來臨時，“量化寬鬆”政策儘管有爭議，畢竟還有些穩定市場信心、緩解流動性壓力等積極意義，但當危機企穩以後仍繼續實施，並且是針對全球本位幣——美元繼續實施，就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尤其美國已無需將其作為應對危機的手段，而只是作為推低利率和匯率的工具，就更是不能容忍。如果全球紛紛效倣，必然導致國際金融秩序混亂，下一輪金融危機提前爆發。因此，此條倡議是推行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建設的必要前提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