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20日發佈關於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實施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經濟政策，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研究開徵環境保護稅；加強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具體措施，大力發展環保産業，把環境保護列入各級財政年度預算並逐步增加投入和其他財稅優惠措施。

　　無疑，開徵環境保護稅將為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提供一個優質抓手。

　　縱觀中國經濟，近30年的發展可謂突飛猛進，成就斐然。公開的資料顯示，從1979年到2009年，中國的GDP增長80-90倍，年均增速達15%，2010年的經濟總量更是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經濟增速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但在這值得自豪的成就背後，一些隱憂也浮出了水面。經濟的巨大成就帶來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技術進步、産業升級和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口與資源環境矛盾突出，瓶頸約束加劇。我們可以從最直觀的感受體會到：經濟高速增長與生態環境間的矛盾越來越大，近些年來不少地方為了高速度，山禿了、水臭了、空氣渾濁了(比如今年剛被曝光的嚴重事件就有神農架大建小水電破壞生態環境、雲南曲靖鉻污染事件等)，讓有識之士反思這樣的發展是否值得？即使值得，它是否是可持續的？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而自然資源貧乏的國度，是否允許我們這樣無節制的“增長”？

　　經濟增長本身無錯，也是國家發展必要的條件，但為經濟數據貢獻大份額權重的大量項目的負外部性越來越嚴重，已越來越讓人覺得“不值”。從收益與成本的角度來看，這些項目的收益已經接近甚至已不抵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

　　其實，對於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視早已有之，早在1958年就有“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但一直以來評價這種“質量”的標準不明，模糊的描述性標準難以用作考核各地經濟建設成績的標尺。而可以量化的GDP數據則能一目了然地讓人看到官員和企業的成績。於是“快”在實踐中，逐漸成為壓倒其他指標的硬指標，也逐漸成了各地考核政績的硬指標。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強調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並且強調“好”字當頭穩步前進的方針，這次在強調發展速度的同時更加注重發展的質量。於是，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經濟結構、淘汰落後産能、提倡“綠色GDP”等思想逐漸深入人心，舊的“GDP至上”的觀念越來越不合時宜，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思想基礎越來越堅實。只是目前還有一個老問題待解——創新機制和幹部考核的標準。

　　不過，雖然對“質量”的評價尚無統一標準，但定性的判斷和界定已有共識。早在1996年，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李京文對“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所作的經典定性判斷，已被廣泛引用。他認為高質量的增長至少應符合5項要求：經濟增長主要不是靠投入數量的增加，而是靠科技進步的提高；經濟增長持續穩定，避免劇烈的波動；物價上漲率被控制在合理的限額之內；經濟增長伴隨著産業結構的優化和總供需的大體平衡；經濟增長不以犧牲環境資源為代價。

　　從這個界定出發我們“按圖索驥”會發現，提高經濟“質量”的基礎——科技基礎，我們已經比較堅實——教育部註冊的高校，包括全國重點大學、二本、民辦高校、高職專科學校等2000多所；截至2007年，全國可培養研究生的單位已有795個，其中高校479個，科研機構316個。鼓勵科技進步、人才成長的機制正在形成和完善。

　　而扣除自然資産損失，即扣除生態成本之後形成的真實的國民財富——“綠色GDP”方案的提出，為量化“優質經濟”的標準提供了可能。

　　現在正研究的推進環境稅費改革、開徵環境保護稅、實施污染物總量減排等具體可操作的措施，則將為提升經濟質量、為官員和企業的成績考核提供了具體的“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