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趨緩。各方也期待正在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出更多的答案。

　　日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了明年宏觀調控兩大要點：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在鄭新立看來，今年因為防通脹而放鬆的發展方式轉變，必須要在明年有所突破，這樣不僅能夠在明年保持物價的穩定，而且能夠實現穩定的經濟增長。不僅能夠保持明年的穩定增長，還為整個“十二五”和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平穩較快增長創造前提條件。

　　對於“穩”字當頭下可能的改革議題，在最近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討論時，大家集中認為，明年應當把深入金融體制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和整個改革的突破口。

　　轉變發展方式為穩增長

　　《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基調變了嗎？

　　鄭新立：首先來看今年經濟運行，主要有三個突出特點，一個是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勢頭沒變，1-3季度，GDP平均增長的速度為9.2%，比前些年兩位數的增長略有下降，但仍然屬於快速增長的範圍，而且符合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

　　第二個特點是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平衡拉動，增長速度都在百分之十幾到二十幾，特別是消費的增長速度，比去年有所加快，民間投資增長比國有單位投資增長速度有所加快，這説明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增長機制發揮的作用更大了。

　　第三個特點就是通過膨脹已經出現了拐點，8、9、10、11月連續四個月通脹率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儘管下降的幅度不大，但通脹走勢已經形成，通脹的壓力已經有所緩解。

　　所以明年宏觀調控，要把實現物價穩定與經濟穩定增長這雙重目標作為重要任務。

　　《21世紀》：從中央政治局會議來看，當前的宏觀調控順序，已由此前的“防通脹、調結構、保增長”，調整為“穩增長、調結構、防通脹”，如何看待這種順序上的變成？

　　鄭新立：順序上的變化，有重要的政策含義，今年作為“十二五”的開局之年，要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由於通貨膨脹來臨，所以在宏觀調控上，不得不把抑制通脹放在宏觀調控的首要地位，那麼相應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有所放鬆，隨著今年下半年和明年通脹的壓力有所緩解，我們應當適時的把宏觀調控的重點轉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也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夠實現既抑制通脹又保持穩定增長這樣一個雙重目標。

　　轉變發展方式，是要解決經濟運行中間的一些深層次矛盾，要調整經濟結構裏重大的扭曲關係。實現發展方式轉變上的突破，我們不僅能夠在明年保持物價穩定，而且能夠實現穩定的經濟增長，而且還為整個“十二五”和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平穩較快的增長創造前提條件。

　　明年把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放在首要地位，就是説要通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來支持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同時要鞏固今年抑制通脹的成果，這個變化是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所提出來的具有針對性的戰略決策。

　　高投資率、低消費率必須扭轉

　　《21世紀》：政治局會議定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跟過去有什麼不同？側重點有什麼變化？

　　鄭新立：明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就保持了今年宏觀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但是在具體實施上，應當更多的側重於把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圍繞轉變發展方式的任務，通過財政政策引導信貸的投向，引導社會資金的投向，把整個社會資金包括銀行的資金，引導到結構調整所需要的方向上來，引導到轉變發展方式所需要的行業上來，這樣就可以既消化了銀行過剩的流動性，有利於緩解通脹的壓力，同時又把這些資金集中使用到轉變發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來，具體來説把資金引導到戰略性新興産業、服務業、農業現代化、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海外投資上來。

　　《21世紀》：未來的積極財政政策表現會是什麼？

　　鄭新立：從財政投資的角度看，要比2008年、2009年要少一些，但是財政資金的使用不要過多的用於直接投資，通過財政的貼息、減稅、資本金補助等政策，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把社會資金引導到結構調整所需要的方向上來，這才是財政政策的著力點，特別是把財政政策要引導那些能夠提高居民消費力的投資方向上來。

　　《21世紀》：明年穩健的貨幣政策執行力度上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鄭新立：現在貨幣供應量還是保持較快的增長，明年增長的速度會比今年略高一點，但是貨幣政策的重點，應當以結構優化的政策來取代總量緊縮的政策，今年由於我們抑制通脹的需要，總量控制上不斷的提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最近央行宣佈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可能貨幣政策會進一步有所鬆動，但是這些貸款要投到優化結構方面。

　　《21世紀》：講到加快經濟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著力擴大國內需求，還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

　　鄭新立：明年一定要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發展方式轉變，要取得突破性進展。

　　發展方式轉變最重要的就是降低投資率、提高消費率。去年我們的投資率上升到48.6%的歷史最高水平，比前年又提高了1.1個百分點，而且最終消費率第一次低於投資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七點幾，就是説去年我們生産的産品裏面有將近一半是用來擴大再生産了，老百姓消費比投資的還要少，這種結構處在極度扭曲的狀態，是不可持續的。

　　高投資率必然帶來生産能力過剩，如果説現在製造業生産能力已經過剩了，過一段時間基礎設施的供給也會出現過剩，投資增長迅速，消費增長慢，比例嚴重失衡。

　　我們創造的GDP中只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消費，這個比例比美國低一半，美國是78%我們是34%，原因就是高收入的人該買的都買了，增加收入以後消費意向也比較低，低收入的人想買又沒有錢，所以要通過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形成一個橄欖性的收入分配結構，特別是重點提高農民的收入，通過居民消費率的提高，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如果我們能夠在“十二五”期間使居民消費率提高10個百分點，由現在的34%提高到44%，就意味著每年將有一、兩萬億商品由過去用於投資，現在轉過來讓老百姓消費，我們提出以人為本，提出要執政為民，提高了居民消費率，讓老百姓得到更多好處，是對執政理念的最好落實。

　　轉變發展方式必須在明年有所突破

　　以金融改革為整個改革的突破口

　　《21世紀》：對於明年的改革，有哪些領域值得期待？

　　鄭新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最近討論明年的改革問題，大家集中認為，明年應當把深入金融體制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和整個改革的突破口，金融體系的改革要綜合配套推進，從7個方面同時推進金融體制的改革。

　　第一就是放寬民間資金對金融産業的準入，落實國務院去年13號文提出的允許民間資金髮起設立個人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機構，包括存在銀行貸款公司和資金合作社等等，這樣就可以讓民間借貸浮出水面，使它規範化、法制化，人人可以通過合法的金融機構獲得利率較低的貸款，那麼高利貸就無影無蹤了，今年上半年一些地區高利貸氾濫，溫州地區貸款利率平均達25%，這是金融體制改革滯後的結果，一些國有商業銀行、國有企業甚至也參與到高利貸中。

　　第二項改革就是應當推進利率的市場化，通過競爭來降低利率，誰的利率低我就借誰的資金。

　　第三項改革就是建立地區性的金融監管機構，把這些小型金融機構監管的責任，交給地區的政府，在業務上接受國家銀監會的指導。

　　第四項就是要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公司和貸款擔保公司，用市場機制來化解金融風險。

　　第五項就是實行商業銀行中長期貸款證券化的實踐，現在商業銀行業務比較單一，貸款規模要擴大，就不得不通過擴大資本金的方式來降低自有資金的比例，這對銀行增強國際競爭力是不利的，本來在金融危機前就進行這方面的試點，金融危機一來，試點就停下來了。我們還要進行中長期貸款的證券化，把部分中長期貸款放在市場上，可以回收資金，銀行能夠擴大貸款規模。

　　第六項就是改革外匯管理和使用機制，現在外匯這麼多，就是商業銀行外匯貸款積極性還沒有調動起來，現在的制度是商業銀行到央行的外匯市場上，用人民幣購匯，然後再給走出去的企業提供外匯貸款，等於把匯率風險推給了商業銀行，因為人民幣長期還是看漲，雖然最近降了，所以商業銀行不願意一次性大量購買外匯提供貸款。現在提出很多解決的問題的辦法，可以把多餘的外匯用出去。

　　第七項改革就是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現在股票市場在資本市場佔百分之七十幾的比例，發達國家在資本市場中債券市場佔到了百分之七十，股票市場佔到了二三十，我們的債券市場剛剛起步，特別是鼓勵經營較好的企業發行債券，完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

　　金融體制要同步推進七大改革，使資金活力調動起來，提高資金的週轉率，發揮對經濟增長。

　　《21世紀》：按照改革排序，接下來哪些領域的改革是要加緊推進的？

　　鄭新立：第二位的改革就是城鄉一體化改革，包括城鄉規劃一體化、産業發展一體化、基礎設施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社會管理一體化，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素市場一體化，各類生産要素要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現在好多生産要素在城鄉之間流動還是受阻。

　　比如城裏人購買住房可以賣，但是農自己的宅基地、承包土地的用益物權都還沒有得到落實，農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土地的用益物權還不能轉化為他們財産型收入，這是農民收入比城裏收入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最近重慶進行了改革，農民可以用宅基地蓋房子，向城裏人出售，同時城市與村莊土地增減挂鉤，由國家土地局丈量，在適宜範圍內佔補平衡，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寧帶隊專門到重慶去做了調查，最後調研報告題目就是：要讓農民擁有財産型收入，才能夠使農民比較快的富裕起來。我非常贊同他的觀點，所以只要城鄉之間的生産要素能夠雙向自由流動，就可以把潛藏在農村巨大的潛力釋放出來，支持未來經濟的長遠可持續發展。

　　現在有人説中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已經結束了，我覺得這個話説的太早，因為中國農村還有7億人口。從事農業勞動是農民收入水平低、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最根本原因，要縮小城鄉差距，就要減少農民，加快向二三産業轉移。

　　現在還要改變土地財政推高房價的機制，地方房價越高土地出讓金越多，收入越多地方政府可用於建設的資金就越多，形成了推高房價的機制，現在要改變這種土地財政，改變整個稅制，為地方政府提供穩定稅源，比如物業稅。

　　我們將來城市化還是多發展中小城市，中小城市要通過發展産業提供就業，在中小城市的如果收入比較高，生活環境也比較好，大家就不會涌到大城市去了，我們要通過産業的調整，佈局的調整吸引那些企業更多地到中小城市去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