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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經濟出版社與第一財經日報社聯合舉辦的中央企業發展高層論壇今日在北京召開。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副局長王潤秋在會上指出,中央企業的硬實力已經和世界一流企業差距不大,最大的差距,一是文化力,一是創新力。
以下是王潤秋的發言實錄。
王潤秋:剛才張德霖主席講得非常好,視野開闊、高屋建瓴,論點很精闢,我們是望塵莫及。我一看這個服裝就是來充數的,不是正規的,本來我們改革局是我們劉文炳局長來做演講,他因為臨時有事,委託我來做演講。我也沒有很好的準備,這個PPT是在以前做介紹的時候用過一個PPT,我想講的題目是目前國務院國資委提出在“十二五”期間中央企業改革發展的核心目標的後半句話,就是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還有前半句就是“做強做優”。我説後半句話主要是切合我們的題目。因為國際競爭力,我們需要“走出去”,當然在國內也需要提高我們的國際競爭力。現在我們已經融入了全球的經濟,但是真正要提升我們的國際競爭力,還必須“走出去”。我們要成為世界一流企業,必須“走出去”。我想就這個問題談一點個人不成熟的觀點。
首先介紹中央企業“十二五”改革發展的總體規劃。去年中央企業會上王勇主任就提出“十二五”總體的發展規劃,就是“一大目標、五大戰略、三大保障”。“一大目標”就是做強做優中央企業,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當時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是中央企業在“十二五”時期提出這樣的目標是不是有點太高了。我個人認為還是有一點基礎和條件,為此還專門為委領導寫了這方面的報告。現在國資委已經明確這項工作由改革局&&,讓我&&做這項工作,我們做了不少的調研,到一些央企和有關的學者和研究機構做了一些調研。總體的規劃,“一大目標、五大戰略”。“五大戰略”就是把我們的轉型升級、科技創新、人才強企和“走出去”,以及和諧發展。“走出去”是五大戰略之一,五大戰略是支撐“一大目標”的。提出“五大戰略”都是非常重要,轉型升級是起著統領的作用,創新非常的重要,剛才張主席講到,我們“散而少核”,我們缺少核心競爭力。我記得跟王勇主席講話的時候,和研究局在探討,過去我們在描述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在2001年提到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技術,我認為發展到今天光有自主知識産權還不夠,因為技術層面有幾個層面,我認為應當有核心技術,要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核心技術,這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的重要的特徵。所以創新非常的重要,創新最重要的保障是人才,所以提出人才強企。第二、和諧發展。除了對企業自身發展之外,還要和我們的員工、我們的社區、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環境和諧發展。也體現國資委對這方面的重視,“五大戰略”需要有“三大保障”,就是改革是動力保障,中央企業繼續要深化改革,在會議上不少企業説到中央企業的改革需要深化和加快,我們的改革比以前更難。國資監管體制的完善是我們的體制保障,怎麼樣的監管協同、怎麼樣能夠促進中央企業的改革發展,相反中央企業的改革發展必然對國資委的體制要推動它的創新,比如中央企業母公司層面整體上市之後,國資委就由出資人機構變成了股東。所以出資人和股東是有區別的。第三、我們要完善加強改進黨的建設,提供組織保障。特別是能夠培育一批德才兼備的企業家隊伍非常重要。後來改革局出來一個專題的報告,它的一個屋樑就是“一大目標”,它的五根柱子就是“五大戰略”,下面“三大保障”是這樣的情況。
做強做優就提出“四強四優”,這是對所有的中央企業提出的要求,每一個中央企業都要在“十二五”期間努力做到“四強四優”。我們的自主創新能力,風險管控能力,我們的人才,我們的資源配置能力,這是最主要的幾個方面。“四優”首先是業績、公司治理、佈局結構、社會形象。在“四強四優”的基礎之上,提出來我們培育世界一流企業。我個人認為做強做優,它的內涵就是“四強四優”,在這個基礎上具備條件的企業要努力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這就是第一點。
第二,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的重要意義。這個意義非常重大。它在幾個方面是有重大意義:一是在和平發展的當今世界,國家之間的競爭主要體現在競爭上的競爭,經濟領域的競爭突出表現在大企業的競爭。大企業體現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中央企業應當來説,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是骨幹力量。中央企業現在已經有38家進入世界500強,上世紀90年代到北京的時候,就講什麼時候中國的企業能有30、50家進入世界500強,我們中國的整個經濟面貌和國家的競爭力就大不一樣,現在光中央企業就38家,我們國家的競爭力突出體現在大企業的競爭力。它有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進入世界500強有多少。二是我們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需要堅持的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市場競爭力,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就必須提高它的競爭力。中央企業在國有經濟中承擔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屬於重要的行業,關鍵的領域,在這裡提升中央企業的競爭力,特別是國際競爭力,我認為對於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
這些年來中央企業的改革發展很快,我們已經具備了一些基礎和條件。我個人的判斷是我們的中央企業就整體而言,我們和世界一流的企業還有相當的差距,但是我們有一部分企業在有一些領域,在個別的方面,我們已經接近或者達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我們給委領導提交的報告,總體央企的目前現狀的判斷,而且我們中央企業發展的願景、發展的渴望非常高,所以不少的中央企業根據自己的情況提出“十二五”打造世界級的企業,我們認為企業追求的目標越高,進步的就越快。中央企業是具備這樣的基礎,但是中央企業還有很多的差距。比如我們現代企業制度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中央企業的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我們中央企業很多都是國有獨資公司或者國有獨資企業,特別是在很多競爭性的領域要打造乾乾淨淨的公眾公司,這樣的話,通過機制上、通過體制上為我們建立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打下基礎。比如我們的管控能力,我們“走出去”之後的管控能力還很弱,我們走出去中央企業目前的軟肋,我們全球的資本研發、人才等要素的配置能力還比較弱,比如我們很多的央企在世界上是最大,也可以説是最好,比如中國移動,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也可以説是非常好的電信公司。但是我們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比較少。
總體的判斷,如果把“走出去”這個概念實際上就是國際化,我們不能從字面上理解,把國際化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己生産,賣到國外,把我們的東西賣到國外,或者從國外來買我們需要的資源等。實際上這是一種貿易和交易。很多企業處於這樣的階段。第二階段,我們已經能夠“走出去”,已經能夠在一些國家推進我們的本土化,已經在有一些國家可以建造工廠,實行研發、聘用當地的人才。第三階段,實際上已經淡化國家的標誌,已經實行全球的資源配置,已經在全球來配置它的資源,全球來整合它的價值鏈。我個人認為中央企業普遍來看還沒有達到這個階段。中央企業達到的是第一個階段和第二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之間,任務非常艱巨,我們真正成為世界級的企業,個人認為我們任重而道遠。
怎麼樣培育世界一流的企業?有一些原則,記得去年年底我們領導讓我給王勇主任彙報,我特別強調兩個原則,第一,我們要以企業為主體,企業是市場競爭的主體,也是“做強做優”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的主體,任何機構包括國資委也不能代替企業的作用。當然國資委作為出資人機構也發揮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一定要市場化培育,我們走到了今天,我們必須在市場競爭中,在競爭中真正能夠鍛鍊培育出來我們的國際競爭力。世界一流企業不是評出來的,任何機構沒有資格評世界一流企業,我們38家進入世界500強,僅僅是在銷售收入的指標上,説明我們有了一定的體量,我們的規模效應已經顯現出來,規模很重要。我不同意有些人説我們僅僅進入世界500強,僅僅是一個“大”,我不太同意,因為我在企業幹了十多年,我的企業是屬於規模經濟效應要求非常高的企業,這個“大”本身也體現著“強”,“大”更有有利於資源綜合整合的配置。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是在銷售收入上,僅僅在個別指標上進入世界500強,剛才主席講的我們還是“散而少核”,這方面還是不夠。所以我們要培育真正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個問題是探討一下我們要培育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的要素,這是我過去談的13個要素,當然這些要素做了一些調整,包括聘請了一些專家,像張秋生教授,他承擔的任務就是購並、重組與整合。我們中央企業要培育成為世界一流企業,作為國資委給予有效的指導。其中我們現在正在研究兩個文件,一是頂層設計,改革局負責頂層設計。二是研究起草的就是要素的指引。我們這個要素不是對企業的經營管理的方方面面,主要是針對中央企業所存在的問題,它需要解決哪些問題最重要、最緊迫,我選出13個方面,比如治理結構、業務結構,業務結構裏是不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比如我們的研發是不是具有持續的技術創新能力,偶爾的創新不行,連續不斷的,這就需要我們有很好的機制、很好的人才隊伍、很好的文化。比如我們的人才管理,我們的企業文化,我們的軟實力,比如我們管理上的信息化標誌著企業現代化管理的水平,比如説我們的管控能力,如果我們“走出去”就是涉及到環球管控的架構,我們能不能有效控制境外的資産,這是我們現在存在的一個問題。比如我們的管理持續的改進創新能力,特別是在商業模式上,在價值鏈的整合上,在産業鏈的優化上,我們的能力如何。比如我們的社會責任的履行,在現在的情況下,作為中央企業以自己經營業績好還不夠,一定要模範的履行社會責任。今年我帶隊去了兩個企業,也是中央企業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的措施,到美國思科,他們跟我們交流,我們有18個中央企業的老總參加了培訓,所有思科的高管跟我們面對面的交流培訓。我們還請了沃爾瑪的邁克,他們的CEO、CFO、CIO、CTU、CUO等等,我們就感覺到文化,他們其中有一個就是社會責任。我們還去台塑集團,他們履行社會責任非常好。一個世界級的企業不光是有自身的盈利能力,還有良好的社會形象,而這個良好的社會形象對於企業的經濟的發展起到非常好的推動作用。
現在我們還正在研究,我們找了一些國內的專家,我們希望能夠制定出體現中國的最高水平、最高權威的要素指引和要素的指導手冊和教材。我們為此而努力,能夠希望以此來引導中央企業從中國一流走向世界一流。現在我們正在研究,包括要素的提煉,包括要素的世界一流的案例,比如風險管控哪些國家做得好,哪些企業做得好,包括中央企業哪些企業做得好,包括世界一流企業的案例,我們進行了十大案例,包括中國主要選了台塑,亞洲是三星,還有美國的GE和歐洲的一些企業,我們想看看他們走過的路給我們的一些啟發。
世界一流企業這些要素在這裡就不再詳細介紹。我想重點談幾個問題:一是關於軟實力。中央企業的硬實力或者中國企業的很多企業的硬實力已經和世界一流企業差距不大。或者説這種差距是可以解決的,拿錢就可以解決,有了資本可以解決你的硬實力,你的規模,你的設備和裝備水平,這些都能解決。但是我們的軟實力拿錢是解決不了。最近一段時間我負責這項工作,研究世界一流企業,包括研究應用到服務業,追求卓越等等,我們看到世界一流企業的軟實力非常值得我們學習。這個軟實力可以轉化為硬實力。中央企業目前的規模體量是不小的,借助於中國的市場,但是我們的軟實力差距很大。我看到包括實例的考察,包括到台塑和美國思科,到了那個企業會理解什麼是創新的文化,什麼是推動職工,每一個員工能夠自覺自願的,能夠為了一個共同的事業,他們能夠去工作、去拼搏,我覺得非常受感動。中央企業最大的差距,一是文化力,一是創新力。特別是到了矽谷,因為思科就在矽谷,所有的企業都能尊重知識、重視人才、允許失敗,無數個失敗奠定了一個偉大的成功。這確實不允許不創新,但是允許失敗,這確實值得我們學習。但是我們的考核,我們機制的完善都需要跟上。他們這種文化、這種自律。文化我舉了像願景、核心理念、企業文化、企業倫理、社會責任、社會形象、領導力、品牌、服務等等。比如品牌,中央企業有38家進入世界500強,但是世界前100個或者在品牌上級幾乎沒有。我記得像中國移動,固然跟在世界上的份額有關,固然和“走出去”國際化的運作能力和水平有關,但是和我們其他的很多方面都有關係,這方面的差距還是很大。
二是公司治理。在這裡中央企業改革的任務非常重,我們建立了以外部董事過半為重要特徵的規範董事會建設。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推動我們的中央企業能夠加快母公司層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股權的改革必然會對於我們治理結構的改革産生重大的影響,這個任務依然艱巨。比如我們企業的領導人,我們怎麼樣能夠使一個人才輩出,特別是領袖級的人物人才輩出,特別是能夠選好中央企業的接班人。
三是創新方面。幾種創新的模式,特別是到了核心技術層面,確實是需要我們自主創新。我們有一些情況可以並購,也可以戰略聯盟可以合作,但是我們自身必須有創新能力。比如商業模式的創新,我們看到很多世界一流企業商業模式的創新,他們能夠搶佔市場制高點,能夠獲得持久的競爭力。
四是管控方面。剛才張主席也説到,我們這麼大,我們企業的規模的擴大對於管理的能力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這個企業達到800億或者1000億,對企業的管理和管控能力需要發生很大的要求。如果使得大企業能夠像小企業具有靈活性,富有活力,我們現在特別要防止一種大企業病,企業做大很容易,比如購並,有錢有資本,銀行容易貸款,但是怎麼整合很難。我們集團的管控,特別是“走出去”,這對我們的挑戰非常大。我個人在“走出去”方面,我想世界500強裏除了中國的企業之外,幾乎所有的企業他們的跨國指數都在50%以上,境外的資産,本國之外的資産利潤,來自於本國之外的佔到50%以上。我們的中國企業、我們的央企不可能像國外一樣,首先我們有龐大的國內市場,歐洲的一些國家,比如芬蘭、挪威等等,他們國家非常小,內需、市場份額很小,他們就很容易,就必須“走出去”。歐洲這些資本主義國家,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傳統上就是國際自由貿易的市場。對於我們來説,我們沒有必要説一定要達到50%以上,我個人認為沒有一定的跨國指數,很難檢驗、很難提升你的國際競爭力。是不是不低於30%,在提出這個指標的時候,中央企業沒有一家能夠達到30%,如果一個指標,比如來自於利潤是達到30%,但是綜合來看是達不到。這就是我們需要努力的地方。管控這個任務也非常重,我們的管理、信息化、流程再造、管理創新等等都對我們提出了要求。我總是想,我們在中國經常見到一些跨國公司跟我們談的都是中國人,什麼時候我們到國外,代表中央企業跟國外,跟東道國在搞經營的依靠的都是本地人,這就是一個重要的進展。本土化也説明問題,現在包括民營企業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中國人。要“走出去”,提升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我們必須實現全球的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我們要在人才最集中的地方搞研發,要在市場最大的地方搞營銷,要在成本最低的基礎上搞生産。國際化的任務非常重。
培育世界一流企業做強做優,中央企業是主體。國資委可以做以下幾項工作:一是培育措施。1、引導企業、分層次、全面的開展“對標”。幾乎每一個企業,每一個世界一流企業都經過這樣的過程。我們看看這些企業,特別是三星,上世紀90年代我1997年去三星,當時在全集團開展質量星經營活動,一種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對標”,哪個企業最好,就和它“對標”,比如財務管理、研發都跟世界上最好企業去“對標”。當時提出的宏觀目標是超過索尼,當時是不可思議的,現在三星是做到了。“對標”非常重要,通過“對標”看看我們到底處於什麼位置,我們的差距有多大。當然“對標”不能簡單模倣,“對標”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必鬚根據自己的情況來進行創新。2、加強培訓交流,不光在國內“走出去”,中央企業的高管怎麼樣能夠“走出去”,領導力的培訓,我們高管的培訓非常重要。3、選擇領導高度重視、條件比較好的企業制定研究實施方案並組織分析論證。這樣的話中央企業來進行推進。二是政策措施,包括預算和改革重組。這些中央企業都需要得到國資委的有效支持和指導。
今天就講到這裡,不對的地方請各位領導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