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

　　經濟參考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握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您認為，2012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在哪？

　　高培勇：2012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體格局應保持中性，不宜對當前歐美經濟形勢呈現的新一輪震蕩反應過度。在財政政策上，也就是應保持名為“積極”、實為“穩健”的格局。具體而言，那就是將財政赤字維持在10000億元上下的水平，包括用舉借國債方式彌補的赤字和動用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彌補的赤字。在此空間內，相應實施增支和減稅兩種舉措。其中，結構性減稅應當成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所在。

　　經濟參考報：那您認為，結構性減稅主要減哪些稅？調整路徑是怎樣的？

　　高培勇：從2011年我國稅收收入結構的格局可以看到，我國稅收收入的70%以上都是間接稅。而間接稅作為價格的構成要素之一，通常可直接嵌入商品售價之中，屬於可通過價格渠道而轉嫁的稅；我國稅收收入的90%以上，都是由企業繳納的稅。而由企業繳納的稅，作為其生産或經營成本的構成要素之一，通常也要極力擠入商品售價之中，屬於有可能通過價格渠道而轉嫁的稅。

　　調整的方向是在適當降低宏觀稅負水平的前提下，減少間接稅，增加直接稅；減少來自於企業繳納的稅，增加來自於居民繳納的稅。

　　將結構性減稅的謀劃放入如此的背景之下，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肯定會接踵而來：可以也應當進入結構性減稅視野的，主要是那些由企業繳納、走價格通道轉嫁的間接稅。

　　具體而言，在2012年，政府實施減稅的重點應在於流轉稅。在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等三大流轉稅稅種中，又應以增值稅為主。為什麼這樣説呢？其理由有如下三點：

　　其一，增值稅的“擴圍”改革試點方案已經公佈，營業稅終歸要被增值稅“吃掉”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倘若不同時出臺其他的配套措施，“擴圍”後的增值稅收入所佔份額，將一下子竄升至50%以上。故而，從減少間接稅、增加直接稅的方向論，減稅的主要對象，無疑應當鎖定份額最大、收入最多的稅種———增值稅。

　　其二，在間接稅(流轉稅)中，如前述的情形，增值稅不僅塊頭兒最大，而且還要逐步“擴圍”至營業稅的地盤。故而，從減稅效應最大化的初衷論，減稅的主要對象，當然要鎖定於企業法人所繳納的份額最大、收入最多、呈進一步增長態勢的稅種———增值稅。

　　其三，增值稅“擴圍”或稱營業稅改徵增值稅的改革試點方案已經公佈，可以抓住增值稅“擴圍”改革的契機，同時推出降低稅率措施。兩者雙管齊下，實現增值稅稅收負擔水平較大幅度下調。

　　經濟參考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談到，2012年要推進房産稅改革試點，您認為，政策措施能否達到預期目的？執行的難點在什麼地方？

　　高培勇：從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載入“穩步推行物業稅”的內容算起，房産稅改革已經歷時8年有餘。滬渝兩個城市的試點也已歷時1年。從總的方面看，改革試點有進展，但仍面臨著相當的困難。其所積累的經驗，尚未達到向全國推廣的時候。

　　我國房産稅改革試點的真正難點，始終鎖定於能否對存量而非增量房徵稅。對存量房徵收房産稅，才是我們在房産稅改革試點中面對的真正考驗，才屬於房産稅改革試點中真正較勁的地方。

　　問題是，這恰恰觸動了我國現實稅收徵管機制的“軟肋”。我曾多次論證過，我國現實稅收徵管機制的基本圖景就在於“間接”+“截流”。所謂“間接”，指的是，除了少許的例外，它基本上只適於徵收間接稅，而不適於徵收直接稅。所謂“截流”，指的是，它基本上只能徵以現金流為前提的稅，而不能徵存量環節的稅。適用於存量房的房産稅總要對房地産所有人徵收，所以，它必須直接面對自然人納稅人，而不能繞開自然人或通過法人納稅人間接徵收。適用於存量房的房産稅也總要以房地産的存量價值為基礎徵收，所以，它必須面對存量稅源的徵管，而不能局限于流量或搬用適用於流量的徵管安排。

　　然而，這又絕非易事。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看到，對存量房徵稅試點所挑戰的，不僅僅是重慶市一個地方的稅收徵管機制，而是整個中國的稅收徵管機制。注意到中國長期沿襲的“政府管單位，單位管個人”的傳統管理模式，還可以進一步説，它所挑戰的，也不僅僅是中國稅務系統的管理機制，而且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管理機制。所以，重慶市也好，上海市也罷，房産稅試點的目標和焦點，應當也必須瞄準于：找到一種可對接存量住房且適用房産稅通行規則的“可持續”和“可複製”的徵管機制安排。

　　(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