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環保意識的逐漸深入，國人對“項目環評”、“規劃環評”早已耳熟能詳。但在環保官員和專家們看來，僅有項目、規劃環評還遠遠不夠，許多更大的環境問題，需要在更高層次即大政策層面予以解決，我國應儘早立法實施“政策環評”。

　　政策環評曾與法定化失之交臂

　　環境影響評價(E IA，以下簡稱“環評”)是指對決策———上層包括政策、法律，中層包括規劃、計劃，下層包括項目建設———實施後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論證、預測和評估，提出預防或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進行跟蹤監測的方法和制度。

　　早在2005年，現任環保部副部長的潘岳公開講話稱：“規劃環評的層次仍不夠，許多更大的環境問題，需要在更高層次即大政策層面予以解決。因此，我們還將儘快開展相應的立法準備和政策試點，爭取早日將政策環評納入法規程序。”環境保護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原主任吳波2008年撰文指出，應逐步推動政策環評，針對地區和行業差異，有的放矢，抓住重點，實施分區，分類管理。

　　據悉，政策環評條款曾在立法進程中受阻。公開資料顯示，早在2003年頒布的《環境影響評價法》(以下簡稱“環評法”)中，就在定稿前夕刪除了政策環評條款。近10年過去了，上述環保部官員稱“政策環評入法的外部條件並沒有太大改變。”

　　由時任的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卞耀武任主編的《環境影響評價法釋義》中透露，在提請全國人常委會審議中，曾將環評範圍由建設項目的環評，擴大到對環境有影響的政策和規劃進行環評。然而，該文指出：“一些常委委員和地方、部門提出，草案關於對政策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國迄今尚未對政策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實踐經驗，國外也才剛開展研究，也沒有成熟的經驗可資借鑒，目前對政策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立法條件尚不成熟。”

　　而環保部環境影響評價司原司長牟廣豐向《經濟參考報》記者回憶道：“當時‘環評法’立法時，有關産業部門曾提出不同意見，政策既然制定就(大體上)是英明的，還用得著環保部門再去評它嗎?”牟廣豐認為，産業部門態度消級的背後，既緣于對行政審批權力被稀釋的抗拒，也緣于“環境保護不利於經濟和就業”的“唯G D P論”的錯誤觀念。

　　我國亟待對重大政策進行政策環評

　　牟廣豐認為，中國亟待對人口政策、貿易政策、能源政策、城鎮化政策、工業政策等宏觀政策環境影響進行全方位審視和修正。

　　比如，在城鎮化方面，此前環保部環境規劃院課題組負責人蔣洪強、張靜就對《經濟參考報》記者指出，中國城鎮化的邊際資源環境壓力依然處於上升時期，中國的城鎮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切勿搞城鎮化的“大躍進”。

　　而在能源佈局方面，以渤海灣溢油事故為例，來自中海油的海洋戰略專家王佩雲則指出，渤海作為內海，海水自我凈化難度大，開發渤海油氣田，特別是淺層油氣田，絕不能操之過急。多位能源和海洋專家均指出，中國的能源政策應果斷實施海上油氣工程從近海向深遠海挺進。

　　牟廣豐還呼籲，只有政策環評，才能避免現在的“西部大開發”變成“西部大開挖”，才能避免“産業轉移承接”變成“石化污染沿海化、重金屬污染內地化”“在改革開放前的歲月裏，由於沒有政策環評，‘大煉鋼鐵’、‘三線建設’製造了眾多城鄉污染，今天一定要避免重蹈覆轍!”

　　“當前，環評大多處於決策鏈的末端，約束範圍過小，只能起到被動反應的作用。有些人所謂的‘循序漸進’、‘按部就班’、‘在項目環評、規劃環評制度完善的前提下再建立政策環評制度’，並不可取。”牟廣豐強調。

　　另一位在任的環保部官員建議，政策環評可從地方政府先行啟動，在政策制定環節即考慮對環境的影響。“相對於一管十幾年、幾十年的政策，規劃、項目類的環評只能是‘小修小補’，國家應該從戰略層面重新審視在制定和已制定宏觀政策的環保性。”

　　對於項目環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環保部專家舉例稱，由於缺乏政策環評，我國環評工作啟動時，項目選址大多已經確定，一些項目的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就緒，此時進行環評大多是要求提出有效的環境治理方案，對於改變項目的選址、選線或者改變項目原料、産品結構等難度很大。

　　至於規劃環評，上述專家又舉例稱，環評大多是在規劃文本形成初稿、徵求意見時才介入，此時規劃已經基本成型，調整空間有限，不可能因為環評不合格而“牽一髮而動全局”。

　　多位專家指出，由於環保部門尚未真正參與到産業部門和地方政府的綜合決策中，加之政策環評未在決策鏈源頭“保駕護航”，行政干預環評審批的現象較為普遍。他們指出，“先上車，後買票”和“上車不買票”的工程項目在某些地方還比較嚴重，一些項目在環評最終結果下達前已經上馬，甚至投産運營;某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擅自發佈文件簡化開發區環評審批手續，擅自擴大開發區規劃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