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體制下，都會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階層。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都會涉及對既定利益格局的調整，但二者在調整利益關係的方法上有著本質的區別。

　　所謂革命，就是通過暴力和強制手段將財富或權力從一部分人手裏剝奪，然後轉移給另一部分人。革命中一定有人受損，有人受益，所以革命不會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即沒有人受損但至少有一個人受益)。即使受益者是多數，受損者是少數，革命也不一定增加社會總財富，所以革命甚至不是卡爾多—希克斯改進(即受益者所得大於受損者所失)。比如説，中國的土地革命將地主所有的土地無償拿來分配給其他農民，從人口比例上講，受損者是少數，受益者是絕大多數，但土地面積不會增加，也很難説清楚社會總財富是否增加了。

　　改革與革命不同，改革不是把財富從一部分人手中無償地轉移給另一部分人，而是在承認原體制下形成的社會各成員既定利益(status quo)的前提下，通過權利和財産關係的重新安排，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增加社會總財富，實現帕累托改進。革命意味著剝奪既得利益，但改革必須尊重原體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論這種既得利益是法律規定的還是事實上長期被承認的。也就是説，改革不應該使得任何人比在原體制下生活得更壞。按照這個原則，在現實中，如果具體的改革措施會帶來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但同時會導致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損，此時，受益者有責任從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補償(“贖買”)受損者，否則就不能稱其為改革。這也意味著，改革進行的前提是社會總財富將增加。如果社會總財富不增加，受損者不可能得到補償。

　　尊重既得利益並對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損階層予以補償，這是一個不應該回避的問題，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解釋改革中的許多補償(或贖買)措施。比如説，計劃體制下，相對於農村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階層；相對於農民，工人就是既得利益階層。所以，當政府提高農産品[10.771.51%　研報]價格時，就必須給城市人副食補助，而當農用生産資料價格上升時，政府並不補貼農民，因為農民不是計劃經濟的既得利益者。同樣，農民工被辭退企業並不給買斷工齡費，也沒有失業救濟金，因為我們必須尊重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工人的既得利益。國家承認的農民的惟一既得利益就是土地使用權，所以徵用土地必須給農民補償。即使在改革中出現的某些體制下的新既得利益者，如果要改變這種體制時預期有人會受到損失，也可能要考慮補償。股權分置改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非流通股股東要給流通股股東贈股，十送三，十送二，就是尊重流通股股東在非流通股不能流通時形成的既得利益，贖買他們支持股權分置改革。

　　對政府官員既得利益的補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人們一般不敢提及，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他們中的不少人本身是政策制定者，討價還價的權力太大。但回避問題的結果是形成了非常不規範的“暗補”(包括腐敗、子女經商等)，給社會帶來了更大的成本。公車改革受到不少人的批評，但如果按照日本等國的經驗，可以節約相當大的一筆政府支出。現在政府官員“實報實銷”浪費的錢數倍于他們實際上能享受到的，如果財政拿出1萬億元裁減掉1000萬名政府官員，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價值將是巨大的。

　　我這樣講，並不是説現實中所有的補償都是合理的、公平的。現實中，有些補償可能不足(如對徵用農民土地的補償)，有些補償可能過度，可能與當事人的討價還價能力有關，也可能與信息不對稱有關，這是一個技術性問題，需要有關方面好好研究。但尊重原體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並對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損者予以某些形式的合理補償，是改革的一個基本原則。由於歷史的傳統，有些國人習慣於用革命的觀念理解改革，把改革理解為簡單的剝奪既得利益，這是不正確的。

　　這裡，有必要把絕對利益和相對利益區別開來。所謂絕對利益，就是當事人擁有的、直接決定其效用水平的收入、財富、權力的絕對量(權力可以用貨幣等價表示)；所謂相對利益，是指當事人與其他社會成員相比在收入、財富、權力等方面的相對位置。設想社會有甲、乙兩成員，在原體制下，甲的財富是100，乙的財富是150。那麼，如果在新體制下，甲的財富變為200，乙的財富變為300，我們説每個人的絕對利益都增加了1倍，但相對利益沒有變化。如果新體制下每個人的財富都是200，我們説兩個人的絕對利益都增加了，但甲的相對利益上升了，乙的相對利益下降了。

　　我前面講的應該尊重和補償的“既得利益”，是指絕對既得利益，而不是相對既得利益。在上面的例子中，即使乙的相對利益受損了，也不應該補償。相對利益受損不能補償的一個原因是其主觀性太強，難以度量。另一個原因是，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趨向機會均等的社會，而不是形成新的特權階層，如果相對利益損失都要補償，無異於回歸舊體制，與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就中國的現實而言，從相對利益角度看，在計劃體制下，政府官員的地位最高，工人的地位次之，農民最低。改革必然使原來地位越高的群體，相對地位落差越大。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説改革是成功的。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對改革中利益受損者的補償應該是一次性的，而不應該是沒完沒了的，否則，新體制不可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