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來解決債務困局的‘末日機制’相當於讓國會用槍指著自己的頭逼迫自己作出決定——看似犀利，唯一的問題是：國會可以自己把槍移開。”

　　野村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保羅謝爾德

　　作為世界經濟的領頭羊，美國債務危機牽動著全球經濟的神經。

　　有種悲觀的看法認為，美國經濟正在慢慢下滑，這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變得“難以管理”，而且美國“分而治之”的政府體制，綁架了明智的政治決策行為。

　　還有種觀點認為，儘管美國可以避免債務違約，但無法逃避債務降級的結果，而且政治僵局將繼續劫持明智的決策，最終導致財政災難，並引發市場震蕩。

　　實際上，“必須處理長期財政問題”已經成為美國政治和政策討論的重心，而且有整個國家充當觀眾，政界人士正全力以赴解決這個問題。如果美國的政治體制無法確定並實施一條可持續的財政道路，絕不是因為缺乏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重視，而是體制自身的問題。

　　美國政體如何處理危機

　　由於在美國體制中，政府部門分立而且立法程序複雜，對於外部觀察者而言，美國的決策過程令人困惑。其實，美國政策的制定無非是各方開出自己的條件，然後協商、讓步並減少條件來達成共識。

　　這一點在美國的兩院制國會體現得最為明顯，435名眾議員的任期為兩年，每兩年全部重選；100位參議員的任期為6年，每隔兩年改選約三分之一的席位。任期的期限能夠有效地推動立法者的態度從“不容協商”轉向“完成任務”。

　　在2011年8月初債務僵局陷入困境後，為對長期赤字削減計劃達成共識，國會和政府給出了獨特的解決方案，簡化協商流程，並用最後期限來推動政策決定：如果雙方根據各自心意無法就削減赤字措施達成一致，那麼最好讓立法委員小組來接手，小組委員會各有6名議員來自兩院，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平分席位，給出解決方案並建立“末日機制”來增強找到解決方案的動機，然後國會將在一個月內對議案進行“同意或否決”的投票。

　　這個“末日機制”就是：一旦超級委員會未能就減赤1.2萬億美元達成共識，美國政府將被迫自2013年起啟動自動減赤機制。縮減部分將由共和黨力挺的國防預算和民主黨支持的國內開支項目平均承擔，也就是説，兩黨將共食苦果。

　　這樣做看上去有一石二鳥之利——既讓提高債務上限的僵局得到緩解，同時也帶來希望。但實際上，“超級委員會”的“末日機制”相當於讓國會用槍指著自己的頭逼迫自己作出決定——看似犀利，唯一的問題是：國會可以自己把槍移開。因此這一機制最終可能還是不夠給力的。

　　美國的財政決策過程看上去可能一團混亂，但政府能夠作出合理的決定，或多或少朝著有利於美國的大方向前進。鋻於美國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仍在2%左右，市場似乎也贊成這一點。

　　亞洲逐步“脫鉤”美日歐

　　歐美債務危機的影響遍及全球，亞洲自然也不例外。

　　目前，亞洲經濟的重新平衡進程比大部分人預期的更加迅速。在亞洲的總出口中，對G3集團(美國、日本、歐元區)的出口比例已從2000年的48%下滑至2011年上半年的28%；相反，對中國、亞洲其他地區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出口比例一路上升。

　　G3集團的需求萎靡不振是出口目的地變化的一個因素，但另一個原因是亞洲日益注重推動內需拉動型經濟增長，而且對其他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和大宗商品生産國的出口迅速擴張。

　　亞洲經濟的重新平衡從兩個方面影響了我們對2012年前景的展望。第一，亞洲正在穩步降低對G3集團需求的依賴性，同時提高了對中國需求的依賴。第二，亞洲正逐步與G3集團脫鉤。

　　雖然我們認為G3經濟增速偏低不會對亞洲造成很大的影響，但其如果深度衰退就是另一碼事了，假使衰退真的發生，受“非線性效應”的影響，亞洲會受到沉重打擊。

　　雖然情況有些嚴峻，但亞洲仍歸屬非衰退陣營。在亞洲，野村證券將非常開放的小型經濟體的2011年經濟增長率下調了0.5個百分點左右，但保持對大型經濟體的增長預期不變。因此野村證券對亞洲2011年總體GDP增長預期維持在7.9%不變。

　　大宗商品降價緩解了全球市場大跌對亞洲經濟增長的衝擊，而亞洲也提高了對西方需求低迷的承受力。自2008年以來，亞洲的政策更多重視內需的擴大。中國現在不再僅僅是世界的加工廠，也成為亞洲其他地區的強大增長引擎。

　　我們還調查了亞洲經濟體的其他關鍵“脈搏”指標：出口增長普遍放緩，但其他指標發出的經濟增長信號喜憂參半。工業産出方面，中國和印度尼西亞似乎仍然表現良好；消費者信心方面，中國大陸、泰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的信心很高而且在上升，印度尼西亞穩定在高位，但香港、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則在下跌。在亞洲，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目前仍是最具韌性的經濟體。

　　一個隱患是：假如外資突然撤離亞洲會怎麼樣？這會導致亞洲的股市和房市驟跌，商業信心下挫，銀行控制信貸。對於那些經常賬戶赤字而且外匯儲備較低的國家，資本凈外逃會引發國際收支問題；對那些固定匯率的國家而言，資本凈外逃會産生貨幣市場利率飆升的惡劣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