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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賦15年翻10倍削弱幸福感
●南方日報記者 黃穎川
在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居民收入比重持續下降的背景下,“減稅”無疑是今後一段不短的時間裏,我國經濟政策走向的關鍵詞之一。在剛剛落下帷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議中,“完善結構性減稅”就在財政政策中排在第一位。
但值得玩味的是,自2004年以來,我國就一直在進行結構性減稅,即部分稅種減稅、部分稅種增稅。不過,過去幾年的結構性減稅並沒有能夠阻止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結果是財政收入所佔GDP的比重從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22.8%。這九年時間總共提高了7.1個百分點,其中沒有任何一年出現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財政收入數據還沒有包括政府的其他收入。如果把其他收入納入進來,廣義財政收入所佔GDP比重在近幾年的提高幅度更加驚人。
2011年被不少學者稱為“減稅”年,國家稅務總局會同財政部等部門,自9月起出臺實施了一系列關於結構性減稅的政策措施。但即便年內出臺多項減稅政策,2011年財政收入仍預計將第一次超過10萬億元,所佔GDP比重將比2010年的20.7%提高2.1個百分點。
在日前舉行的“2012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眾多專家就結構性減稅提出了不同觀點,並引發了一輪“論戰”。為此,針對“減稅”話題,本期南方經濟圓桌邀請了賀鏗、賈康、周天勇、高培勇、陳志武等5位國內一流學者,就我國財稅的問題再次深入探討。
■本期嘉賓
賀 鏗 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賈 康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周天勇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高培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
陳志武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
話題1
宏觀稅負到底有多重?
陳志武:我想説,我們的政府“真貴”。從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貨膨脹的影響去掉,在這15年裏,政府預算內財政稅收翻了1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只增長了2.2倍,農民收入只增長了1.7倍。
2010年,中國8萬多億元的財政稅收和今年的10萬多億元稅收,大概相當於4.3億城鎮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以今年農民的純收入作為基數,今年預算內的財政稅收,相當於14億農民的收入。
周天勇:整個宏觀稅負確實很重,江浙、廣東特別是浙江的一些小微企業,確實生存很困難。
國內的民營企業,為什麼一般都很困難?社保稅率提高,再加上增值稅,它們承受不了,90%的企業,如果不偷稅、漏稅肯定會倒閉。在增值稅率不降低、小微企業的稅收不降的情況下,如果加強徵稅的法制化手段,我覺得,對一些民營製造業、小微企業,包括一些服務業,將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如果最後把製造業都收跑了,我覺得,這個稅制肯定是不合理的。
賈康:有些問題並不是稅的問題,是收費的問題。在企業從創業到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通過通盤的體制改進和管理的創新推進環境優化,給小微企業創造更好的生存條件和發展條件。這不光是稅負的問題,其他和稅負有關的因素,應一併解決。
高培勇:對2010年全部的稅收收入進行分割會發現,70%以上都是間接稅,就是轉嫁性質的稅。這意味著,這70%的稅大量是由消費者負擔的,更多的是中低收入者而不是主要由高收入者負擔的。
把2010年全部的稅收收入加起來,其中91.5%都是被稱作企業的所得稅,真正由個人交納的稅收只有8.5%。這説明,在中國真正有針對性的,可以由政府把握的稅款的比例大概不足10%,大量的稅收都是企業交納之後再把它加入到價格中向全社會擴散的。
賀鏗:世界銀行公佈的基尼系數顯示,將20%的高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和20%的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比較,我們國家是10.7倍,美國8.4倍,印度4.9倍。這幾個數字的比較應該可以充分説明,我們的收入差距太大了。
話題2
結構性減稅到底要怎麼減?
周天勇:我對財政稅收體制改革,有這麼幾個想法。
第一,我們要本著這麼一個精神,就是這麼多的製造業和企業,這麼多的小微企業,在承擔政府各種稅負的情況下能不能生存、能不能有創業的積極性、能不能發展?如果能生存、有創業的積極性、能發展、有就業,這是我們願意看到的。如果因為我們的稅收負擔,小微企業都倒閉了,製造業都不能幹了,我們的就業都沒有了,我想,這肯定是不行的。這説明,我們的稅制是不合理的。
第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老百姓富裕起來。像韓國以及我國的台灣地區,它們在高速增長的時候,國家和台灣地區政府也富裕了,但老百姓富裕得更快。我想,能不能在今後五年、十年中,我們的國家也增加收入,但老百姓也更加富裕起來?
我想,只有尊重這麼兩個原則,話題討論才有意義。
賀鏗:中央提出結構性減稅政策,我認為始終停留在口頭上,必須明確“減誰的稅,減多少,怎麼減”。不能只説不做,要研究制定具體的減稅的措施辦法。對小微企業,人大財經委已經做過了幾次調研,覺得小微企業的確存在不少的問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不具體,究竟是怎樣的企業要減、怎麼減,目前還沒有具體的辦法。
高培勇:我們討論問題的時候,必須要理解中國的國情。我們的間接稅比重偏高,企業繳納的比重太高了,因此,我們要做一件事:在保持稅收穩定並略有增加的前提下,減少間接稅,增加直接稅,個人的稅收要增加,企業的稅收要減少。這樣做,矛頭所指並不是普通人,而是指高收入者、富人。只有富人和高收入者繳納稅收多了,普通人繳納稅收才少,只有直接稅多了,間接稅才可以減少。
另外,2010年,在全國稅收收入中,由國有企業繳納的稅收比重佔14.7%,在全國城鎮職工當中,只有17.2%的人工作在國有企業。這兩個數字能告訴我們幾個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國有企業的佔比是怎樣一種分量;第二,在稅收貢獻度中,國有企業的佔比是怎樣的;第三,在整個城鎮職工就業的大棋盤上,國有企業的佔比是怎樣的。
賈康: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現代的稅制,必須是中國的直接稅增長起來,替代痛苦程度很高、主要落實在中低收入階層的間接稅。該減的稅確實應該減,包括企業所得稅的並軌,以及增值稅的轉型,到個人所得稅的降低,這些測算出來都是幾千億、幾千億的。而(增收新的稅種)更多的是看稅收的框架,比如房地産稅試點,在中國的法律框架裏是合法的,它所增加的稅收也是微乎其微的。
陳志武:我是希望每個人能記住,在財政部民主制約不大的情況下,千萬不要輕易地又推出新的稅種,應該把現有的稅种先減掉兩萬億以後,才有可能談新稅種的推出。尤其是,不能為了一時的政策需要,不能以財産稅這種根本性的、涉及到老百姓利益的稅法,來為短期的宏觀調控需要找到解決的方案。
話題3
政府應該花多少錢,怎麼花?
高培勇:政府應該收多少錢,要先看一看政府究竟應該花多少錢,究竟需要政府幹多少事。如果不聯絡政府的職能、不聯絡政府在現實社會中做的事情去論證政府該徵多少稅,我認為意義是不大的,必須要腳踏實地而不能隔岸觀火。
政府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花錢,如果大家關注政府的改革,關注政府的職能履行情況,應該從關心政府的財政狀況入手。
賀鏗:我始終認為,財政稅收主要的功能是促進社會公平,應該利用財政和稅收的杠桿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經濟協調發展。關於財政支出,我講五個觀點:第一,加強中央財力,合理轉移財力,促進地區之間的均衡發展。我們國家地域很大,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中央必須有足夠的財力轉移到地方,轉移到欠發達的地方,才有可能促進東、中、西部協調發展。第二,財政支出的重點要真正地轉向農村,促進城鄉的協調發展。第三,要認真地落實結構性減稅的政策,扶植小微企業的發展,提高就業水平,促進低收入者增收。第四,要大力壓減“三公”經費的支出,努力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第五,調整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