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一直是經濟領域的焦點，溫州模式是民間金融和中小企業發展狀況的風向標，如今，這座城裏有因為資金鏈斷裂，出走後又回歸的老闆；有因為政策突然擴張又縮緊的艱難企業；有靠“個人信用”成長的民間金融市場；還有高房價背後的炒房族，這些故事共同描繪出這座城的多個側面。

　　民間金融成就了溫州實業也成為了溫州模式的一部分。在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看來，溫州的民間借貸市場就是伴著實業起來的。

　　“出走”又“回歸”的胡福林

　　位於婁橋工業區的信泰集團儼然一座現代化的工廠，乾淨的廠區和辦公樓，車間樓與辦公樓隔了一條小路，是一座藍色玻璃幕墻樓房。若不是蕭條的氣氛和在門口守衛的巡防人員，很難將這座工廠與跑路老闆聯絡起來。過去近一個月中將高層和公眾目光引向溫州的正是此前被媒體爆出負債出走美國的信泰集團老闆胡福林。

　　10月上旬，胡福林回到溫州商討公司並購重組事宜，回歸後雖然很少與媒體接觸，胡福林卻陸續開始聯絡生意夥伴和朋友。目前，信泰集團已經全面復工。10月20日，眼鏡事業部的7個生産部門中有6個開始恢復生産。

　　“他上午剛給我打電話説過幾天見一面，因為在他走的這段時間我為他講了不少好話，他説很感激我。”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説。

　　“我與胡福林關係很好，他是我的學生，也是我的副會長。”據周德文介紹，2008年政府推出4萬億救市政策，銀行放貸規模擴大。“那時候很多銀行上門找胡福林，希望他能從銀行貸款，當時政府鼓勵企業轉型，胡福林自己也腦袋發熱就投資了太陽能項目。”周德文説，短短的兩三年的時間，胡福林就投入了6個億，然後遇到宏觀調控，銀根緊縮，銀行大量收貸，為保持信譽只好轉向民間高利貸還款給銀行，銀行收回貸款後不再續貸，老闆只得被逼得跑路。

　　突然寬鬆又突然收緊的政策

　　溫州瑞安的一位企業家稱，溫州多數跑路的企業家都與政策的突然擴張和收緊有關係。

　　“2007年因為經濟過熱政策逐漸收緊，2008年金融危機來了，馬上寬鬆下來，推出4萬億的救市資金，導致物價和房價快速上漲，後來發現太猛了，就在一年內多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現任湖南擔保協會副會長袁國興曾當過多年地方銀行的行長，他認為，有病吃西藥，急於求成，政策的短期行為導致企業像烙餅一樣。“銀根緊縮，銀行就要把錢收回來，收誰的？政府的融資平臺敢收嗎？差的小企業本來就貸不到款，銀行也收不到。只能從稍微好點兒的企業那裏收貸。”袁國興總結。

　　伴隨“個人信用”而生的民間金融

　　在公司出現資金缺口而又從銀行融資無門的時候，很多公司選擇了民間金融。“在周德文看來，溫州的民間借貸市場是伴著實業起來的。“上世紀80年代我剛大學畢業時，溫州很窮的，沒有政策、資源和土地，溫州人開辦企業都是從親朋好友那裏借錢，賺到錢後就會給債主一點紅利，慢慢發展成民間借貸。”

　　小俊來溫州開辦了一個小型傳媒公司，剛創業不久無法從銀行取得貸款，時常因公司資金週轉求助於民間借貸。“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説，我這部車都進典當行四次了。”小俊指著自己的比亞迪説，到了還款的時候把車送去典當行，先把民間借款還上，以保持良好的信譽，資金週轉過來後再把車贖回來。“因為是外地人，剛開始借錢還要抵押，現在有了好的信譽都不用抵押了。”小俊把信用看得非常重要。

　　樂清企業家吳旭升從銀行貸款1000萬，他説，有時因為還銀行到期貸款，自己也需要從民間搞點借貸，但是利息高的不要。“我們有個兄弟會，聯絡很密切。”吳旭升透露，包括他的企業在內，溫州有70多家企業組織成立了一隻幾千萬的基金，當會員企業還銀行貸款出現困難時可以先從基金中挪用，這個組織對企業的準入門檻是規模4000萬以上，以供企業之間互幫互助。

　　高房價背後的炒房族

　　出租車司機楊師傅是溫州人，兩年前把老家的房子賣了，揣著賣房子的50萬做放貸的生意。“高利貸都是月息3分，我的是月息1分，都是放給很熟的朋友。”楊師傅説，現在有32萬放給了一個小老闆，每三個月拿到1萬元的利息。“我不會做高利貸，風險太大，我都借給很熟的人，我知道他家和他家裏的人才敢放給他。”儘管楊師傅已經有150萬的存款，但對溫州的房價還是望塵莫及，一家四口在溫州市區租房子住。“我買不起房子，賺錢的速度趕不上房價的速度。”

　　“溫州人為什麼炒房？因為炒房來錢快。”吳旭升的太太就是炒房團成員之一，“她的利潤跟我差不多，但她只有一個人，我有幾百個員工幫我賺錢。”吳旭升透露他太太十年前就開始炒房，當初是每平米6000元，如今已是4萬元/平米。“還有個老闆利潤是他太太炒房的十分之一。”吳旭升笑著説。

　　但如今受資金鏈緊張的影響，很多溫州老闆開始拋售手中的房産。記者從溫州房産仲介那裏看到，同條件的房屋，10月份挂出來比上半年挂出來出售的便宜20%左右。房産仲介的銷售人員告訴記者，房主的要求是一次性付款。“他們現在資金緊張才會低價拋售，晚付款一個月他們光利息就有十幾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