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事業企業是否合適上市？企業成本該如何測算？合理的公營事業定價該如何制定？這些問題無疑是求解國有事業企業發展困境的核心問題。

　　《上海國資》圍繞這些問題專訪了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在採訪過程中，盛洪提及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公正”。在他看來。無論是上市融資還是服務定價，脫離了公正原則，終究無法持續發展。

　　《上海國資》:您如何評價部分城市提出的“政府購買服務”模式？

　　盛洪:首先必須承認，政府購買服務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形式。但並非每一種公用事業都適用這種政府購買服務，比如自來水供水費、污水處理費等運用這種模式就不是很恰當。為什麼很多東西要政府收費呢？因為提供這種服務不能排他地去向個人收費，也就是你沒法用停止服務來威脅他來繳費，這種産品也就是公共品。

　　但是如果反過來，我可以威脅你停止該項服務，來迫使你來繳費，那麼這實際上就屬於私人物品，污水處理就屬於這種情況。用一噸水必然排一噸水。不少城市把污水處理放在自來水一起由自來水公司收費。所以政府沒有必要去另收費用，然後再去購買服務，這完全不需要政府。

　　《上海國資》:也有人認為，用您上述這種模式去融資能夠短時間內改善城市的公用事業狀況，也不失為一種財政緊張狀況下有效利用資源的方法，您如何評價？

　　盛洪:這是一種假象,長遠來看,任何投資都有一個均衡的成本和價格，短期內一下子投入那麼多錢,進行設備投資,那麼這些設備的折舊都是成本，將來你都要體現到服務價格中去。

核心的問題是，你短期內進行了投資，是否能提高企業的效率，又是否能有一個合理的價格來保證企業長期的運營和發展。如果盲目地去投資建設，那麼很難保證這些行為是有效率的，也很容易導致投資和收益無法平衡，最後政府還是要往裏貼錢補血。

　　你獲得這些錢是用股權換的，股民希望你的企業能夠賺錢，如果你不能長期維持被補貼或者提高服務價格，也就不能維持一個持續盈利的狀態。在這個時候，股東可能就會賠本。

　　《上海國資》:您認為目前的國有公用事業企業是否適合去上市？

　　盛洪:如果是對國有控股企業來講，我覺得目前並不合適上市，以我對國有公用事業企業的認識，現階段一般效率較低,往往導致成本過高。

　　就以水價來説，很多地方説現行的價格不能滿足成本，但這其中低效運行增加了很多成本，如果換一種管理模式完全是有可能降下來的。關鍵不在於國有的公共事業企業能不能上市，而在於這些自然壟斷的公用事業能不能引進競爭機制。

　　目前這些企業的前身都是事業單位，就它一家，只能讓它幹，別無可選。那麼現在可以做到的，就是我們不見得讓你幹。政府可以公開招標，多家企業來競標。這實際上已經有了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曾經在成都引入了競爭機制，最後中標的企業價格比原來的還要低，因為它的成本控制下來了。

　　總而言之，如果只是在賬面上做一些功夫，而在效率等本質上的東西不去改變，它就不適合去上市，換句話説，上市也不能解決它的問題。

　　《上海國資》:但甘肅蘭州曾經採用過這種模式，最後引發了漲價，導致民意強烈反彈。

盛洪:這其中沒有必然聯絡。就如我之前講的，引入競爭可能反而會降低水價。但需要説明的是，水價並不是越低越好。我們還需要認識到，水資源不是免費的。水資源成本和價格提高，是有好處的。它讓我們意識到水資源的稀缺性越來越高。這是水價提高的合理部分。

　　水價不是不能提，關鍵在於需要有一個透明的定價機制，成本中哪一部分變了，哪一部分沒變，要把這些搞清楚。

　　《上海國資》:那麼您認為公用事業合理的定價方式應該是什麼樣的？

　　盛洪:理論上公用事業是有一個理想價格的，也就是説這價格不是任意去定的。這個理想價格包括了所有的成本，同時也要有一個合理利潤的概念。這個價格過低，企業就虧損；定得過高，居民受損。所以，理論上的理想價格一般應該由中立的專家提出方案，然後經過一個聽證會來確定。

　　過去的事業單位大多是依靠財政補貼的，這個行業應有的成本究竟是多少，沒人知道。所以核心問題在於去對這些公用事業企業的成本，應當由中立的第三方去做一個測算，而不是任由這些企業自己來説。

　　但這種模式現在實行的地方還很少。我們天則研究所曾經做過一個管道煤氣定價的研究,但是最後並沒有投入應用。

　　我認為，政府和企業在定價的時候對引入第三方態度不夠積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短期內還難以適應解決問題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