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曉河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推進産業結構優化升級，同時推動出口結構升級。我們需要充分認識我國産業結構和出口結構升級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當前世界經濟結構深度調整，迫使中國必須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步伐。世界金融危機之前，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是靠金融擴張來支持赤字消費，他們出口高科技産品，然後大量進口勞動密集型産品，居民儲蓄率低，依靠信貸消費。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産大於國內需求，生産的大量勞動密集型産品只能依賴出口。但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世界原有供求關係被打破，去杠桿化使得美歐等發達國家開始改變高負債的消費方式，政府縮減財政支出，居民壓縮消費增加儲蓄，由此對勞動密集型産品進口需求下降，這給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的中國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因為，中國配置了太多的勞動密集型産業的産能，生産了太多發達國家現在減少甚至停止購買的産品。由此加大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産業的發展壓力。

　　此外，全球市場正在發生兩個深度變化。一個變化是，世界金融危機後，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為了重塑國家優勢，紛紛實行再工業化，各國正在採取戰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國發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産業，鼓勵增加高技術産品出口。比如美國在2010年3月提出未來5年要將出口翻一番的戰略，為此支持新興産業發展，增加高端産品出口。這對中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構成了競爭壓力，會形成“高端擠壓”效應。

　　另一個變化是，金融危機之後，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國、印度、斯裏蘭卡、埃塞俄比亞等發展中國家，他們利用比中國更加低廉的土地資源和勞動成本，生産與中國相同的勞動密集型産品，並向美歐等發達國家出口。目前，在美歐國家市場上，到處是“made in china”的現象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産品正在打入這些市場。新興發展中國家替代中國勞動密集型産品出口的勢頭，就像當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替代亞洲四小龍一樣。這種變化，對中國是一個嚴峻挑戰，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受到了新興發展中國家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的“低端擠出”效應的影響。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利用規模化生産的成本優勢，形成了巨大的製造業産能，但在國際産業分工中，中國製造業被長期鎖定在價值鏈的低端環節，許多行業都集中在加工組裝領域，處於“微笑型曲線”的中間，而在研發、技術、專利、標準制定和品牌、銷售、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沒有比較優勢。

　　根據實踐經驗，處在“微笑型曲線”兩端的産業環節，獲取的附加價值和利潤都較高，而處在“微笑型曲線”中間的産業環節，只能賺取很少的加工組裝費用，利潤率非常低。由於我國還未能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起完整的生産技術體系和商業銷售網絡體系，大量産業只能集中在價值鏈的低端環節，企業很難獲得高附加值、高利潤。要想獲得較多的附加值和利潤，只有靠擴大規模或壓低勞動工資。但在美歐國家對中國需求下降、國內工資成本不斷上升、人民幣不斷升值的情況下，工業規模擴張將受到越來越強的約束。

　　要想改變國際分工地位，向産業鏈的價值高端發展，就必須提高産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目前制約我國技術創新能力的主要因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産業研發投入不足。我國製造業産值總量規模佔全球的14%，而研發投入僅佔世界0.3%；第二，缺乏高端頂尖人才和領軍人才，從事研發活動的科學家工程師數量相對較低。第三，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創新動力不足。由於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我國製造業增加值率僅為26.6%，比美、日、德等發達國家分別低23、22、12個百分點。由於産業缺“芯”，關鍵技術環節依靠國外，使得中國將大量産業收益讓給了外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低勞動成本、低土地價格、低資源價格、低污染成本、低匯率作用下，産業結構中高耗能産業比重過大、污染排放多的矛盾突出。由於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直接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使得經濟發展以犧牲環境福利為代價。目前，中國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産業快速發展帶來的矛盾是，産業增長形成的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形成的污染向大多數人擴散。能否實現以較低的能源需求和較少的環境污染，完成較高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産業結構能否順利實現升級。

　　為此，我們需要改變中國産業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斷降低低端領域和環節的産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和高技術含量的産出量。同時，改變貿易結構方式，需要促進我國從出口導向向對外投資轉變，從出口低端産品向出口高端産品轉變。在我國産業走高端化、細分化之路的過程中，我國應該逐漸減少低端産品、勞動密集型産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高、輻射帶動能力強的高端産品出口。同時，利用我國多年積累起來的資金和人力資本優勢，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自身的産業生産技術體系和國際商業銷售網絡體系。因此，要加快資本流出的市場化進程，取消對私人資本流出的限制，允許並鼓勵對外直接投資。圍繞資本流出的市場化，政府應提供便利化服務，並進行必要的管理。

　　目前， 中國的産業結構是在中低收入階段，受既有財稅體制刺激，以地方GDP和財政收入最大化為目標，以出口為導向，利用城鄉二元結構條件下資源價格低和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借助外資、國企、民企三股力量建立形成的。不對體制進行改革，不建立新的激勵和考核機制，不建立“消費型社會”，産業結構和出口結構就很難實現調整和轉型。(作者係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