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福的“小康”

　　2011年12月22日冬至，26歲的馬天馳早早來到位於上海陸家嘴繁華地段的辦公室，剛打開電腦，就看到了統計局前一天發佈的《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統計監測報告》。

　　根據報告，2010年中國人均GDP29992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0046元，小康率80.1%，生活質量方面的實現程度86.4%。

　　“這些數兒，看著挺幸福的。”在長江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託運營部工作的馬天馳美國式地聳了聳肩。他坦言自己的月收入稅前近1萬元，可支配收入約6500元，是全國人均值的7.8倍，但“沒覺得變幸福了”。

　　當被問及作為中産階層為什麼感覺不到生活的良性變化時，馬天馳一連串嫻熟的喝咖啡動作突然中斷，他睜大眼睛問記者：“我也算中産階層？！”

　　與此同時，王珊(化名)也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質疑著自己的身份。

　　39歲的王珊是財經類雜誌的高級編輯，丈夫是高級銷售人員，全家年收入40萬元左右。自9月起個稅起徵點從2000元升至3500元，近幾次看工資條的心情都被王珊形容為“跌宕起伏”。

　　“前一陣漲了工資，所以看到最開頭的應發工資時，心裏就開始算計這個月可以多買些什麼東西。可等到看完各種應繳項目後，感覺拿到手的錢比以前還少了，心情一下子從山頂跌到山溝裏，剛剛還在腦子裏盤算的東西立刻就被否決了。”王珊沒法理解有“殺富濟貧”作用的稅收工具怎麼就“殺”到了自己頭上。

　　“我覺得自己不是富人，連中産階層都不算。”王珊皺著眉頭抱怨。

　　誰是中産？

　　國際上，中産階層的達標線或者用量化的家庭收入來衡量，或者按照職業性質劃分。

　　“中國各地區的收入差異太大，月收入3500元在甘肅算是高收入，但在北上廣沒法活。中國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界定中産階層，要按職業劃分。”著名社會學者陸學藝告訴南方週末(微博)記者。在他看來，老師、記者、受過良好教育的公司職員等都算是中國的中産階層。儘管一個一線城市的老師和一個三線城市的老師收入差距很大，但他們在各自所處的地區享有的生活水平、社會地位等是相似的。

　　按此劃分，馬天馳、王珊都是中産階層，而他們所表現出的無法自我識別，實際上是中國中産階層的通病。

　　陸學藝預計，目前全國的中産階層佔總人口比例為25%，北京的這一比例是36%-38%，成都的是32%-34%。2011年5月，陸在成都發放了2000份調查問卷，其中的問題之一是“你是否是中産階層”。答案中只有14%的人認為自己是中産階層，56%的人堅決否認。

　　類似的調查陸學藝1985年還在日本做過。1980年代初的日本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現在的北上廣，人均年收入5000美元。調查中，80%的日本人認為自己是中産階層，與日本政府當時提出的“1.2億人口中有1億中産階層”的口號吻合。

　　“這説明當時的日本老百姓對政府扶持中産階層的政策很滿意。”陸學藝説，1980年代初，造就日本“橄欖型社會”的是終身雇傭制(收入穩定增長)和極低的貧富差距(社會財富平均分配)。

　　夾心層

　　王珊承認自己是中産階層5分鐘後，開始習慣用“夾心層”來形容自己所處的“新位置”。

　　儘管沒能從收入和職業上完全認可自己的社會位置，她還是在購買力上看出了自己的中産階層基因。“一個月吃、穿、用、行能花1萬塊左右”，完全符合政府提倡的以中産階層為主力，拉動內需。

　　但對每月預算起削減作用的通常都是來自政府的政策。

　　“中低等收入的人，從稅收到補貼，再到申請政策性住房都受到照顧。高收入的人呢，多收點稅、多花點錢對他們的影響也不大。最慘的就是我們這樣的，高不成低不就，夾在中間，優惠享受不到，還要挨‘均富砍刀’，多交稅，只能削減開支。”王珊説。

　　實際上，最讓王珊畏手畏腳的是孩子的教育問題。王珊多年前和丈夫從老家唐山來北京打拼，孩子2000年出生後落戶在唐山，在北京上小學，明年六年級。

　　“聽説，交一大筆錢可能也能讓他在北京上初中。”雖然知道這個消息並不確切，但王珊還是有了攢錢的念頭。

　　坐在陸家嘴辦公室裏的“單身貴族”馬天馳，同樣過著“緊巴巴”的日子。

　　“月收入近萬説出去也挺‘拉風’的吧，可是每個月光扣各種稅費，就能少1/3的收入。這裡面社保個人要交工資的8%，企業幫交20%。社保算長期投資，每個月收這麼多，有必要嗎？”馬天馳2008年從復旦數學系畢業後進入現在的公司，至今仍會下意識的拿起手邊的計算器，用和算盤媲美的聲音和速度按出結果，“剩下的6500塊錢俗稱‘可支配收入’，其實有一半都不可支配。”

　　大學畢業後，馬天馳和另一人在離陸家嘴3站地鐵的世紀公園附近合租一套70平米的兩居室。因為是1990年代的老房子，租的時間又早，現在的月租是3000元(周圍同類房的月租金已漲至4000元)。

　　“1500塊的房租，我再怎麼節省，一個月的伙食費也得1500塊。”馬天馳手裏的計算器上，6500的數字在飛速減少，“我總得和朋友吃飯吧；工作壓力這麼大，一週平均加班1個晚上，要定期旅遊吧；我買不了政策性住房，只能買商品房，還得多存點錢吧……”

　　看了手裏的計算器一眼，馬天馳突然停了下來，扯了扯嘴角——計算器上的數字已經是負值了。

　　馬天馳的計劃是通過理財，而不是儲蓄支撐花銷和存款的需要。“存銀行也是‘負利率’，我現在主要是把錢交給基金做定投。”説起投資，馬天馳自認經歷過一些風浪。2006年拿著家裏給的5000元本錢進入股市，他一度賺到一萬多，但到前年徹底退出股市時，他手裏的錢只剩下3000元。

　　“這大起大落的，我的心臟再年輕也折騰得夠嗆，可是除了股票，國內也沒什麼其他好的投資渠道，只能做定投了。”2011年初，馬天馳將7萬存款分成5份買了5隻不同的基金，“平時有錢就往裏添點，1年下來大概添了1萬。昨天剛查了一下，5隻基金現在值7萬，今年添進去的1萬沒了。這個結果我已經非常滿意了，躲過了前幾天的連續大跌，還跑贏了大盤。”

　　王珊同樣尋找著逃避“負利率”的方法。2011年初，王珊的丈夫用家裏的幾十萬存款做本錢進入了建築行業，希望能抓住“四萬億”投資的尾巴。

　　“目前還沒回利，而且還在不斷地往裏添錢。”王珊無奈地説，進了才知道，這行業也必須是有錢有勢、知道內情的人才能賺到錢。“又一個馬太效應。”

　　出走？

　　“中國的投資機會太少。”北京人譚凡(化名)現在是廣州一本雜誌的主編，“不如去美國，美國房價正低，但美國人沒錢買”。

　　次貸危機3週年，美國的房地産市場依然蕭條。2010年年底，譚的父母賣掉廣州萬科的房子，帶著20萬美金在美國經濟危機重災區波士頓買了兩套普通住房，一個13萬美金，一個7萬美金。

　　“因為很多中産階層的美國人還不起貸款，或者故意套利、斷供等原因，大量普通住房被美國銀行收走。銀行希望有人能把它們儘快買走，但美國人手裏已經沒有錢了，我們才能以超低價買到房子。”他説。

　　2011年初，譚飛往美國，給買來的房子粉刷了墻壁。第二天，房子就被租出去了。兩套房子月租金各是1300美金和700美金，都相當於房款的1%，8年半可收回成本。

　　租房子的很多就是房子曾經的主人。這些美國中下階層工人因為付不起房貸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但同時可以得到美國政府專門下撥的住房救濟金。因為是專款專用，房款甚至不經租住者的手，直接從政府賬號劃撥到業主的賬戶。

　　緊接著，他們一家又買下了3套這樣的房子，總共花掉的錢相當於在北京四環附近買一套三房的普通公寓。因為沒有足夠的錢付全款，譚向商業銀行貸款，銀行非常歡迎有人購房，利息只要了4.5%，“如果首套房已全款付清，可以向銀行申請抵押貸款，利息是2.7%，幾近貼地。”

　　“中國的房子不一定會升值，投資回報率也不高，但美國現在的房價絕對是最低谷。北京的朋友一聽都蠢蠢欲動，磨刀霍霍地要去美國買房子。”他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