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伊文

　　江蘇淮安市公安局為了抓捕12名逃犯，于10月22日進行了內部“公開競標”：民警中標後，要向局裏交納1000元保證金，簽下一個月內緝兇的軍令狀。成功的，不但有5000元獎勵，還將有相應的升遷等激勵；不成功的，將扣罰保證金。（《揚子晚報》10月25日）

　　警方試圖通過經濟杠桿優化警力配置，以“重獎之下必有勇夫”方式激勵民警破案。個人以為“招標破案”背後存在兩組矛盾，讓人焦慮：破案的客觀條件，與“中標”警察的主觀願望存在衝突；警察執法為公，與“中標辦案”的個人利益也有衝突。

　　“軍令狀”破案，跟之前所謂“命案必破”的邏輯是一樣的，是將長官意志淩駕於客觀現實之上。抓捕嫌犯的過程受制于法律程序、事件的偶然性，這些都不是警方主觀意志可以改變的。這次金湖縣警方立下“軍令狀”，就要一個月緝兇，依據又在哪呢？個別警察在壓力之下，特別是在被沒收保證金、被迫做檢討的壓力之下，會不會採取一些不合法的手段破案？

　　事實上，今年公安部下發了《關於改革完善執法質量考評制度的意見》，已經禁止將“罰沒款數額”、“行政拘留數”、“破案率”等作為執法考評的指標。説明我國警方已經對“破案率”形成了一個冷靜、科學的看法，避免讓不合理的考評標準，誘發基層警察的違規、違法行為，這是正本清源之舉。

　　從2001年開始，有10多個地方的公安搞過“招標破案”，但整體效果並不好。比如2002年，武漢市武昌公安分局引入了“命案招標”制度，但在2006年取消了該制度，原因在於個別警察的“中標破案”，不利於警方整體的協作。所以金湖縣警方重拾之前多地已然“試錯”的“招標破案”，其長期效果還是堪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