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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夢都盼著減稅!”
記者調查的幾家中小企業反映,有相當於一半左右的利潤繳了各種稅費
李京生是一家包裝製品公司的總經理。成立於1993年的這家民營小企業,從糊信封、做手提袋開始一點點奮鬥,現在擁有員工60多人。
“我們是跟紙打交道的,如今這個行業的利潤就跟紙一樣薄。”李京生嘆氣説,每種顏色每令紙的印刷費收入已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100元左右降至目前的15—18元,而紙張、油墨、人工的成本嗖嗖往上躥,20年前每月花300元就能雇到一個不錯的印刷工,現在印刷機長的月工資得開到8000—10000元,普通工人也要三四千元,足足漲了10倍多。“這樣一來,擠壓的只能是利潤,我們現在凈利潤率不到5%。”
一年摸爬滾打下來,李京生的公司能賺120萬元左右,但各種稅費卻數量不菲。他掐著指頭一一道來:“17%的增值稅,每年本應交50萬—60萬元,由於我這裡安排了13名殘疾人就業,每人每年能享受3.5萬元的退稅,因此只需交20萬元左右;25%的企業所得稅,每年12.5萬元;城建稅、教育費附加、車船稅,每年5萬—8萬元;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社會保險費每年30萬元。算下來,每年得交70萬元稅費,到手的凈利潤只有50萬元,大約58%的利潤繳了稅費!”
“我們做夢都盼著減稅!”李京生説,中小企業的實際稅負往往比大企業還高。“比如,我們買紙張常常是根據訂單情況零星採購,今天買幾百張,過些天又買幾百張,而大企業至少要夠幾噸才賣給你,並且要求交現金。於是,我們只能向小企業買紙,而他們一般沒有增值稅進項發票,無法用來抵扣成本,無形中我們的增值稅就會多交20%。這種現象在加工型中小企業中比比皆是!”
傳統行業的中小企業稅負高,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情況又如何呢?
江小華是一家生物化學技術公司的財務總監,這家擁有200名員工的民營小企業誕生於1991年,生産飼料添加劑和日化産品添加劑。説起企業,江小華滿臉紅光:“以前國內不能生産飼料添加劑,只能從歐美進口,價格奇高。自從有了我們這樣一批企業,飼料添加劑的價格下降了2/3。別看我們只有這麼點規模,但兩大主打産品的市場份額在國內已躋身前三名,每年還有500噸産品打入歐美市場,是不折不扣的高新技術企業。”
然而,説起稅負,江小華的眼神就略顯黯淡。這家企業一年要繳納200萬元所得稅、300萬元增值稅、50萬元營業稅、35萬元流轉稅附加、15萬元的印花稅、契稅,還有330萬元左右的社會保險費。“這930多萬元的稅費約佔公司稅前利潤的48%。幸虧我們是高新技術企業,享受15%的所得稅優惠稅率,如果沒有這條,稅費肯定超過利潤的一半!”
“我們最希望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能真正落到實處。”江小華説,按照國家規定,生産飼料中的大部分原料和預混合飼料、配合飼料、濃縮飼料等都是免稅的,但在實際操作中,企業必須首先到飼料部門檢測,1個品種交1000元檢測費,20個就是2萬元,約需一週到半個月,通過檢測後還要到稅務部門去審批。“從檢測到批下來,一般要二三個月,北京快一點,也得一個月,有的地方甚至説:‘你先生産吧,我們這裡下半年才批’。可是其間要按17%的稅率繳增值稅,這些産品的利潤率也就是10%左右,這段時間我們究竟是做還是不做?”
“我不明白,這麼簡單的東西需要那麼長時間來審批嗎?況且由稅務部門來批,他們是有收稅任務的,能有積極性嗎?”江小華很是不解。
●稅費負擔為何更重
利潤微薄、稅制結構不合理,徵收方式難以靈活調整,遵從成本高,經營環境惡劣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坦言,目前我國中小企業要繳納、承受6種稅費或“隱性”負擔:
——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等;
——費,包括教育費附加、水資源費、社會保險費等,據估算,通常交1元稅,就要交0.5—0.7元的費。
——有關部門提供有償服務收取的費用,比如集貿市場收的衛生費,這類收費有些定價不合理,但還不能不交;
——一些執法部門為了創收進行的罰款和攤派;
——一些執法部門吃拿卡要等腐敗成本;
——為應對名目繁多的檢查而付出的人員、時間成本等,即遵從成本。
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日前對媒體表示,中小企業的實際稅負已超過30%。
按説中小企業和大企業的適用稅率基本相同,這些稅費大企業也同樣要交,為什麼中小企業的負擔更重?
首先,大企業多處於煤水電、“鐵公基”等壟斷行業,利潤相對豐厚,而中小企業多處於競爭性領域,利潤較為微薄。同樣的稅費佔各自利潤的比例,大企業要明顯低於中小企業。“再加上我國稅制結構不合理,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稅佔稅收比重超過60%。流轉稅不像所得稅,由於對企業所得徵稅,能做到‘掙的少交的也少’,流轉稅對商品、勞務的銷售額和營業收入徵稅,往往是‘掙的少交的不少’,這樣一來,會導致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相比,利潤少,交稅卻不少,進一步加劇了其稅負。”
其次,不少中小企業沒有建立完備的賬冊體系,稅務部門難以對其實行查賬徵收,往往實行核定徵收,將實際銷售收入按預先核定的應稅所得率計算繳納所得稅,如果連銷售收入都搞不清楚,就乾脆採用直接核定所得稅額的定額徵收方式,比如集貿市場往往按櫃臺的延米數定額收稅。“當經濟增速放緩時,如果採用查賬徵收的方式,稅收數量能相應減少,而中小企業多為核定徵收,如果沒有及時下調核定稅率或定額,儘管一些企業的稅負可能低於查賬徵收時的法定稅負,但與過去比企業的稅負會加重。”張斌説。
再次,中小企業的遵從成本與利潤之比要高於大企業。“打個比方,大企業為了配合接受各種檢查,要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成本,中小企業付出的這種遵從成本並不一定比大企業少。”張斌解釋道。
●減稅費還有空間
應完善稅制結構,取消不合理收費,減少行政干預,讓稅費減負政策真正惠及中小企業
在減輕中小企業稅費負擔方面,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認為,近年來,有5項相關的政策措施頗具亮色:
——2008年1月1日起實行的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交納企業所得稅;
——2009年9月19日,《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對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2011年10月1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又將此政策延長至2015年底並擴大範圍;
——2009年1月1日起,將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的徵收率統一降至3%;
——2011年10月2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2012年1月1日起,在部分地區和行業開展深化增值稅制度改革試點,逐步將目前徵收營業稅的行業改為徵收增值稅;
——2011年11月1日起,上調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徵點。
不過,專家也認為,當前中小企業稅費負擔仍然偏重,減稅費還有空間。
應當完善稅制結構,堅決取消不合理收費。“發達國家稅收以所得稅為主體,2007年美國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社會保障稅佔稅收比重高達72.5%。增加所得稅等直接稅比重,有利於改變我國中小企業‘掙的少交的不少’的現狀。”張斌説。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孫鋼則表示,對中小企業的收費,常常是清理了一批,一些地方換個名義又冒出一批。“比如,今年以來一些地方開始收教育費地方附加,凡是交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稅的企業都要交2%的教育費地方附加。這些地方財政不是沒有實力,為什麼非要向企業伸手?”
當中小企業經營困難時,應及時下調其核定稅率或定額。“對於用工達到一定標準的中小企業,還可以考慮在一定時期內豁免稅收。”劉桓説。
改善中小企業經營環境,降低遵從成本。孫鋼認為,政府有關部門應減少對中小企業的行政干預,避免增加其隱性負擔。“對於實行核定徵收方式的中小企業,可以考慮核定其銷售收入的某一比例覆蓋所有稅費,並由一個稅務機關統一徵收。比如,規定中小企業所有要交的稅費就是銷售收入的5%,超出這個範圍的可以不交,類似減輕農民負擔的‘明白紙’。”張斌建議。
此外,還應合理設計稅費優惠政策,真正惠及最大多數的中小企業。“比如,在上海部分行業試點將徵收營業稅改為徵收增值稅,增加最低為6%的稅率,與原先5%的營業稅相比,看似能減輕中小企業稅負,但在實際運作中,中小企業的各種零星購買多無法取得增值稅進項發票,不能抵扣成本,增值稅率又比營業稅率高1個百分點,沒準一些企業還會因此而增加稅負。再如,增值稅起徵點從月銷售額2000—5000元提高至5000—20000元,可是月銷售額2萬元意味著平均每天的營業額才600多元,一個菜販子一天的營業額都不止600元,這條政策惠及的中小企業能有多少?”江小華直言。
劉桓表示,根據有關規定,企業貸款利息可在稅前抵扣,但僅限于基準利率産生的利息。“這樣的規定已與形勢脫節。時下中小企業如能幸運地得到貸款,其利息必定遠遠高於基準利率,應當按貸款實際利率給予全額抵扣。”劉桓説。
有專家指出,中小企業是創新的重要力量、就業的重要載體,要多放水養魚,千萬不要竭澤而漁。 (本報記者田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