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中國人財富觀之變遷

　　7月的一個週末，陳婕帶著父母、孩子一起從北京驅車300多公里到南戴河度假。京沈高速上車流不少，都是像他們一樣去海邊度週末的家庭。

　　在酒店門前的廣場上停好車後，陳婕從後備箱裏往外拿東西，她邊拿邊問母親：“這樣的生活，你們年輕的那會兒根本就想不到吧？”

　　“那當然，做夢都想不到。”母親回答。

　　陳婕的母親生於20世紀50年代，經歷過最為困苦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經歷過最為狂躁的文革時代，也經歷過那令人惴惴不安又興奮不已的改革開放浪潮，但不管在哪個時期，她都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家用轎車的主人，會開著車去超市把大把的生活用品從貨架上搬到後備箱，會開著車去鄰近的海邊度週末——這些都是曾經電影裏西方人的生活，那麼遙不可及，怎麼突然之間就到了眼前？

　　80年代：拒談財富 遠離“罪惡”

　　在改革開放之前，也就是陳婕的母親還年輕的時代，中國社會流行的三大件是手錶、縫紉機和自行車。誰家要是有了這三樣東西，套用一句現在流行的話兒，那可是讓人“羨慕嫉妒恨”。

　　這三大件，各自都有著自己的“名牌”。手錶是梅花牌的，小夥子們都以手腕上能戴上梅花表而驕傲，那也是他們送給未婚妻最好的禮物；縫紉機是飛人牌的，姑娘們都希望結婚時獲得這樣一份嫁粧，那是很榮耀的陪嫁；自行車則是天津飛鴿牌最為有名，一個家庭要是能買上一輛自行車，那可得像對待寶貝一樣，天天扛到臥室放著，每次用之前還要用抹布擦得蹭蹭亮。

　　林璐是一個80後的孩子。有一年暑假她要去上補習班，但因為沒有手錶而經常遲到。父親從抽屜裏找出好幾塊手錶，但她不是嫌這個表盤太大，就是那個錶鏈太土氣。父親嘆口氣説：“時代真是不同了，我們那會兒有塊表就高興得不得了。”

　　父親林傑華當年上學的時候，全校唯一的一塊鐘錶挂在傳達室，全體師生上下課的時間都由傳達室大爺敲鐘的聲音決定。林傑華參加高考那年，林璐的奶奶找同事借了塊手錶讓兒子戴上，結果讓林傑華激動得一夜未睡好。

　　林璐家的陽臺上，至今還放著一台舊式縫紉機，一方粗布蓋在上面，已經落滿了厚厚的灰塵。這臺縫紉機是當年林璐的奶奶從上海寄來的，千里迢迢運到濟南費盡了週折。那時全國的物質供應都很緊張，林傑華在濟南想盡辦法也買不到一台縫紉機，只好請在上海的父母幫忙。縫紉機好不容易買到了，運送成了難題，因為上海規定縫紉機一律不準帶出。林璐奶奶想了個辦法，找了個木箱子，把縫紉機拆開塞到木箱子裏，外面用布包裹得嚴嚴實實。但沒想到在火車站托運處過磅時還是被發現了，林璐奶奶只好上去説了一大堆好話，最終縫紉機才被“放行”。

　　如今這臺縫紉機早已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很難再有用得上的時候。但林璐的父母捨不得丟棄它，在陽臺上給它找了個安置的位置。那是一段歲月的印證。

　　那個年代的人們，不僅絲毫沒有“理財”的概念，財富對於他們來説也猶如“洪水猛獸”。中國傳統文化中自古有著“財富原罪説”的影子——為富者一般“不仁”。這種觀念在改革開放之前的文革歲月裏登峰造極——“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其實，在那時大家都沒什麼財富，工資差別不大，誰也不會比誰多幾個錢。中國人都在九級工資的體系下過著成色單一的生活，房子單位分、看病單位管，條件好一點的能買“三大件”，條件差一點的只能吃飽飯，但差別也僅僅如此。股票、基金是聽都沒聽過的詞兒，即便知道，也沒人敢拿真金白銀嘗試，那會兒連把錢存銀行，看著鈔票變成紙上的白底黑字都不放心呢，還談什麼投資呢？

　　90年代：追求財富 半遮半掩

　　陳婕生於20世紀70年代，沒吃過太多苦頭，但她在七八十年代度過了童年時期，在八九十年代度過了青少年時期，而後長大成人，成家立業，亦是被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時代變遷的親歷者。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的巨變是史無前例的，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曾撰文表示，是改革開放讓國人樹立了現代財富觀。

　　如果説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它的印記，那麼，在改革開放前期，中國社會財富的象徵是電冰箱、洗衣機和電視機，這是“新三大件”。

　　陳婕家的第一個電視機是她懂電子技術的父親組裝的一台9寸的黑白電視。那時大概是1980年，即便是比書大不了多少的電視機也是新鮮玩意兒，一到晚上，鄰居們都搬著小凳子來陳婕家，電視機以及美劇《大西洋底來的人》如同一塊強力磁鐵吸引著人們。另一種生活是什麼樣？這時剛剛打開了一扇窗。

　　後來，陳婕家換了一部尺寸大一點的電視，依然是黑白的。那時，很多城市家庭都能擁有這樣一部“小黑白”了，因此，鄰居搬著小凳子圍坐在電視機前的情形不再常有。1983年夏，電視臺正在熱播翁美玲版的《射雕英雄傳》，一吃過晚飯，陳婕的母親就趕緊收拾碗筷，然後在陽臺上架起竹床，把電視機轉到面朝陽臺，一家人坐在竹床上看射雕。陳婕母親種的茉莉花開得正好，清香飄過，那是寧靜而心有期待的夜晚。

　　等到陳婕七八歲時候，家裏才購置了一台冰箱，雪花牌的。這讓陳婕很興奮，以前都是拿著保溫瓶去父親單位小賣部打冰汽水，如今在自己家裏打開冰箱就能喝到了，還能自己在家做冰棍！

　　對於中國人來説，20世紀80年代是闖蕩的歲月。他們從“均貧”的日子裏驚醒，開始意識到通過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善生活，那種新生活他們之前根本無可想象。人們心裏沉睡的對財富的渴望甦醒了，一些先行者勇敢地追尋它。1988年，海南建省辦特區。那一年，從全國各地湧來無數闖蕩者，人數超過了10萬，到1990年人才大潮消退之前，海南省人才交流服務中心庫存人才檔案達18萬份之多。王建平是其中的一位，他現在是海口一家廣告公司的老闆，當初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從吉林來到海南，20多年後，經歷過財富激增與坍塌的他回憶初上海島的日子，用“每天睜開眼睛都興奮”來形容。

　　不過，在那個年代，對財富的追尋依然有點“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社會開始接納追求財富的行為，但經過那麼多年的壓制，多少有些畏縮。1984年，柳傳志創辦聯想集團的前身，公司賺了一些錢後柳傳志在年底給每個員工發了幾十元的獎金。他告誡得到獎金的員工“不要告訴其他人”，也就是説，“發獎金”在當時還是一件不太擺得上臺面的事情。

　　股票作為新鮮的投資産品，在這段時間裏進入中國人的視野。1983年新中國第一支股票面世，由深圳寶安縣聯合投資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次年，聯合投資公司獲純利17萬元，購買股票者首次分得紅利；1987年9月，作為新中國第一家證券公司的深圳經濟特區證券公司正式成立，它位於園嶺新村的舊址見證過當年股民的瘋狂，三四十平方米的市場部根本擠不下那麼多人，外面的草地上都是人山人海，證券公司不得已只能晚上加開夜市以應付局面。

　　隨著手頭財富的越積越多，人們生活的變化也越來越大。陳婕家裏在添置完電視機、電冰箱和洗衣機之後，在20世紀90年代初裝上了固定電話。在同學中，陳婕家屬於裝電話比較早的一批，這讓她覺得很自豪。那時有電話的家庭還不常見，很多親戚來了後都喜歡拿起話筒，假裝在打電話的樣子，然後拍一張照片。

　　之後，這個家庭還買了一台空調，那是因為陳婕的母親傷了腿，在兩個月的時間裏只能臥床休息，陳婕的父親怕妻子太熱，執意買一台空調。陳婕的母親起初不同意，覺得太奢侈了，後來拗不過，買了回來。

　　00年代：樂享財富 品質生活

　　進入21世紀之後，陳婕大學畢業，結婚生子。孩子出生在一個絕然不同的時代。陳婕的嬰兒時期，每次出行都是被綁父親的背上，父親騎著自行車；再長大一點，父親在自行車後架上安裝了一個座椅，陳婕坐在上面，唱著“我有一個好爸爸……”，前面的父親就會騎得更帶勁。

　　陳婕的孩子不會有這樣的記憶。他出生時，陳婕已經購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以及一輛私家車。孩子出生前，陳婕與丈夫商量的是買什麼樣的兒童安全座椅最安全。中國已經敲開了汽車時代的大門，一個中産階級家庭，擁有一輛車不再是一件新鮮的事兒，有些富裕一點的家庭甚至會有兩輛：一輛轎車用於城區代步，一輛越野用於假日出遊。2010年，北京的機動車已經逼近500萬輛，為了治理日益擁堵的交通，北京交管局不得不出臺從“限行”到“限購”的管制型措施，但即便如此，也擋不住城市家庭購買私家轎車的熱情。

　　住房領域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陳婕小時候住的房子是她父親單位分的，他們只需要象徵性地交一點點房租；1998年國家啟動住房貨幣化的改革，他們花2萬元把房子的所有權買了下來，這是當時很多家庭的購房路徑。等到陳婕結婚成家時，已全然變成商品房時代。陳婕還算幸運，趕在北京房價飆升之前買下了房子，若是等到現在，動輒兩三萬/平方米的房價只能讓她“望房興嘆”。當縫紉機和自行車已經被很多家庭拋棄，而電冰箱、洗衣機和電視機成為普通“標配”時，住房和汽車成了新時代“三大件”中最重要的兩項。另外一項是保險。隨著財富觀的進步，也隨著對未來風險意識的增強，買保險成為很多家庭的理財方式。

　　陳婕的朋友易芳，在30歲時給自己買了一份大病保險。易芳是典型的城市白領、大齡剩女，她説這份保險是給自己的生日禮物，在沒嫁出去的時候，有能力為自己買一份保障，何樂而不為？

　　她的另一個朋友魏平，最近剛剛給新生的兒子買了份保險，是一種分紅型的教育險。“如今教育花銷太大，不買保險吧，要不錢就被花掉了，要不就貶值掉了，不划算。”魏平説。

　　陳婕自己現在買了一份基金定投。她的想法和魏平差不多。在孩子出生後她開始有了一些理財的意識，基金、股票、短期理財産品，她都買了一些。在她看來，不管如何，都比存銀行活期要強。

　　跟上時代的並不止陳婕這些年輕人。他們的父輩甚至祖輩，如今也熱衷於這些新時代理財方法。2006年、2007年基金火熱的年份，陳婕發覺去銀行取錢等候的時間長了很多，前面都是老頭老太太在排隊，做什麼？買基金！

　　本文由中國平安“中國人財富商數調研項目”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