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教父史蒂夫喬布斯辭世，終年56歲。喬布斯去世的消息對科技界造成了極大震動。無論是喬布斯的戰友，還是曾經的競爭對手，都對他在業界不可動搖的標誌性地位表達深切敬意。在中國，許多果粉來到北京三里屯蘋果專賣店外，用鮮花和蠟燭悼念喬布斯。(10月7日《新京報》)

　　喬布斯不是神，但世上只有一個喬布斯。就像蘋果始終會缺一口那樣，喬布斯的離去只是遲早的事情，然而，國際政界、商界大佬的悼念遠超預期。有人説，“當代沒有與之相比的政治家、軍事家、甚至宗教領袖，喬布斯的哀榮也可能標誌著人類英雄觀的轉移”。喬布斯是美國的，甚至很多蘋果産品也非一般中國百姓可以消費得起，然而中國媒體與輿論還是將頭版頭條及至鋪天蓋地的哀思留給了“喬幫主”。這是矯情、濫情，抑或深情？

　　問題的答案有賴於我們對“喬布斯”三字的理解或闡釋。美國總統奧巴馬如此評價喬布斯：“通過使電腦個人化並把互聯網放入我們的口袋，他使信息革命不僅變得易懂，並且直觀和有趣……他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重新定義了整個産業，他改變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更多的評論家們開始拿他和托馬斯愛迪生、亨利福特相提並論。如果説喬布斯真的“定義”了整個産業，那麼，在他以每一款閃耀的“喬氏産品”定義之前，他完成的是一個更為基礎的定義——他重新定義了“創新”。何謂“創新”？喬布斯和愛因斯坦、愛迪生、蓋茨有很大的不同，他甚至沒有自己絕對的學説、發明、控股權，但他是一個完美主義的“工匠”——他對産品方向的驚人前瞻力與判斷力告訴我們：創造性地使用別人的成果也是創新，追尋一種完美的用戶體驗也是創新……“不要被教條所限，不要活在別人的觀念裏”。公眾對喬布斯的紀念，不如説是對“極為出色的美感、易於使用的體驗”的感激與吁求。

　　與其説我們在哀悼喬布斯，不如説我們在憂慮于類似“錢學森之問”的命題——中國什麼時候會出現一個“喬布斯”？某種一樣上説，這個問題與“中國人什麼時候才能問鼎諾獎”其實是一個意思。“喬布斯”的出現，離不開一下幾個核心要素：一是寬容失敗的創業環境，喬布斯幾起幾落，也優雅也自大，也完美也無情，在一個“是對手也會是朋友”的市場機制中，秩序與底線寬容了他的創意與才情；二是嚴苛而公正的創新獎勵機制，喬布斯無拘無束地穿越各界屏障，離不開美國本土上有著世界上最令盜版者恐懼的知識産權保護制度，笨拙的實用主義與英雄的經驗主義大行其道，真正的創新者註定會獲得等值的物質與精神獎賞；三是創新立國的生存規則，喬布斯不創新，蘋果註定早在鉅額負債中“爛掉”，有人説，反觀我們的企業，小的融資難，無力創新，大的搞壟斷，無心創新——有技術的無夢想，有夢想的無資本，創新落地何其難也。

　　喬布斯不是問題，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培育自己的“喬布斯”。網傳段子説，喬布斯走了、iphone4S來了，中國山寨廠商抱頭痛哭，“尼瑪我都做出了iphone5，坑爹啊”。我們山寨了iphone5，卻無法山寨喬布斯。就在喬布斯去世的當天，數千名美國民眾匯聚在華爾街附近，開始了抗議活動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他們的喬布斯、他們的金融市場，離我們很遠，但其實又那麼那麼近。(鄧海建)