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事件不少演化為標準之爭，涉及國家標準大大低於國際標準、內外標準有別等問題。今年年中關於生乳新國標的爭論一度鬧得沸沸颺颺，中國乳品標準被有的業內人士稱為“全球最差標準”。據了解，我國食品安全標準採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的比例僅為23%。(見11月23日《經濟參考報》)

　　別説食品行業聽多了“與國際接軌”的口號，就是普通民眾，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中也已接受了“與國際接軌”“國際慣例”之類的説辭。現今的一些大企業以及政府部門，在推出某項措施或堅持某種現狀之時，往往就兩個理由：要麼“國情不同”，要麼“與國際接軌”。比如，有公眾期待相關部門學習一下國外經驗，可能立馬便有人站出來説，“這不符合中國國情”。至於究竟哪不符合，人家又王顧左右而言他了。

　　説到“與國際接軌”，更是舉不勝舉。比如銀行收費、油價上漲、歧視小額業務、電信業收取月租費和雙向收費等等國際慣例，目不暇接。不少行業動輒將國際慣例包裝起來，放在中國消費者面前，還擺出一副“全世界都這麼搞了，就我們還傻愣著”的姿態。

　　很明顯，“國際慣例”也好，“國情不同”也罷，有時在被濫用和褻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蛻變為狙擊公眾權利的“殺手锏”，演變為壟斷企業或利益集團攫取利益的法寶和混淆視聽的遮羞布。

　　一會兒辯解“不合國情”，一會兒嚷著“與國際接軌”，究竟何去何從？其實，歸類“不合國情”和“國際慣例”的背景，不難找到一些共性，那就是依利益集團的利益方向而定。

　　例如，水、電、電信等行業一些收費為人詬病，公眾期盼改變，作為利益既得者當然不願意放手，此時他們大可以説，收費是 “與國際接軌”，改變則“不合國情”。

　　説白了，在某些利益集團面前，與國際接軌就像一座橋，面對民意洶湧的大河時，就用上；不用時就拆掉，改用“國情不同”去敷衍人們對中外差別的質疑。就比如一些民生産品的價格問題，“國情”往往是高價運行，而“國際慣例”反之，此時，一些人或部門自然是棄“國際慣例”而守“中國國情”了。

　　出現“國際慣例”和“國情不同”依利而行，根子在於各方利益博弈不平衡。強勢一方欺壓弱勢一方的邏輯顯現，使得“不合國情”與“國際慣例”成為維護部門利益和壟斷利益，無視社會輿論和民眾合理訴求的遮羞布。在此語境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民眾常常感嘆：該接軌的不接軌，該尊重國情的卻接軌了。

　　正因此，靠什麼擊破利益集團使用“不合國情”或“與國際接軌”的“鐵布衫”，成為必須直面的問題。食品標準如此，其他行業標準亦如此。

　　鄧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