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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鐵城代工廠勞資談判成功 員工獲賠七折加班費

發佈時間:2011年12月06日 09:41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 手機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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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麗濤

  經過近半個月的勞資糾紛談判,11月30日,日本西鐵城控股(Citizen Holdings)公司的代工廠冠星精密錶鏈廠(下稱“冠星廠”)的上千名員工如期拿到了資方承諾發放給他們的過去五年每天40分鐘加班補償款第一期,工人們興奮地邀約著一起去吃飯慶祝。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這是由12名員工代表582名工人和資方經過三輪談判達成的西鐵城冠星廠勞資糾紛最好的結果,談判中廣東省勞維律師事務所為工人提供法律支持,直接和資方代表進行談判。

  “冠星廠的勞資談判在沒有任何官方介入的情況下,完全依照市場經濟規律運行並取得成功,稱得上是全國首例。”中國集體談判論壇編輯何遠程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他作為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助理全程參與了此次勞資談判。

  有中國特色的勞資糾紛的解決模式,是沒有官方介入的勞資談判還是政、勞、資三方參與的集體協商,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真正意義上勞資談判

  11月6日,十名參與冠星廠勞資糾紛事件的工人代表通過一些法律義工找到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拿出了徵集到的584名該廠員工的授權簽名,希望勞維所提供法律支持,介入此事。

  “我們建議員工代表繼續通過協商對話的方式與公司交涉,員工代表採納了建議。”何遠程説,當天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正式和584名工人建立委託代理關係。

  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的兩位合夥人段毅和劉雪壇是全國第一家合夥制律師事務所——段武劉律師事務所的兩位合夥人,上世紀90年代已年收入十幾萬元,他們推動了合夥制律師事務所章程的建立。目前,推動集體談判制度的建立,成為他們推動社會公正的方式之一。

  “集體談判是最節省企業、司法、社會成本的方式。”何遠程説,如果584名工人以訴訟的方式解決,法院要立584個案件,這對司法資源是極大浪費,對於企業來説,停工一天可能造成幾十萬的損失,勞資談判達成的結果對員工的賠償可能比損失少得多。

  事實上,冠星廠停工事件已經讓西鐵城公司高層相當焦慮。

  11月9日,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以主任段毅律師為首的律師團隊給冠星廠快遞發出律師函,建議廠方,與員工代表開展集體協商。

  律師函發出的第二天,勞維所就接到了冠星廠相關領導打來的電話稱,廠方很高興有律師介入,希望能和員工代表談判,儘快解決問題。

  此後,員工代表和資方代表進行了三次談判,包括一次預備會議、兩次正式談判。

  預備會議對正式談判雙方談判代表人數及構成、旁聽人員資格、中止機制、第三方參與、談判會場紀律等方面都做了約定。

  何遠程介紹,勞維所律師在談判程序上給予指導,主要的工人權益交涉由員工代表和廠方代表進行。

  11月13日和16日進行了兩輪談判,談判過程並不順利,廠方認為40分鐘算作加班費無法律依據,但從合理性角度接受以加班費的計算標準計算補償。廠方最初拿出的方案離員工的預期相距甚遠。

  最終,廠方經過全盤考慮,權衡利弊,給出了最終解決方案:和解金以員工目前基本工資為基數,對2005年10月1日至2010年10月31日期間每天40分鐘的工作時間(具體時間以員工當時考勤記錄為準),按加班費計算,最後計算數額做70%折算給付。該和解金從2011年11月起,逐月分五次發放。

  同時,該方案覆蓋包括簽名授權的584名員工在內的全廠千余名工人。對將來離職的員工,廠方承諾不會影響其和解金的分期發放。勞方對此方案表示接受,隨後簽署了備忘錄。

  一位員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説,這份和解方案已經幾乎獲得全廠員工認可,他們目前已恢復滿負荷工作狀態。

  未來勞資協商的方式探討

  何遠程表示,這是一次在工人維權基礎上,增長型的勞資談判。這樣的談判經歷也讓一位員工代表有所感觸,“通過這件事讓我們更有經驗,不懂的事先諮詢律師,理性的基礎上由員工代表和老闆談。這是一次完全沒有官方參加的談判,工人的問題最後還是要跟老闆談妥了才能解決。”

  在廣東省勞維所的律師看來,冠星廠勞資談判是一次純粹市場行為的談判,沒有官方的介入。

  廣東勞維所一直在推進集體談判制度建立,他們堅持的理由是,集體談判是市場行為的勞資對話,在企業層面的工會並不能完全代表工人的利益,政府的一些調停部門也需要把博弈的空間留給工人和老闆,這樣才能真正達成內部和諧。

  何遠程表示,能夠實現真正勞資談判前提是勞方主體的成熟,但中國工人的素質沒有達到一定程度時,不足以和資方形成對話。

  目前,中國主要法律界定的解決勞資糾紛的方法為“集體協商”,這是一種由工會主導的自上而下協商。“集體談判”則是一種以工人為主體和資方進行的談判。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主任喬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律師仍然不是目前中國勞資協商的常態主體,純粹市場化的集體談判也不是中國目前政治結構、法律環境下的常態方式。

  他認為,中國工會的功能可以從幾個渠道來改善,如加強民主選舉,增強工會和工人的聯絡,將分散的企業談判上升為集中化的行業和區域的協商。積極穩妥地推進集體協商這項工作,越來越會成為未來中國調整勞動關係的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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