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鄭永年（資料圖）

　　1992年1月18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自此，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

　　在經歷了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二十年後，時間跨入2012年，中國面臨外部和內部局勢的多重變化。世界發展多極化，歐美債務危機陰霾籠罩，很多國家進入“選舉年”，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各國文化交鋒、碰撞、融合。中國國內的政治、社會、經濟發展也進入關鍵期，對於改革的各種聲音再次出現交鋒。

　　中國是否又處於改革的十字路口？如何評價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下一階段的改革如何有效推進？《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帶著這些問題專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及東亞問題專家鄭永年。

　　日報：你如何評價鄧小平南方之行對中國改革的意義？

　　鄭永年：中國改革的真正突破口就是南方之行。1978年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開始搞經濟改革，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發展，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但是80年代中國的改革沒有取得突破口。無論是經濟的發展還是社會的發展，真正的變化是在南方之行以後。

　　通過南方之行，鄧小平要從沿海省份尤其是廣東的發展經濟中找到繼續改革的動力。

　　南方之行非常重要，它解決了誰來改革，改革什麼的問題。南方之行以後，當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這樣就終結了當時“姓資”、“姓社”的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爭論，因為市場經濟只是工具，資本主義可以用，中國的社會主義也可以。

　　接著，中國經歷了一波經濟制度建設的浪潮。現在所看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都是90年代建立的，分稅制，中國銀行(601988,股吧)制度改革，“抓大放小”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革等。中國還克服巨大的困難加入了WTO，從制度上和國際經濟體系接軌。

　　同時，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南方之行不僅為國家經濟發展指出了方向，也為共産黨發展找到了出路。

　　南方之行給中國共産黨找到一個方向——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的政黨。南方之行以後央地分權，1995年以後國企改制，産生很多私營企業家。執政黨首先修改憲法，民營企業合法化。再接著，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容許和鼓勵民營企業家入黨。後來的物權法確立了保護私有産權的制度。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