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經濟學家一樣，陳志武今年年底的主要活動是：跑會，也就是出席各種論壇。在論壇的演講中，區別於許多經濟學家的是，陳志武很少喊口號，也很少表現激烈，更多的時間，是一個人，一份PPT，去跟聽眾們做個案例分析。

他在微博上的發言，也很溫和，但又有的放矢。他關注中國大學行政化，評點民生消費，比較中美經濟，概述全球金融，均一以貫之地引人深思。“對一個社會來説，最關鍵的不是你給大家灌輸多少觀點，更重要的是在思考方法上和思辨視角方面給更多人以啟發，讓大家都能在生活中多問為什麼。”陳志武説，“只有大家都有思辨能力，良性的秩序社會才有可能。”

一次關於農民的個案分析

在本報的觀察家年會上，陳志武一如既往的拿出了一份PPT，在演講中也一如既往的提及了自己是湖南茶陵農民兒子的背景。對於一個篤信市場經濟規則的經濟學家來説，在2011年末，仍然和受眾討論金融監管的代價，顯得和主流聲音有些格格不入。這已不是陳志武第一次與受眾們探討監管的代價，在今年的財經年會上，甚至更早的一些論壇上，陳志武反復講過這個問題。

但這一次，對於農村金融領域，陳志武舉了湖北省監利縣一個村子的例子。2006年的時候這個村子裏的農民成立了一個“老年人”協會(類似養老基金會)。每一個農民都可以入股，當年吸收的股本金是27.2萬元，一直到2009年都有分紅，2009年入股的老年人分紅650塊錢，2010年是600塊錢。“我知道這種分紅以北京的物價水平來看是非常少的，吃不了一頓午飯和晚餐的。但對這些農民來説，500塊錢、600塊錢的意義非常大。”陳志武説。他舉例説村委會75歲的守門的老人，他獨居在村委會的宿舍裏，去年的收入是低保金600元，村委會的工資2000元，加上基金會500塊錢的分紅，可以看到500塊錢相當於他一年1/6左右的年收入。

對於這樣一個基金會，2007年和2011年兩次被當地銀監局宣佈為非法，陳志武略顯激動：“對監管部門的官員來説他們的日子很好過，越是把這種業務禁止和完全卡死，不讓它有任何的空間，對監管是最方便的，從社會的層面來説是最不負責的一種行為。”

很多的專家會説農村金融在2009年前帶來了幾十億甚至是幾百億的呆壞賬，後果很嚴重。2005年之前，四大國有銀行讓財政部買單的總額是3萬多億元。如果説這幾百億的農村金融呆壞賬是很嚴重的，但服務的面積是涉及到8億農村人口，而四大國有銀行主要的服務對像是國有企業，涉及的就業人口僅有幾千萬人。一個是為了照顧幾千萬人的就業，寧可讓國家財政在2005年之前補貼3萬多億元的虧損，而為改善農村人口的扶貧幾百億元都不願意。“我們更多應該考慮到服務社會的對象的面積、範圍以及社會整體上付出的代價有多大。”陳志武説，“這幾百億的呆壞賬是不是要結束，是不是要通過更多的監管或者是禁止而結束？”

中央電視臺知名主持人郎永淳在聽完陳志武的演講後，告訴記者，陳志武説的問題很細，但比如鄂爾多斯[11.86 -0.08% 股吧 研報]和溫州的高利貸問題，還是沒有提出解決辦法。陳志武會後聽到這個問題，馬上説：“這個問題就是你口渴時，是首先把高價賣水的人打死，還是更多的想到通過高水價激勵更多人去給你供水的問題。”

每一個視角的道理

“我可以容忍任何人的觀點，正的、反的、左的、右的，我相信每個觀點和視角都有他們的道理。我有我自己的判斷標準，既不會為了反對而反對，也不會無謂的唱讚歌。”陳志武説。

中國人的典型心態總充滿悲傷，多少世紀為生活所迫、被不公所壓，當然無法幸福。今天聽到老流行歌《2002年的第一場雪》，讓我想到中國的流行歌幾乎都悲傷、憂傷，而在美國悲傷憂傷類歌曲，幾乎不可能流行。像08年奧運《你和我》都帶點憂傷，在中國社會能共鳴，而在美國從來沒成。為什麼中國人這麼憂傷？這是陳志武在2010年寫下的一段話。

文明不是靠政治説教、不是靠死讀別人的書，而是靠思考、反思。博物館的作用更多是激發思考。“To　build　the　future,　we　must　know　the　past”(要建設未來，我們必須知道過去)。對文革，也如此。記者對陳志武這段話的印象很深，這是他一次歐洲之行後的總結。

制度經濟學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源於西方？為何保障市場發展的産權制度秩序也源於西方？你會説這些東西方差只是現代事。可自古羅馬開始，西方打仗也很講規則：你不能偷襲(那是卑鄙)而是兩方軍隊先約好時間地點、擺開陣勢明打，跟中國傳統截然相反。連戰場都能規則的社會必然先行市場制度？這是陳志武給網友們提出的一個問題，至今仍被激烈討論著。

除此之外，陳志武對邵陽沉船、溫州動車事故、憲政建設、稅率體制甚至新婚姻法都非常關心，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回國之後，更多的時間似乎並非花在了經濟領域。

陳志武特別談到了中國人的義和團情結，這場發生於19世紀末的運動，帶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但正因其的非理性暴民主義，傷害了很多無辜民眾，對中國的近現代史造成了深遠影響。“要讓理性戰勝情感，就要讓更多的人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陳志武説。

對於現階段的中國，什麼才是最重要的？這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問題，陳志武説：“是法制建設。”

他堅信政府權力必須受到制衡，希望每一條政策的制定都能做到程序合法。“如果全國人大都不盡到監督問責職責，那麼我們談過度監管根本沒有意義，因為監管部門增加權力的衝動根本沒有限制，那剩下的就只能希望他們有良心了。”陳志武説。這個問題，陳志武曾經不止一次的談到過，早在2007年，陳志武一篇《立法，立法，再立法》的文章，就有闡述：我們當然希望中國有更好的法治，但這並不等於要有更多的法律，不能來不來就這個要立法、那個也要立法。目前不是法律多少的問題，而是法律是否能夠得到有效執行和法律本身是否合理的問題。中國的法律太多了，人大常委會更應該做的是對現有法律的執行進行聽證監督，同時也應梳理過去的眾多法律，看它們與中國的總體市場經濟理念是否衝突。

對於許多人來説，接受陳志武的觀點似乎較為容易，因為他提出的問題都較為直白淺顯，又常有實際的例子相輔。陳志武的一些同行甚至將他在微博上擁有近400萬粉絲歸功於他的臉型。“他的臉型比較圓，都説相由心生，圓臉的人都很耐心、和善，也比較受歡迎。”一位朋友説。

微評語

出身平民家庭的陳志武愛操著湖南口音説“為什麼”，比如大家應該多問為什麼；政府為什麼可以這麼做？作為金融領域的學者，他在微博上的關注範圍甚廣，溫和而有的放矢是他的風格。作為一個學者，少説教，多啟發，在當下中國，屈指可數

陳志武：生於湖南茶陵，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和經管學院訪問教授、北京長策智庫學術委員會主席

微語錄

雖然各國都面臨挑戰，但性質不同，難度各異。中國是徵稅失控，國家手裏財富太多，政府權力太大，老百姓沒錢又沒權利；美國徵稅太難，政府太窮，社會太富；西歐是徵稅容易，但政府花錢更容易。所以，美國西歐都財政危機嚴重，一個可解，另一個不可解。中國的問題屬於可解，還是不可解的？

2011年12月8日

近年耶魯接待了多批國內官員,給他們啟發的東西各異。中午校長宴請一批進修官員,先奏中美國歌后午宴,好正式。一官員問：美國聯邦政府跟州、地方政府官員的關係如何協調,跟中國有何差別？我説最大差別在於市長州長由公民直接選,不是總統任命。總統來了,州長市長可以不搭理。國內官員聽後眼睛一亮。

2011年11月8日

經濟的大起大落是誰造成的？2008年的4萬億,09年10億天量貸款、10年8萬億再次天量貸款,使各地方、各行業尤其房地産業忙著數錢連笑都來不及,今年又進入另一個極端。火冰兩重天,資源配置的低效、浪費、腐敗不説,還把人、把社會、把環境、把自然給折騰得暈頭轉向！政府之手能否閒一閒？

2011年10月26日

在中國,人們習慣把影響力跟官權力劃等號,甚至認為只有做官才能對社會貢獻。喬布斯沒有官位,卻比最近幾屆總統更深遠地影響了美國和世界,改變了我們的生存方式。一百年後人們可能會忘記布什奧巴馬,但可能還知道喬布斯。做大官並非人生成敗的唯一標桿,更不一定是持久影響力的路徑。

2011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