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爭取人民幣的國際定價權則具有截然不同的深遠影響。二戰後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實行了“馬歇爾計劃”，當美元成為世界貨幣後，美國自然也就獲得了世界市場的定價權，從而讓美國牢牢佔據了世界領導者的地位。如果我們進行這些戰略性的考量，就會發現在歐洲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這一歐洲主動送給中國的禮物比中國主動提出的三個條件更有價值，而且更容易實現。

　　面對愈演愈烈的歐洲危機，歐盟的自救行為越來越多，比如近日歐洲議會通過法案，禁止信用違約掉期(CDS)“裸交易”與限制“裸賣空”行為，其目的就是打擊針對主權債務的投機行為，特別是做空行為。

　　所謂信用違約掉期的“裸交易”，是指在沒有與掉期交易相關債券參與的情況下單純買賣信用違約掉期的交易。信用違約掉期是一種對債券的違約行為進行的保險。該法案一旦實施，金融機構就無法在不擁有希臘或意大利國債的情況下對相關的信用違約掉期進行買賣，這種買賣通常被認為是投機行為。投機具有很強的市場負外部性，負外部性其實就是“損人利己”的經濟現象。2009年7月美國聯邦證管機構就決定將禁止裸賣空的臨時性法令延伸為永久性，其實在1997-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香港開始禁止裸賣空而且禁令迄今一直有效。

　　“拯救式崛起”有歷史先例

　　其實歐債不能等同於歐元危機，歐元區更不會因此解體，當前的歐債危機其實已經得到了控制，其蔓延更多的是市場心理因素。如果歐洲危機大到一定的程度，歐洲央行將重啟債券購買計劃，也就是歐洲央行通過印刷歐元來購買成員國的債券，因此歐元不會崩潰。

　　關於中國對歐盟的救助，筆者不同意很多所謂“充當冤大頭”的説法，筆者認為中國應該從戰略和技術兩方面來考慮這個問題，戰略上我們可以將其看做有助於中國崛起的一個契機，在人們的印象中，中國崛起必然對其他國家構成挑戰，但歷史並不是這樣的，因為除了“挑戰式崛起”之外，還有一種崛起方式為“拯救式崛起”。

　　歷史上美國的崛起也不是通過“挑戰式崛起”實現的，也是通過“拯救式崛起”實現的，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就是在二戰過程中通過將其他國家從法西斯侵略中拯救出來而實現的。同理，中國也難免會依照歷史經驗走這種“拯救式崛起”道路，況且眼前中國也具備了這樣的機會，本次歐債危機就是中國的機會。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技術上考慮，在技術上主要是“條件交換”的問題，而在這方面筆者認為“爭政治利益不如爭定價權”。

　　在“援歐”的系列談判中，歐洲給中國開出了一個條件，即是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首席執行官雷格林提出的“發行人民幣債券，並提供初期投資保障措施”。可是中國並沒有理會歐洲這一條件，與此同時中國卻給歐洲開出了三個條件，其一是給予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更大影響力；其二是承認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市場經濟地位；其三是取消對華武器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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