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莉

　　“就好像公車上的ETC系統一樣，公務卡就是公務消費的足跡，不管你往哪走都一清二楚，一用就會暴露行蹤。”1月9日，多年力推公車改革的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對本報稱，儘管自己還未開始使用，但他對公務卡的期待頗高。

　　按照財政部新近下發通知，從今年元旦起，中央各部門及所屬行政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在支付差旅費、公務接待費等16項公務費用時，必須使用公務卡；到今年年底前，這一制度將擴展到所有基層預算單位。

　　1月4日，白酒股指下跌4.38%，創半年以來新低。有調查顯示，高端白酒消費中公務消費超過50%，“買的不喝，喝的不買。”葉青稱。

　　此間一張初始餘額為零、預算單位工作人員(在職在編人員)人手一張的普通信用卡，迅速成為近日議論紛紛的反腐利器，並被認為參與“打壓”了白酒股股價。

　　公務卡是否真有奇效？

　　浙江省政府某部門公務人員邢君，自去年開始使用公務卡，他在認同葉青説法的同時，也有些擔心：“公務卡可以有我每一筆公務消費的記錄，但不能保證記錄的真實性。”

　　“發票可以少花多開，銀行小票也可以少花多刷；政府部門要刷卡，不能消費高價酒，但找下屬企業買單照樣做，只要是想動歪腦筋總是有辦法的。”邢君強調，這些本質上是制度和持卡人觀念的問題。

　　現實：使用率較低

　　浙江省委黨校副教授葉國文領到公務卡已好幾個月。

　　2012年1月初他對本報回憶稱，去年下半年，一張印著“浙江公務卡”、透支額度為5萬的金黃色工商銀行卡發到手裏，“財務鼓勵我們多用卡少用現金”。

　　但由於沒有強制規定，他至今還沒用過，“我出差最多花幾百塊錢，用現金方便，而且大多數時候都是對方安排的，不需要自己掏錢”。

　　這項葉國文使用不多的改革舉措，肇始於2007年。當時浙江省10家省級預算單位試點使用公務卡，規定支付內容包括差旅費、招待費等，科級及以下幹部透支額度3萬，處級幹部5萬。

　　“廳局級沒有具體規定，他們一般都不需要自己付錢消費。”邢君稱。

　　隨後的兩三年，改革在浙江省其它部門陸續推開。邢君的單位也是其一，在2011年單位為他們統一辦了中信銀行公務卡，但同事們的使用率也不太高。

　　“除公務外，還可以用這張卡刷私人消費，只要及時還上就行，但我從未用過。透支額度為3萬，我就刷過兩次。”邢君説。

　　邢解釋稱，由於經常跟隨集體出差，費用都由行政處通過付現金、挂賬、銀行轉賬等方式解決；即使必須自己買，他一般都用自己的儲蓄卡，怕公務卡透支還款麻煩。

　　他記得有一次他用公務卡給部門出差買機票，有點麻煩，“十來個人刷了一萬多，但按規定同事的部分不算我的公務消費，所以財務把錢打到我的私人卡上，我再劃到公務卡上。”

　　但也不乏方便之處，“過去申請出差和回來報銷都要打報告，找領導簽字；現在直接可以走，回來時拿交易憑條和發票，直接到財務報銷。”

　　對賬時，財務會將交易憑條作為會計原始憑證入賬，只要憑條和發票額度一致，住宿不超標，財務就會蓋章，“快的話當場可以轉賬。”

　　不過通常財務會花上幾天時間，才將核對後的金額打到他的卡上，使餘額重歸為零，“有時候會錯過還款期，我就得自己先還上”。

　　如果不小心將交易憑條弄丟，“我還得到銀行自助終端重新打一份，如果財務蓋過章的，就得到銀行櫃臺辦理。”

　　一般一年內的消費紀錄，銀行都可以當場提供，“一年以上的得填申請表，需要過幾天才能拿到。”建設銀行上海分行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比起現金時代，葉國文認為公務卡給亂消費設置了一定的技術難度，“POS小票上細目和場所顯示，讓財務有據可查，特別是去娛樂場所，一目了然。”

　　“不少單位出差都坐頭等艙，但實際上不同級別標準不同，公務卡一對一後就不能隨便充數了。”中央黨校副教授劉素華指出。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胡怡建對此分析稱：“因為過去只有一個單位賬號和公款消費總額，是一筆混賬，現在以個人卡名義報銷，能夠將每個人的消費區分開來。”

　　在浙江省級預算單位改革基礎上，湖州、溫州等市級預算單位還各自設立了餘額為零的單位公務卡，支付水費、電費、公積金、醫療保險等同城委託收款業務。

　　根據湖州市財政地稅局國庫處副處長徐慧的介紹，“單位卡不能用做其它交易，只能進行銀行轉賬。”

　　據徐介紹，自2010年11月推行公務卡開始，到2011年11月已推行到全市189家預算單位，湖州市一年內公務卡統計消費240萬，“這只是一小部分，現在公務消費多數還在用現金支付。”

　　採訪中記者了解到，浙江的情況同樣出現在湖北省、上海市等地，公務卡目前的使用率較低，“中央的發文可能是個轉機。”葉青説。

　　公務卡消費調查：或變相加重地方負擔

　　並非“反腐卡”

　　這一張公務卡，其實並不是萬能的“反腐卡”。

　　客觀上，邢君認為，要通過公務卡實現編制內人員自己消費自己付款就很難，“越到上級越不需要，雖然他們的透支額度更高，但出差都是秘書辦理，財務沒有理由也不敢不報銷”。

　　而核心的“三公”消費腐敗問題，如轉嫁給其他單位、“吃回扣”、套現等，更無法靠一張卡解決。

　　事實上，邢君提到，“目前的公務接待一般由部門行政處安排飯店，相關科室簽單就行。”如果來賓覺得飯店條件不好，他就會帶他們到附近的城市考察，“就由當地解決了。”

　　一般到外地考察，公務人員的所有費用多由當地負責，有了公務卡也能如此操作，“甚至會比現在更嚴重，這給了地方巴結上級領導的好藉口。”邢君透露。

　　而財務那邊，“部門領導打聲招呼就行，甚至會主動幫忙向財政部門拿錢”。

　　2011年11月25日，財政部下發的《關於實施公務卡強制結算的通知》恰有規定稱：因特殊情形確實不能使用公務卡結算的，應報經單位財務部門批准。

　　該通知規定了可以不刷卡的情況：如在縣級以下(不包括縣級)地區發生的公務支出；縣級及縣級以上地區不具備刷卡條件的場所發生的單筆消費在200元以下的公務支出；簽證費、快遞費、過橋過路費、出租車費用等。

　　因此，一些專家擔心地方各級部門強制使用公務卡短期內難以鋪開，“卡住公務消費”作用會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加重地方政府負擔。”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指出。

　　但也有一些較好的做法。葉青告訴記者，現在他到外省出差，報銷時會有80元/天的補貼，湖北本省出差為50元/天，通過單位零餘額賬戶轉入個人工資卡，“如果讓別人買單就沒補助”。

　　針對此，邢君説，也有人“自己報銷一部分，再轉嫁一部分，既能吃住高檔，又能拿補貼”，他對現實表示無奈。

　　即使基層機關單位通通使用公務卡，還有政府部門下屬的企業、培訓中心等可以轉嫁，“除非企業也實行公務卡。”任建明説。

　　同樣的，試圖用公務卡杜絕“拿回扣”在邢君看來更是一廂情願，“比如在一個飯店消費5000元，持卡人照樣可以跟飯店協商好，用卡刷8000元，然後多餘的3000元扣除稅收，或者按一定的比例，部分返還給他，從POS小票上看並沒有問題。”

　　邢在一次出差中住宿超標，當地賓館工作人員主動幫他把超標部分刷成飯費。

　　此外，用公務卡進行政府採購在多數地方還是空白，“浙江省一般是通過採購中心，向省財政廳下屬的會計核算中心申報，根據核算中心批准數額再購買。”邢説。

　　即使在已經試行單位公務卡的湖州，徐慧告訴記者，涉及單位採購的支出，湖州市級單位目前多是財務用支票轉賬，“辦公用品都定點幾家文具店，半年或者一年支付一次，額度太大不可能用公務卡”。

　　正是這些大額的政府採購，在邢看來造成了大量的公共資金流失，“供貨商將採購價格壓得很低而中標，卻在後續的配套價格、服務上抬高價格，甚至跟採購人員合謀。”

　　公開公款消費更重要

　　這些漏洞，都對公務卡本身技術設置、公務卡消費細則以及預算財務制度的完善，提出挑戰。

　　葉青建議，所有公務卡設置報警系統，並聯網統一由單位財務或財政部門監管，“只要某種消費超過規定額度，就發出警報。”

　　但他也承認，即使有了無懈可擊的公務卡系統，“政府的小金庫也不可能銷聲匿跡”。

　　劉素華建議，確定預算單位強制結算目錄後，公務卡消費細目必須在一定領域內(讓普通公務員監督得到的地方)公開，至少是在本單位內網公佈，“如果只有財務知道，監督有限”。

　　同時，從中央到基層，“在有條件的地區都強制推行公務卡，同時增設POS機網點。”

　　而任建明覺得，公務卡最多只能管到預算內花費，而問題最多的預算外支出尚待監管，“可以先調研一個地方或幾個城市，看公務支出多少是本級政府的，多少是為上邊買單的，進行公開”。

　　胡怡建則強調：“嚴重的公款消費集中在少數領導手上，公開他們的公款消費是首要任務。”對此基層公務員邢君表示贊同：“任何的改革都必須建立在公開基礎上。”

　　在公開基礎上，任建明建議細化預算項目、報銷標準，“説四菜一湯太含糊，上來是四盆一缸又能如何？”

　　“此外，還必須有嚴格的處罰和問責制度。”任説。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邢君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