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１１月２２日電（記者齊紫劍）對美債危機外溢效應心有餘悸，全球密切關注美國國會削減赤字特別委員會的談判結果。然而，委員會卻于２１日宣佈，其減赤努力以失敗告終。它清楚顯示，即使這樣一個“超級委員會”，也醫治不了美國政治決策低效、利益左右政治責任的頑疾。

　　“超級委員會”凸顯經濟艱難時刻，美國政治制度難用有效的決策應對危機。一如共和黨參議員斯諾所指出，“在國會堅定走向不幸的低效中，這代表了又一個令人遺憾的里程碑”，“這幅功能紊亂的畫面告訴美國人，他們的政府不能為克服主要挑戰提出方法”。

　　決策低效浮出水面，深水處是美國政治運作中的利益推手。“超級委員會”曾被寄予厚望，被稱為“改變美國財政運行方向、創造更好就業環境的黃金機會”。它也被賦予“超級廣泛”的權力，並且如果委員會多數成員達成方案，眾參兩院必須不作修改地進行投票。與此同時，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全球經濟脆弱時刻，其重要經濟決策對世界影響不言而喻。但即便如此，“超級委員會”的多重責任很大程度上仍讓渡于利益影響。

　　委員會分歧核心在於：共和黨反對增稅，尤其是對最富有的美國人增稅，而如果不增稅，民主黨就不肯在削減聯邦養老金和醫療補助方面過多讓步。分歧不僅是核心價值的差別，更反映了背後不同利益集團發揮作用。委員會工作的三個月間，不同力量不停角力。比如，反對增稅者在國會推動“代言團體”行動，７０多名共和黨議員發出公開信，要求委員會不要採納任何增稅提議。在美國大選不斷升溫的時刻，為爭取自身選民支持，反映在“超級委員會”的較量更加激烈。美聯儲前副主席裏夫林深刻指出：立場迥異利益團體的影響和大選前兩黨毫不相讓的政治氛圍，是“超級委員會”失敗的重要原因。

　　金融危機後，從被稱為“大蕭條”以來最嚴厲金融監管措施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的一再妥協，到美債危機兩黨爭鬥，直至“佔領華爾街”活動反對資本與政治聯姻，政治中的利益指向不斷顯現。“超級委員會”沒有擺脫兩黨“雙輸”的結局，與其説輸給了對手，不如説輸給美國的政治頑疾。

　　“超級委員會”迎來結局之際，它的一些成員在電視上相互指責對手。這是人們似曾相識的一幕：國內無法決策時，指責對方；自身增長乏力時，到別國尋“替罪羊”。從近期美國參議院通過旨在逼迫人民幣加速升值法案，到共和黨總統競選人羅姆尼等人不負責任的對華貿易鼓噪，本質都是缺少責任自省。

　　對於“超級委員會”的黯然謝幕，紐約市長布隆伯格指出，這表明“華盛頓在治理國家方面的無力”。也許，美國政界當前需要思考的不只是減赤法案，更是出了問題的決策機制和自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